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将心犁垦新泥
——感悟我的新闻之路
龚志聪
8月中旬一日，《军事记者》主编来电话，约我写篇“新闻人”专栏稿件，让我自己写自己。10多年前有人写过我。最近也有人做了准备写我，而我怕被写得名不副实，好说歹说谢绝了。这回《军事记者》“有请”，而且信任有加，焉能“不识抬举”！可是，写什么呢？我于1970年8月9日早晨告别执行生产任务的某步兵团政治处宣传干部岗位，从安徽白湖农场出发，一根小扁担，一头被服一头书，挑到20里外的路边汽车站，下午4点多钟到了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从此正式挤身新闻队伍，加上在团里干的工作，在新闻田野上耕耘了38年。勤将心犁垦新泥，不断探索新思想———现在“奉命”回头看看、想想，深感，作为新闻人，最有意思、最快乐的，莫过于此了。
新闻人到底该是个什么人
新闻工作者是群众（官兵）的代言人、新闻工作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弄潮儿……这些和类似这些描述新闻工作者的“断语”，以往看到、听到不少，自己也肯定说过、写过，并且觉得庄严、神圣、以至浪漫，然而，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些描述概念模糊、空泛、游离，不够清晰、切实、到位，虽中听而实际并不中用。那么，新闻工作者到底该是个什么人呢？
我初学新闻报道工作，启蒙于抓问题。当时我所在师的新闻干事罗光远，是个抓问题的高手，他给初学者讲新闻工作基本功，注重讲抓问题———为什么要抓问题、抓什么问题、怎样抓问题。我被从团里一下调到军区报社，除了见报比较多这一因素之外，据说主要是由于一篇稿子抓了个好问题。那时大兴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一大事迹和经验是“先治坡，后治窝”，即先把生产搞上去，再安顿、改善生活。白湖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我们团从苏北进驻之初，生活条件很差，也要“先治坡，后治窝”吗？可那时一个口号一股风，不跟也难。而我在营连了解情况时发现，二营营长周和贵“跟而不套”，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但不死般硬套大寨的方法，他生产、生活交叉着抓，只要不误农时，就尽量抓紧时间、抽出人力改善生活条件。他的想法是，生产是长期的，改善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一时的；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生产也难搞好。我觉得这个思想苗头大有发育、发展、全面推广的价值，就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讨论用辩证法看待和解决生产与生活的矛盾，然后写了篇通讯，很快在《人民前线》报登了半个版。这篇稿子一出，我这个小干事一下成了香饽饽，常常，团领导开会也把我叫去。不久，我就被调报社了。到报社后，就听说，我被调来与这篇稿子关系很大。
这一经历使我进一步强化了抓问题的意识。1979年夏天，我随总编辑许林在驻浙江金华某团综合调研基层情况。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因家庭实际困难而苦恼，有位连长在座谈时说：“我不是不想把连队建设搞好，只是家里情况太……”他说不下去了，禁不住哭了。这一幕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就一直想，光讲“正确对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至这种“光讲”本身就不正确；那么如何回答这个现实问题呢？第三天到八连调查，连队副指导员肖圣清谈到了他的妻子熊爱云非常贤惠，里里外外一把手，特别是照顾好双目失明的婆婆，任劳任怨，坚定地支持他安心部队工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一情况同我的思考碰出了火花———家庭支持是基层干部减轻思想负担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想法和“火花”得到许总编的完全赞同。调查任务完成后，我就具体采写了熊爱云的事迹通讯。这样的人物事迹在今天也不算新闻，而在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发展经济东风初起，部队基层干部普遍受到家庭问题困扰的当时，则很有新闻价值。这篇通讯，我们报纸加了编者按在头版头条占大半个版刊发，被评为“红旗稿”；一个多月后的9月18日，忽然看到解放军报也加了编者按在第二版全文转载。
除了新闻报道之外，我也注意研究新闻工作本身的问题。典型报道净发长稿效果不好，我就琢磨如何让读者轻松些。1993年第一季度，我担任社值班，1月14日，在头版头条位子编发了一对父子兵学雷锋的大幅照片，以《评父子兵双先进》为题，配了个仅有“难得。值得。可歌。可喜。”这8个字的评论，这对父子，父亲是军龄22年的志愿兵，儿子是3年兵，正好在同一个团。这一报道在军区机关和部队引起轰响，“8字评论”一时传为佳话。我2000年出版了一本新闻论文集《寸心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首席教授、前院长丁淦林先生提倡培养理论兴趣，他在以《可贵的理论兴趣》为题给本书作的序言中说：“理论兴趣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行为，即锐意进取的精神和下功夫探究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行为。”并说“它是一本有独到见解的、内容扎实的新闻学论著。”
不断地抓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抓问题的新闻学意义在哪里呢？党报以正面报道为主，又主要是工作和人物报道。从1970年到1990年代初期，在20多年的实践和对这个问题断断续续的思考、总结中，我自信真正明白了，就新闻工作的主体、主流而言，新闻工作者应是个探索者——探索所反映的人、事件、工作、问题等客观事物中具有普遍传播意义的新思想、新思路、新因素；探索，并有所得，写出的文章才能真正和更有效地发挥新闻的功能。人是需要表扬的，读者是需要感动的，新闻媒体上的好人好事是“常客”，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新闻工作的最大价值不能不说在于传播新的思想信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运筹新闻事实回答问题，是思想活动，因而抓问题的实质是抓思想。“人是靠思想站立的”（黑格尔语）。感动的力量是情绪性力量，这力量的生命力大多只是一阵子，因而是有限的；新的、先进思想的力量是理念性力量，这是持久起作用的力量，在后一个新思想产生之前，这个思想就一直能起作用。就新闻报道的作用而言，可以说，任何一个小的思想，胜过任何一个大的感动。因而，我感到，新闻工作者的本质性职责、最大的职业价值和作为追求，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探新。
找不到新意不罢休
我的以上这一认识，延伸出另一个理念——凡是业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尤其是有突出进步者，其进步必有新的思想力量在起作用，而且这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因此采访这样的单位或人物，就要注重并有信心和决心抓到新思想；否则，报道的块头、声势再大，也不过是好人好事而已，读者可能感动、敬佩，但未必受到思想启发。追求启发，坚持探索，必有所得。
魏殿举，是全军政治工作的先进典型，2000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曾连续报道。早在1985年，魏殿举立下“一年打翻身仗”的军令状，到“一团糟”的三连当指导员，靠大刀阔斧的魄力和带头苦干的干劲实现目标，连队立功受奖，“红旗飘飘”，我以他自己的话《在连史上留下拼搏前进的痕迹》为题，写了长篇通讯。1995至1999年，他受命到一时滑坡的某红军团任政委、党委书记，“一班人”团结奋斗，团队建设持续进步，后两年连续被集团军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团”，1998年九江抗洪抢险建奇功，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抗洪抢险模范团”荣誉称号，他个人荣立二等功。2000年初，我再次去采写他。他的风格没有变，具体事迹也很生动而丰富，如果再写他敢干、苦干，也足以感动人，但我决意不以此为主导，而是决心探寻和突出反映新的思想面貌。在整整一个星期战果寥寥的情况下，不泄气、不罢休，进一步过细梳理材料，终于发现无限风光的“新大陆”，诸如：在魏殿举的主导下，团党委提出，利用驻地建设部门的拥军热情，商调来大型挖掘机和推土机，原计划靠部队手挖肩扛两年完成的任务，不到3个月就建造成大型综合训练场。又如，魏殿举靠自学的法律知识，亲自出马打赢了一场不小的官司，摆脱了原来的团军人服务社与地方经济关系中300多万元的债务纠纷。再如，他主张严格管理与开放教育相结合，利用各种机会有组织地让战士们到杭州城里观光，参加娱乐活动，再让战士们写心得体会，战士们工作、学习积极性更高了。如此等等的大量事例，体现出3个方面的特点：更新思想观念、增进现代知识、讲究工作方法，又集中体现了全面提高政治工作能力。根据这些新气象，以《强弩响箭》为题写出了主通讯和其他的配属稿件。这次报道，我们报纸持续了3个多月，共发了12个版，每个版都有新意，在部队热响一时。南京政治学院政工系的教授们对我们的报道也颇感兴趣，他们开了个座谈会，连同一名机关干部共6人，以“创新政治工作”为总主题，各写了一篇“读后感”，在我们报纸上发表。
探索新意有时需要连续思考，才能向前“逼进”，比较完整地想清楚一个问题。这也就要费点劲、吃点苦。1997年冬，我应邀参加《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社与南京政治学院共同组办的“中国军事社会学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主题笔会，我领受的题目是《中国军人形象在舆论传播中的确立与维护》。这个形象要兼顾优良传统和时代风貌两个方面，时间跨度70年，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以“拿来”，要从学术角度勾勒出有新意的若干定格，有一定的难度。1998年春节整个长假全部搭进，还起早带晚。不是节后干时间不容许，而是节前形成的探新思路不能间断。归纳出军人形象的6个方面，得到多位专家的好评。在《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3期发表的这篇文章，后来获得同年度中国新闻奖论文二等奖。
常淬古典之火，心犁常用常新
探索新因素、新思想，要有一定的思维能力。用进废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思想要常滋补，心犁要常淬火。本人心犁并不锋利，这是实话实说；然而，心犁经常淬火，也会常犁常新、愈用愈新，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真切体会。
思想滋补、心犁淬火少不了读书，要尽可能多读些好书，涉猎也要尽可能广些，此乃人所共知。而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讲，优秀的古典文学，可谓书中之书、好书中的好书；尽可能多阅读、鉴赏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名著，是一剂不可或缺的良方。恩格斯曾盛赞中国的优秀古典文学是“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毛主席在谈论古典诗词时也说过：“这种东西”，“一万年也打不倒”。我喜爱古诗文，虽“十目一行”而乐此不疲，深感常读古诗文在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两个方面，往往都比读其他一些平常的书籍更能得到提高。
1986年秋，南京军区在驻浙某师验收一个训练课题的研练成果。一天中午，停在招待所院子里的几辆保障车不知上哪去了，一打听，说是总部和军区机关一些人去观看钱塘江大潮去了。我和当时新华军分社驻南京军区记者刘东耕没被通知到，两人就在宿舍里侃潮，从枚乘的《七枚》等古典“潮诗文”，侃到潮的哲理意象。我将侃出的一些思想作了一番发挥、加工，联系当时的改革开放大潮，写了篇《潮的联想》随笔，不多天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突破原则规定的字数，赫然一大块登出。我们没有捞到观潮，却“捞”到一篇像模像样的“潮论”文章，颇有“略胜文采，未逊风骚”之感，不亦快哉！
常读古典名著，也常读出些新意来。《桃花源记》，历来被认为反映了陶渊明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而仔细研读，我发现其实未必如此。文中说渔人回来后带人再去寻找桃花源，就找不到去的路了，这就暗示人们，世外桃源只是个幻想，实际是不存在的。《桃》文真正的积极意义在此。杜牧的《山行》诗里“白云深处有人家”之句的“人家”，并非实际生活中的人家，而是诗人向往的精神家园；“霜叶红于二月花”之“红于”，字面是颜色之比，实际是说人生秋景胜似春光。苏轼诗句“高处不胜寒”之“高处”，诗中特有所指，而“特指”之外，思想、文化、自然风光，则是“高处不胜美”。如此等等。把诸如此类的“新悟”写成文章，有关编辑告曰：“读者好评如潮”。
如今的新闻报道与古诗文在时空上固然遥不可及，然而理念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常读古诗文，增进知识、丰富思想、强化思维，焕发文采，对搞好新闻报道工作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读新闻名篇，常见古典的阳光。本人一些比较好的新闻作品中，比较出彩的思想观点、标题、句式，也多有从古诗文中借鉴而来。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体会，未必是“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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