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骆驼”宋晓国的报道，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这里，我以这个典型的采写过程为主线，并结合近年来本人在新闻采编实践中的体会，谈一谈大力增强新闻疏导性的问题。

　　一、“大漠骆驼”宋晓国的采访过程

　　四月下旬，当我受领“大漠骆驼”宋晓国的采写任务后，起初真的很犯难：宋晓国是一个任现职5年多、先后干过两个团、作风很扎实的团政委，部队官兵有的称他大漠骆驼，有的称他“实政委”。所做的事情十分平凡，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壮举，连一个让人一听就很惊叹、很新鲜的所谓骨干事例都没有。听新闻干事介绍，只是一个劲地说，总政李主任对他很感兴趣，给他很高的评价。

　　当时军区和底下部队搞报道的同志对叫响这个典型也没多大的信心。他们只是说，李主任有交待总能上个头条吧。我说，如果按现在这些材料写稿，头条也不见得能上，军委总部领导表扬批示过的也不是每一个都能上头条。再说，如果只是凭“批条”去上个“头条”，还要我们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我对大家说，社长总编反复强调，越是领导重视的，越要下功夫弄好稿子。平常要上个大稿子很难，要在头版头条上一显身手就更难。既然有了“批条”，有了许可证，可别轻易糟蹋了它，而要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平常难于实现的新闻追求体现到这一典型宣传中去。否则，你拿着那么大的批条上了一个赖叽叽的头条，领导不满意，读者不买账，那就像给了你奔驰车，给了你高速路，还给你发了特别通行证、配了警报警灯，你却跑不过乡村土路上的马车牛车。那就是最大的窝囊！

　　“露”出来的东西不太精彩，只能挖“埋”在深处的东西了。我们定下了这样一个采访思路：就是不能拿宋晓国这个典型当“棍子”来打人，当“鞭子”来抽人，当“帽子”来压人，当“框子”来套人，当“绳子”来捆人，当“牌子”来挡人。而要把他当作党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当作英雄与凡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当作报纸与读者之间交流的载体。一句话，就是要强化这个典型的疏导性色彩。要通过宋晓国这个典型，使读者看到某种希望，增强某种信心，受到某些触动，得到某些启发和慰藉，要让大家以自愿和愉快的心情看了我们的报道后，心情更良好，情绪更稳定，士气更高涨。而不能让大家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有“来头”而没“读头”更没“学头”的典型。

　　这样的采访基调，使这个典型在“原材料”的采访和挖掘过程中，就不断地增强了他的人文色彩和疏导价值。这个过程分为如下7个采访阶段：

　　一是集体采访：重在看其它媒体的不同“关注点”。兰州军区组织了一个由近10家首都新闻单位10多位记者组成的新闻采访团。我在参加集体采访时，重点放在了解其它媒体对宋晓国的关注点上。从他们的提问和交谈中，我发现，《中国青年报》关注的是宋晓国与青年人的沟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更关注的是宋晓国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联；中央电视台则更关注宋晓国熟悉和驾驭新装备的能力；《解放军生活》等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宋晓国如何知兵爱兵上。

　　二是单个访谈：重在找到主人公的最佳“闪光点”。我和宋晓国先后进行了三次单独访谈，离开团里后，还进行了5次电话聊天式的采访。我发现宋晓国身上有这么一些闪光点最让我感兴趣：他特别强调带兵首先要爱兵，爱兵首先要信兵。他说，平时完成任务靠战士，打起仗来也要靠战士，为什么我们有些带兵人却总是信不过战士甚至总在怀疑和防备战士？这是其一。其二，他很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他总说，一个农民儿子，当到团政委已经不容易了。团长政委其实是最锻炼人的岗位，给了这个权力、这个机会、这个舞台，就要好好干点事情。其三，他对党有很强的归属感。他常说，我是党的人，党让我成人，我为党成事。得知一位战士为了转士官而让家里把耕牛卖了作为“活动费”时，他气得双手发抖地吼道：战士家长在卖牛，我们就是在“卖党”！把共产党搞垮了我们有什么好处？其四，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他多次给我谈到，要学会与自己相处，给自己一个和谐的心灵。这些东西，在当前很有针对性，很有疏导价值。

　　三是小型座谈：重在找到不同阶层的人对主人公的“兴趣点”。我们先后请与宋晓国搭过班子的人、跟宋晓国接触最多的人、受到宋晓国帮助过的人进行小型座谈。并先后召开了机关干部座谈会，基层干部座谈会和连队战士座谈会。这些小型座谈会，重在帮助我们了解不同阶层的人对宋晓国的兴趣点有哪些。

　　四是网上征文：重在找到主人公与群众最集中的“连接点”。为了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挖掘宋晓国身上的新闻素材和新闻价值，我们列出了“你对宋晓国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你对宋晓国最有感触的一句话”、“你对宋晓国最为佩服的是什么”、“你最想对宋晓国说什么”、“你受宋晓国影响最大的有哪些方面”以及“你希望记者怎样采访和报道宋晓国”等20多个小题目，在团局域网上开展征文。结果，一下子征集到800多篇文章。这些出自官兵之手的文章，有故事、言论、书信，还有诗歌、对联等等。从这些征文中，我们发现，官兵们对宋晓国最感动也最感兴趣的是，其一，他对兵信得过、想得细、爱得深；其二，他能与官兵有共同的爱和恨，用战士的话说就是，我们讨厌的事政委也讨厌，我们喜欢的人政委也喜欢。其三，他不古板，很开通，自己有本事，还能保护和重用有本事的人；其四，他很厚道很善良，跟着他干心里很踏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官兵们对宋晓国的这些共同的喜爱，就是主人公与群众、与读者的连接点。

　　五是家庭访问：重在挖掘主人公情感世界的“隐秘点”。在宁夏、兰州采访结束后，我们专程赴甘肃省天水市采访了宋晓国的妻子和儿子。他的妻子告诉我们，宋晓国在战士面前很活跃、跟战士一聊就是个把钟头。可是一回到家，几乎是一言不发。有一次他躺在沙发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两个多钟头没换一个姿势。眼角上还不时地滚出泪珠子来。妻子叫他吃饭，他说不吃。并大声叹道：一边大喊培养人才，一边这么好的人才就是留不下来。妈的，这是什么事啊！原来，团里两名很懂新装备的二级士官，因为没有名额转不成三级士官只好眼巴巴看着他们退伍。宋晓国心疼极了，第一次听他骂娘。

　　六是随机探讨：重在找到拓宽思路的“新亮点”。那些天，我们座车、吃饭、散步，甚至在理发店里理发，都要与认识和不认识宋晓国的人探讨宋晓国。目的就是要找到拓宽思路的新亮点。有一天，我们坐宋晓国的专车出去买书，就问他的司机小谢，你对宋晓国最佩服的是什么？司机说，我最佩服他的大气。我是前任政委的司机，他来了后，机关要给他安排新的专车司机。他说，小谢不是挺好的吗，就让他开。机关的同志提醒他，过去从没有后任政委接用前任政委司机的情况，这样怕有点“那个”吧。宋政委发火道：我最痛恨人家说谁谁是谁的人。都是党的人，干嘛非要把人分成山头派别呢？这种作风害了多少人啊！这些随机探讨中得来的零星思想，帮我们拓宽了思路。

　　七是梳理补充：重在弥补下笔之前的“遗漏点”。写稿之前，我们按照定好的路子，请大家一起对采访到的材料认真地过了一遍，把每一篇要用哪些材料，哪一段要用什么故事、细节，都推演一遍。结果发现，采访本虽然记得满满的几大本，但真要落起笔来，还是缺少不少主料或辅料。找到这些“遗漏点”后，我们便进行了缺啥补啥的定向定量的补充采访。

　　二、“大漠骆驼”宋晓国的写稿过程

　　如果说，采访的过程就是用过去的信息积累与现在的新闻发现进行碰撞和对接的过程，也是作者的心灵世界与采访对象的心灵进行碰撞和对接的过程，那么，写作就是将这两种碰撞与对接化为媒体与读者碰撞与对接的过程。为了将我们在采访过程中的疏导性追求，更加充分、准确和艺术地体现到我们的每篇稿件之中，我们在“大漠骆驼”宋晓国这组稿件的写作过程中，注重了以下四点。

　　一、想着“目标读者”，在针对性中让疏导性更到位。一些很走红的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并不是他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从一开始就对着千千万万人去作词、谱曲和演唱，而是因为它有很明确的特定听众，甚至一首歌是为某一个人而写而唱，结果却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一个好的典型，不仅对典型自身要有明确定位，对典型的影响对象———读者，也要有明确的定位。“大漠骆驼”宋晓国整组报道有“大目标读者”———部队团以下官兵；3篇通讯又各有“小目标读者”，第一篇《“大漠骆驼”的情怀———士兵眼中的团政委宋晓国》，“小目标读者”是战士，重在写官兵之间的和谐；第二篇，《“大漠骆驼”的实劲———干部眼中的团政委宋晓国》，“小目标读者”是干部，重在写上下之间的和谐；第三篇，《“大漠骆驼”的心曲———团政委宋晓国眼中的“骆驼精神”》，“小目标读者”是旅团班子的领导，重在写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三篇通讯各自的“小目标读者”定下来，我们又进一步明确每篇通讯里每个部分的“分目标读者”———就是这一段的每个故事是讲给谁听的，每段话、每个细节是写给谁看的都要有数。例如，在第一篇通讯的第一部分小标题是：“冲着他，我也愿在这多干几年”。

　　这一段，就是写给那些不为在部队图什么政治荣誉，也不想得什么实际好处的战士看的。这些战士，入党不想，立功不盼，转士官不干，他们在那么艰苦的部队里干，动力何处来，靠什么安下心？就是靠领导的公正公平，领导的能力素质和知兵爱兵的人格力量。就是自古有之的“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朴素感情。实践证明，写稿的时候心中想着“目标读者”，就能在针对性中使疏导性更到位。就像歌手唱歌时心里只想着自己的母亲，结果却打动了千千万万个母亲，心里只念叨着自己的恋人，结果却打动了千千万万个恋人一样。

　　二、留着“泥土气息”，在贴近性中让疏导性更亲切。大漠骆驼宋晓国三篇通讯，都是“讲故事加拉家常”式的访谈录，所讲的故事很平常，所讲的道理也很土气。这是我们在写稿过程中有意为之的。我想，作为“混迹”于大众之中的记者，还是不能太“脱俗”了。而要保持应有的尘埃气、泥土味和“草根腔”。这样我们才会对那些听起来、看起来很“俗”，想起来、品起来却很合常情常理的东西感兴趣。

　　三、对着“要害部位”，在透彻性中使疏导性更有力。新闻的疏导性不是和稀泥，不是一味地说好话，而是要围绕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在讲真话、办真事、做真人上立起是非标准，抓准要害之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帮人说了话、作了主、出了气。这样的疏导性才更有力度。我们在三篇通讯里，分别抓住了“带兵人不信兵”、“当领导怕上不怕下”和“用人不公风气差”等部队普遍反映的要害问题，作为宋晓国典型报道的“疏导重心”。虽然用的事很平常，讲的理却很透彻，使许多读者读过之后拍手称快。例如，在报道把人用好才有好风气时，我们用了宋晓国这样一句话：靠“送一把”用起来的人肯定要干“捞一把”的事。类似这样的话，不少被人引用来写言论。

　　四、冲着“打下烙印”，在品牌性中让疏导性更美丽。写稿之前，我反复鼓励大家，并不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才可以出精品佳作，解放军报同样可以胜人一筹。我们这组稿子，一定要超过其它任何媒体，要让军报拉出来这峰骆驼成为“最佳骆驼”，’98抗洪、迎接澳门回归、许志功、范匡夫的报道，我们都是与首都各大媒体的高手一起过招比试过的。我们拿出的东西都胜人一筹。这次大漠骆驼报道，大家也公认军报的报道最成功。冲着给人打下烙印，我提出明确要求，三篇访谈不许出现“记者问道”“他笑道”等老掉牙的词儿。宣传设计完成后，我们几个同志分头拉出初稿来，之后，一篇一篇在一起通读，读完之后大家发表看法和意见，再互相交流修改，并提出三条标准：一要念起来很顺畅，不嗑巴；二要听起来很亲切，不生硬；三要品起来有美感，不粗糙。相互修改完之后，我又将所有稿件统了一遍。回到北京后，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冷却了两天，再冷静地一看，发觉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算个毛坯。首先，三篇通讯字数都在5000字以上，太长，必须压到3000字以内。第二，文字虽然通顺，但没有韵味，离发表距离很大，离美文佳作相距甚远。为了更精炼、更精彩，我先后七易其稿，其中第三篇通讯压到只有3023字时，我觉得实在压不动了，放了一天，第二天用了半个上午，硬是再压掉了27个字，直到电脑显示出2996字，我才罢休。把这些稿子交上去后，我又按照当时的政工部徐生副主任和王社长、孙总编的意见指示，对这组稿件的大标题和副标题作了修改。最后才产生了现已见报的这组通讯。

　　三、关于新闻疏导性的几点启示

　　一、我们完全可以多有一顶“帽子”。

　　2002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去年年底，我先后到军队和武警的4个师团级单位采访，这些单位的带兵人共同的感受是：现在部队的凶杀和自杀现象、官兵中患精神病和精神抑郁症的人数，都处在高峰期，且有上升之势。这两个信息发出一个呼唤：读者需要有力的指导，更需要得力的疏导。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强调新闻疏导性，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作用。新闻舆论在努力实现指导性与疏导性结合中，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处理、分析、判断、解读，形成包容差异的力量与氛围，提供化解矛盾的思路和方法，产生凝聚人心的动力和智力支持。最终形成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舆论影响力。这就是新闻宣传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军报人在继续戴好新闻指导性这顶“帽子”的同时，应当自觉地喜欢上新闻疏导性这顶帽子。有些稿子应当指导性色彩浓些，有些稿子则应当疏导性色彩浓些。这次“大漠骆驼”宋晓国的报道之所以能够以较强的疏导性色彩取得大家的认可，是因为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将新闻疏导性这一理念体现到了采访和写作的全过程。这一典型宣传的成功，又进一步坚定了我追求新闻疏导性的信心和决心。

　　二、我们应当彻底走出一个“影子”。

　　“大漠骆驼”宋晓国这一典型报道，能写得如此“柔和”。表面上看是文风文法的成功，实质上却是文格文德上的突破。是新闻理念的更新，是新闻功能的拓宽。反思自己的新闻实践，我发现，“两报一刊”这个忽隐忽现忽浓忽淡的影子，或多或少总在影响着我的观察视野和写作心态。有些问题我碰都不敢碰、有些文体文法文风我试都不敢试，总是强调《解放军报》是一张政治性很强的报纸，是以指导性、严肃性为特色的报纸，似乎不端着架子、板着面孔、鼓着腮帮、皱着眉头、瞪着眼睛说话行文，便有失我们的“大报风范”。我意识到，“两报一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罩在军报人头上的带有灾难性色彩的光环，并没有随着彻底否定“文革”而彻底抛弃；它留下的阴影仍然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成为我们的潜意识、潜规则，在捆绑和束缚、压抑、扭曲着我们。这些东西，也许我们都不敢正视，不愿承认，但只要我们冷静地看看我们留在版面上的“左”的痕迹和“死”的空气，冷静地想想我们还有多少应该而且能够突破的“禁区”和所谓的“敏感地带”，冷静地想想我们与其他实力媒体存在的差距，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很艰巨，解放思想的潜力还很巨大。要显示新一代军报人的理智和成熟，就应当对这种感觉的隐性存在，进行一次显性革命，使自己清醒地、坚决地走出这个影子。解放军报是“军委机关报”，我们理所应当在这一具有权威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定位中，注重完成好情感的回归、战略的反思、心态的调整、角色的到位。在强化“为部队建设服务，为广大官兵服务”的意识中，进行报纸宣传的谋划、策划、组织、生产，打造影响大、作用大、潜力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报形象。

　　三、我们要在找对三个感觉中走对路子。

　　社领导在给我讲如何办好《经常性思想工作闻思录》栏目时谈到，我们常说“守土有责”，如果我们的报纸办得让人生厌，叫人倒胃口，甚至送到人家手里都没人看你的报纸，办报权发行权虽然没丢，又有什么用？你不但没为党争取群众、赢得民心，还把人给搞烦了，搞怕了，气跑了。这不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水土流失”吗？这不是变相地丢失了阵地甚至比丢了阵地还可怕吗？新一届社班子还提出了要有“一怕报纸出差错，二怕报纸没人看”的“两怕”观。我深感切中了要害。回顾这次“大漠骆驼”的采写经历，我发现，新闻宣传的艺术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对指导与疏导、服从与服务、出活与出彩关系的把握和处理。如果在这三个方面找对了感觉，新闻疏导性的意识就会提高，增强新闻疏导性的路子就能走通走活。

　　一是在指导与疏导间找对感觉。在指导与疏导之间，我们既不要无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更不要将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成功的指导就包含着有效的疏导，有效的疏导便是艺术的指导。

　　二是在服从和服务之间找对感觉。我们这张报纸，当然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但是，如果在采访、写稿、画版等办报实践中，我们不强调服务性光强调服从性，这张报纸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把读者得罪了，读者远离你了，不理你了，你还服从谁呢？（本报开办《经常性思想工作闻思录》这个专栏，就是我们服务意识的体现。从第一期一直发下来，我们都体现着很深刻的服务意识，比如说《告别“精神亚健康”》的编余絮语，我临时加了一段首都新闻界告别21世纪亚健康的10条标准。这就是个服务意识。刚开始我们没给这个栏目编号，有的读者打电话来，说有时出差回来，不知道这个栏目上了第几篇了，不利于我们剪贴收集。我向总编报告了此事后，总编说，从下一期开始编号，并把前8篇见报时间一一列出。读者非常高兴，感到军报真把他们当上帝了。这样的服务是举手之劳，是对“服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服务”。）

　　三是在出活与出彩之间找对感觉。这组“大漠骆驼”的报道，几乎都是用讲故事、讲哲理的办法串起材料。许多人读了都说很过瘾很精彩。类似“靠‘送一把’用上来的干部，必定要干‘捞一把’的事”等精彩语句常被人引用。这就是对我们“要出活更要出彩”这一追求的回报。有些人一年到头也没闲着，“活”出了不少，就是很少出彩。而要出彩，就要在“三贴近”尤其是在贴近人心、疏导人心上下功夫，见水平。这是被许多成功报人所证明了的定律。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