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我党我军的新闻事业从创立起就为维护新闻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自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至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在35年间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打假”斗争，显示出我党我军对维护新闻真实性的高度关注和鲜明态度。

　　第一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由于受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出现几起新闻失实现象。例如1941年9月4日刊登新闻《富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报道该县城“现在每家每户妇女都在摇着纺纱车，从每人每天只能织布两丈五尺，现已能织布五丈”。后来发现当时该县城内没有一架纺纱车，消息内容纯属子虚乌有。又如1942年征粮时节，报上登载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粮食入仓任务，而实际上、这个区的入仓工作还没有开始。为纠正这种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1942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消息有时曲解事实，把残酷的战争描写成游戏，把个别的现象夸张为整体的现象；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吹牛皮，把庄严重大的事情写成琐屑小事而减低其意义，捕风捉影地乱批评乱赞扬，以致损伤党报的威信”。原因是“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主观主义的作风”。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唯心主义新闻观，阐明了唯物主义新闻观。1945年3月23日、12月13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从五个W说起》等社论，再次强调“向壁虚构”、“分寸上的夸大”、“用写小说的集中典型的手法”，出发点虽然是“赞扬工农兵的事业”，但“也会影响报纸的威信”，仍是失实、虚假新闻。

　　第二次是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正当人民革命斗争日益高涨，解放区新闻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在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宣传中，出现了一些不真实、虚假、颠倒是非的报道，过分渲染地主“献地”、“拥护”土改等虚假现象，“报纸上表扬的英雄人物，有些是凭空捏造的，有的记者在报道中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甚至明显地歪曲事实”。如通讯《女游击队长李桂芳》，把一个作风放荡的女子报道为女游击队长；通讯《李宏瑞和他的武工队》，把曾充当过日寇特务的李宏瑞吹嘘为武工队长、人民英雄；还有一篇失实报道把正在修建的陇海路说成已经通车。为纠正这些不良倾向，1947年6月25日、26日《晋绥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公开揭露了13篇失实新闻，提出要开展一场反“客里空”运动。1947年8月2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指出反“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中的历史意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对反“客里空”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给新华社领导写信指出：“应当提倡，以此来教育我们新闻工作的同志”。

　　第三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当时报道钢铁产量翻番、小麦、水稻高产放卫星的浮夸新闻风靡一时，充斥新闻媒体。1958年秋，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了浮夸风的种种弊病，头脑逐渐冷静，提出：“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有比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样，新闻报道浮夸风的不良倾向才逐步得以遏制。《解放军报》也曾报道一个高炮营苦战两天半达到全能战士营，一个高炮团苦战三天成了全能炮手团。1959年5月召开的全军报刊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提出改进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第四次是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文革期间，“四人帮”曾提出“事实要服从政治斗争需要”、“事实要为路线斗争服务”、“没有的可以加上去”等谬论，大搞造谣新闻，假报道、假典型风靡一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新闻宣传领域深入开展“从‘假’字开刀，整顿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帮八股’文风”的运动，党的新闻事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才得到恢复和发扬。《解放军报》在这场斗争中当先锋，打头阵，起了很好的作用。从1977年10月开始，先后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三篇《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的编者述评文章，公开揭露了一张假照片。1980年11月《解放军报》又开辟《揭露假报道，抵制浮夸风》专栏，公开把9篇假新闻及其作者一起曝光，在全军新闻工作队伍中引起极大震动，产生良好影响。

　　纵观我党我军大张旗鼓开展的这四次“打假”斗争，回忆起毛主席在1925年12月为《政治周报》撰写发刊词时所指出的报刊“要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中的事实”的主张，联想起邓小平同志1962年所批评的“这几年我们党内滋生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有意弄虚作假，是不好的”不良倾向，对照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倡导的“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号召，可以更加坚定我们党报党刊“打假”的信念和信心，为今后更好地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增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