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恢宏的新闻史长卷
——荐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楼小毅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部内容如此丰瞻的著述，书名《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分三大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达250万字的“通史”，是我国新闻学史方面的50名专家通力协作，历时10年才编写成功的，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成就，值得我们为之高兴。
我国新闻通史的编写，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是轻易能搞成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有将近1300年的封建社会办报的历史，有一百多年外国人参加办报的历史，有一百多年资产阶级办报活动的历史，有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从事办报活动的历史。在我国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出现过6万多种报刊，1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过几百次大小不等的有影响的宣传战役。这些都是我国新闻史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中国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更何况由于时代的发展，新闻事业不断进步，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新闻史不只是报纸史一个内容，其他还包括期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漫画、新闻纪录电影、新闻界人物、以及编辑、采访、印刷、出版、广告、发行、经营管理和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新闻法等新闻业务领域，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都要做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行必要的概括和总结。从地域上看，则不仅要着眼于祖国内地，更要兼及台港澳地区。甚至还要顾及华侨华人在国外的新闻活动等等。以上这么浩繁的内容，在以往的一些新闻史著作内，留下不少空白和缺门。而这部“通史”都一一涉及了。它的时间跨度是很大的，它从先秦两汉一直写到当代，上限起于公元前三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时间跨度达2200年。一部书在纵上要囊括上下两千多年，在横上要概述我国版图内的新闻活动，这是颇费功力的，是难于达到的。它需要几代新闻史的研究者付出多么巨大的辛勤劳动啊！可以说，这部书是我国几代新闻史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有些人并没有直接参加写作，但是历史上新闻史研究者的成果都被吸收进本书中了。
书的内容这样丰富，如何设置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有机的系统，这是不容易的。只有设置了这样的提纲，才能进行编写。本书的第一章是“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这一章里分述了唐、宋、元、明、清的早期报刊形态与活动。我国近代报纸的出现与外国传教士在我国的新闻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本书第二章是“外国人在华早期办报活动”。从第三章“中国人自办报刊历史的开端”起，就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设立专门章节了。这样做，眉目清楚，发展的脉络一目了然。有时一个时期内容很多，就分列成几章，使人看到总貌。比如十年内战时期就分设成四章，第十章是“十年内战时期的党的新闻事业”，第十一章是“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第十二章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私营新闻事业”，更有第十三章专题论述“反文化围剿中革命报刊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看完这四章，对十年内战期间敌友我三方宣传的形势就有明确的概念了。当然，在叙述过程中是以我为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本书也设置了四章，第十四章是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第十五章是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第十六章是这一时期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的新闻事业；第十七章是“香港的抗日新闻事业和海外华侨抗日报刊”，这样的设置就使得读者对本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此后又是按历史发展先后安排章节。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闻事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于是第二十四章就分为十一节分别介绍了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以及新闻传播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的新面貌。本书的第二十五章专门介绍了“1949年以来台、港、澳新闻事业”的轮廓。本书共设置25章，把我国新闻事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盘托出。这样的设置是比较科学的，能把各方面的内容恰如其分地摆布开来，令读者有个概括的了解。“通史”能使50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条不紊地按计划顺利撰写完成，这与制定了一个合理成熟的提纲使大家有所遵循是分不开的。
新闻史的研究，同阶级斗争史、政治斗争史和政党史是密切相关的。在阶级社会中，新闻史就是研究各个阶级和阶层以及政党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我们不仅要研究不同政治党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宣传了什么思想，围绕着什么政治目的进行斗争，还要研究他们是如何宣传的，怎样发挥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战斗作用。因为这是新闻史，要研究新闻业务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在“左”的思潮影响严重的时期，有些新闻史著作，只说明某家报刊的政治背景，宣传了什么思想，而没有说明它是如何宣传的，在宣传方法与效果上缺乏论述。这部“通史”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有些章节专门讲了新闻观的认识是如何深化的，在新闻业务上有些什么发展变化，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和进步报刊的优良传统，能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类型报纸的办报经验。也可以说，这部“通史”写的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史”了，而没有写成政治史或党派史。比如，辛亥革命时期，办报地区有所扩大，读者对象逐渐下移，大多数报纸由近代形态报纸发展为现代形态报纸；原先报纸多以政论为主，辛亥革命后新闻的比重加大，新闻条数增多，除消息外，又增加了通讯和特写，并且出现了新闻摄影和广告等。到民国初年，新闻体裁出现了专电，写作渐趋于成熟。报纸还出现了副刊，摄影、图片、漫画也在发展，还开始有了新闻电影。“通史”对于新闻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十分重视，有些章节作了重点总结。
一部新闻史也可以说是千万新闻人物的新闻活动史，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新闻代表人物，通过新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一幕幕新闻业者的活动场景。从“通史”中我们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记者，民国初期有“报界奇才”黄远生，他写的新闻通讯是民国初政治风云的真实而详尽的记录，至今对研究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还有重大参考价值，既是新闻，也是信史。有人称他作为民初杰出的新闻记者，是个巨人。他开创的“新闻日记”体裁，每日必登通讯一篇，“有独特的新闻则纪新闻，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这在当时的报纸上是一种创新。稍后的邵飘萍也是蜚声全国的“新闻巨子”，在我国新闻史上，他是第一个重视通讯社，并以通讯社为依托成功地开展新闻采访和报道活动的著名记者。后来他创办了京报，在“五四”运动期间，是亲身参与运动全过程，报道和评论运动的发展的记者，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是我们党的第一代新闻战士。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新闻作品和办报经验。在他们之后，我国又不断涌现了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杨潮、邓拓等许多著名记者，他们站在革命立场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新闻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活剧。他们的英名永远留在革命新闻史册上。作为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就要很好地继承老一代新闻家们的优良传统，接过他们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新时期的新闻报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尽责。
“通史”这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靠少数人孤军奋战或小团体作战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参加这次“通史”编写工作的有50人，他们来自我国24个单位，几乎全是研究新闻史的专业或教学人员。他们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编写任务，前后投入了10年光阴，的的确确是“十年磨一剑”。我国的新闻史研究者有个好传统，就是在编写任务面前，个个自告奋勇，不畏惧艰难，善于战斗，他们没有“同行是冤家”的旧习气，而是把同行视为“战友”，奋发努力，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这个编写集体有一个编委会，推选出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三位同志任正副主编。方汉奇教授是新闻史学会会长，我国著名的中国新闻史专家，宁树藩教授也是著名专家。他们身先士卒，亲自执笔编写、改稿，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们有一个“规矩”，谁最熟悉哪一段内容，就由谁写那一段，因此从执笔者名单中就可发现有时一章中的作者很多，有的分工是按节按目来分的，这样做好处是保证每个执笔者都是本部分最有研究的专人，缺点是通稿任务加重了，主编的工作任务很繁忙，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既发挥了各人的才干，又避免了分散写的缺点。可以想见，这个集体是有战斗力的，三位主编的组织指挥能力是很强的。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成出版，是可喜可贺的事。此书已荣获了吴玉章学术奖，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把它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获得了研究生教材编写奖。据了解，我国在世界上是较早开始新闻史研究的国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克服了“左”的思想影响之后，我国已经成为新闻史研究的大国。这22年间，累计出版新闻史专著138种，发表论文5023篇，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一部鸿篇巨制。我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规模、研究速度与研究成果，都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样，我们就不仅是最先有报纸和印刷报纸的国家，而且成了世界上编写成完整的新闻事业通史的国家。这是我们足以引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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