在15年的报社工作中，自己体会最深的是，报社的同志不能冷淡报道员，不能给报道员拿架子，不能动不动训斥报道员，不能把报道员当作“小伙计”呵来呵去或让他们做这做那，更不能利用报道员为个人捞取好处。真诚帮助报道员、热情扶持报道员，是编辑、记者的职责和义务。这种职责和义务，说小些，是为报道员负责；说大些，是为报社负责———无人供稿，报纸何以生存？

　　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

　　之所以说不是小事，是因为这是编辑部密切与报道员之间关系和培养、壮大报道队伍的好方法，任何报社轻视不得。实际上，给报社来信和来电话的报道员，大都是刚刚起步和正在步入新闻之门的新人。他们或是询问采访经验、写作技巧，或是了解报道思想、发稿要求等，对于编辑、记者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然而对于这些新人而言却是需要下很大决心和勇气的。新闻是门学问，而且是门很值得追求和很有出息的事业。所以，这些人来信、来电话，说明都正在热情头上，编辑部的态度如何，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如果他们满怀期望，却没有引起编辑部的重视，其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而一些编辑、记者与报道员通电话时，态度生硬、冷淡甚至动辙训斥，这简直犹如给他们热情的“火”上泼了一盆冷水，有的人可能会就此搁笔了。这方面的例子并不鲜见。每次下部队，总有报道员反映说，某某报社的编辑脾气太大，一接电话就训人，弄得我们都不敢打电话了，甚至不敢投稿了，怕挨训。有的新闻干事反映说，某某报社的编辑太难接待了，怎么办都满足不了他的要求。据了解，有的“要求”实属过分，远远超出报道员所能承受和解决的。有的陪同一个星期，累倒了一周。还有的总嫌招待规格太低，不是床不好就是饭不好，不是说新闻干事没能力，就是说单位领导不重视，牢骚满腹。更有甚者，一点要求不满足，就给“脸色”看———不给用稿！这些虽说都是个别现象，但影响的却是整个报社的形象。

　　报道员是报纸的依托，不关心报道员和不热情对待报道员，是一种失职。编辑、记者接到报道员来信和电话后，热情回复、认真对待，哪怕再简单的解答，哪怕一点一滴的鼓励，哪怕寄几张报纸和一两本业务刊物，都会令那些以为报纸高不可攀，以为自己不是搞新闻“料”的人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这样的例子依然很多。有位驻高山观通部队的战士，单位领导特别支持他学习新闻写作。由于驻地太偏僻、条件太艰苦，这位报道员采写水平很长时间也没有提高，他觉得辜负了同志们的期望，因此非常苦恼。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给我写了密密麻麻8页纸，全是牢骚，也全是期望。我立即回了信，告诉他什么是新闻，怎样抓新闻，以及有关采访、确立主题、选择事例和审稿、投稿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我还给他寄去了几本《水兵记者》杂志，并把他的信整理成了一篇“酸甜苦辣”稿件刊登在《大家办报》上发表了。不久，那位报道员来信说，当我的回信和寄的杂志到了山上，“山上沸腾了”，几十名官兵争相传阅。特别是稿件发表后，山上的“最高指挥官”当即宣布给予这位报道员嘉奖一次和30元钱奖励；并让杀一头猪，几十名官兵全体“过年”，以示庆贺。这位报道员自此从消沉中走了出来，更加勤奋地学习和练笔，不久被上级调到报道组。两年后，他路过北京，进门、敬礼之后，神情异常激动地说：“老师，我是特地来向您报喜的，我考上军校了”。

　　驻某海岛部队的一位报道员，写稿总见不了报，周围还不时传来讽刺挖苦之声，他一气之下摔断了笔。他来信说“甚至活着没意思的念头都有。”我立即回了信，讲做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都要有经受挫折和准备失败的心理。尤其是新闻这碗“饭”，是一碗很好的饭，但不易吃到，必须下大功夫下苦功夫才行。我还现身说法，讲自己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并寄去“报道提示”、《水兵记者》杂志，让他以后把稿件直接寄给我。一封信，使小伙子又振作了精神，加上我一边帮他改稿一边帮助“推销”、“游说”稿件，他很快入了门，第二年就被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

　　驻秦皇岛某部队有位报道员，新闻基础较差，但热情很高，学习劲头很足。他来信一会儿询问这，一会儿询问那，我不厌其烦地帮他解答和修改稿件，小伙子很快有了成果。1992年我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等媒体的记者去他们单位采访时，听说我来了，大冬天的，他在会议室门口硬是等了两个多小时，都冻感冒了。待见到我后，他鼻涕、眼泪一块儿往下掉。在场的同行们无不感动地说：“编辑混到这份儿，够幸福的了。”小伙子退伍后，凭着200多篇稿件的“硬件”，被安徽省一家农业银行优先录用。2004年春节前，已经退伍10多年，现已当上了客户部经理的他，给我寄来了一对可以防止颈椎病的“野菊花”枕头。他在电话中说，老师，我经常想起您啊！

　　驻山东某部队有位报道员，是大西北人，家里生活很困难，初中没毕业。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在紧张的训练之余，喜好上了新闻写作。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冒昧”地、“斗胆”地来信（他信上的话）求助。我很快回了信，鼓励他勇敢地面对生活，坚持学习好新闻写作。我给他寄书、告诉“线索”，还经常打电话指点。小伙子很争气，一年多就发表稿件数十篇。到了退伍年限时，由于搞报道参加集体活动少，所在连队第一个上报他退伍。部队每年都要留下些骨干的，这样的人才“流失”了太可惜。我马上打电话找到他们部队的主要领导，建议把这位已经入了门的报道骨干留下来。巧的是，那位领导我认识———海军部队清正廉洁的典型。从来没有走过“后门”的他，被我的话打动了：“为了部队保留人才，就破例走次‘后门’吧！”这样，小伙子被留了下来。到四期士官时，小伙子已经发表各类新闻稿件、图片等1500多篇（幅）。去年底，他转业后，很快被家乡电视台聘用。在电话里，在来信中，他的感谢话，一听就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

　　有位报道员，3岁多的儿子患了很严重的病。夫妻俩抱着孩子从东北到北京求诊，没想到医院光诊断费一项就要数千元。他们没带那么多钱，就到某报社寻求帮助。我听说后，立即帮助他筹措了所有经费，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期间，我还带爱人去招待所看望，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七八年过去了，前不久这位报道员在电话中提及这件我几乎快忘记了的事时，仍然是非常感慨。

　　有位报道员，在到报社发稿的路上，无端被纠察给打了。我让他把过程写出来，发表在海军报上。没想到，这位报道员所在部队的军务部门领导大发其火，非要给他处分。电话中，小伙子又哭了。我安慰他之后，分别给他所在部队领导和他上级单位宣传部门领导打了电话，坚持没有让他挨处分。

　　这样的事例，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的体会是：冷淡报道员的结果可能会使很有希望的人失去了机会，善待报道员的结果可能会使基础不怎么好的人获得成功。

　　通联工作，累、烦杂不说，一年下来忙忙碌碌不容易出成果，是真正的为人作嫁衣裳和甘当无名英雄的岗位。我一干十多年。现在想来，这项工作意义很大，是报社与报道员之间的一座桥梁。出于对报社负责的精神，我一直以热情的态度，真诚地帮助和扶持报道员。很多战士报道员到了北京直接找我，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我就力所能及地尽好地主之谊。特别是在报社学习的报道员，逢年过节，我都要请他们在家里吃顿饭。一次“八一”节，9个小伙子，把我家里能吃的能喝的全部报销，凳子不够全体站着。十几年过去了，大家提起来还感慨万分。这些年来，自己不知为多少报道员的学习、提干、转士官找过“关系”（这是自己的弱项，很多次都是硬着头皮做的），不知为多少报道员买过火车票、接送过站，等等。我的付出，得到了报道员最真切的回报：每年春节，我家两部电话一刻不停地响，都是拜年的。今年春节，我特意作了一下统计，电话和短信总共近400个（条）。有一次到海南的部队去，听说我来了，三亚的32名报道员齐刷刷地向我报到，感谢的话说不完。很多报道员对我说，这辈子什么时候上北京，一定先去看您。

　　尽管自己至今没“混”出个啥名堂，但一想起被那么多的报道员当作了知心朋友，心里反而觉得更是一种幸福。我爱人开玩笑说：“你的朋友怎么都比你年龄小、职务低？”我说：“因为这些人需要我帮助。”

　　1993年《新闻传播》杂志发表了我写的一篇小稿，题目是《劳好“举手之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知道，态度哪怕稍稍热情些，话语哪怕只有短短几句，带来的结果有时都令人感到欣喜：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报道员由此写稿见了报、转了士官、提了干、考上了新闻系和退伍后成了地方报社、杂志社及电台、电视台的编辑、记者或宣传部门的干部等等。我不能贪功于己。但每年接到的报道员的报喜信上，总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没有您当初的鼓励和拉一把，就没有我的今天……

　　什么叫幸福？这就是幸福！

　　（作者系海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