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名字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笔下记录的一页页历史风云却时常被提起。由于在二战中的国际报道和对日作战报道方面的成就，他被誉为“《大公报》继范长江之后的又一个出色记者。”

　　朱启平，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11月生于上海，1933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烈，尤以日本侵略者为最。北平学生以各种形式走出校门深入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朱启平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曾和同学一起在1935年春访问包头，深入西公旗等地走访。

　　正当他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就读之际，一二九运动爆发，运动中的燕京大学“洋气冲天，红光满园”，其中就有朱启平叱咤风云的身影。抗日救亡大游行中燕京、清华等城外学生队伍在西直门与军警发生冲突，朱启平是燕京大学游行队伍的领队之一。面对城墙上下荷枪实弹的军警，他振臂高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队伍被军警打散，朱启平只身拾起被打落街心的大旗，飞快冲出了军警的封锁线。他还作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由于医学预科功课繁重，又要忙于参加学生运动，为了多争取些课余时间，朱启平改读了新闻。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他辍学南下，后转到复旦大学。之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先后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工作两年。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先任夜班编辑，不久被派往昆明，采访滇缅路通车新闻，一年后返回重庆任外勤记者。

　　烽火新闻路

　　抗战烽火中朱启平耳闻目睹了敌人的残暴和同胞的苦难，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优秀新闻记者。1939年5月3日和4日两天，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朱启平亲眼看到轰炸过后的惨象。市区大火熊熊，房屋倾毁，马路上残物四布，难于举步。夜里凝视街头，昔日繁华市区一片死寂，仅余火未熄，闪烁在断壁残垣间。不知破碎砖瓦之下，掩埋着多少死难同胞的遗体。废墟中烛光摇曳，焚香生烟，是死难者的亲属在追念亡灵。

　　轰炸过后重庆各报也损失惨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版，由《时事新报》编印，各报轮流派人编报。朱启平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第一晚就轮到他在小楼上编稿，就在楼下的院子里，工兵正在挖一枚入土而没有爆炸的炸弹。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要说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连承担这一点风险也不愿吗？”“谁也没有把握炸弹一定不炸，然而编辑、排字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

　　重庆是大后方，前方战区的景象更加惨烈。1943年鄂西会战胜利后，朱启平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参加重庆慰问团到前线采访。他在湖北恩施访问了指挥这一战役的战区司令陈诚、率一个师扼守三峡要塞阻止日寇溯江进犯的胡琏等。日寇在占领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入敌军蹂躏地区，步行数百里见不到市镇，几无人烟。时值溽暑，尸臭难当，熏人欲呕。沿途没有一所立着的房屋，没有一个水面干净而不残留血色的池塘。长江边的一座小城，站在一个城门口，可以看见其他三个城门，城里所有的房屋都已夷为平地。在采访途中，朱启平看到一个卖茶妇女，憔悴委顿，不忍问她的心酸遭遇，只能偷偷放下大概够她生活一两个月的钱作为茶资。

　　到战场采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朱启平一直关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4年盟军开始反攻，他向报社领导胡政之建议：应派记者到世界各大战区，亲临其境，向中国人民报道反法西斯战争实况，以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战决心。他自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胡政之同意了他的要求。

　　战争是惨烈的，战地记者不是战士，却承担着和战士同样的危险。临行之前，朱启平特地到重庆和父母辞行。去车站的路上，他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还。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对日寇的疯狂要有足够的估计，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随军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无可避免地随时随地地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在生死关头上，我决心在采访任何战斗中不落在美国战友的后面。”

　　1945年3月他从重庆乘美军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加尔各答、澳洲达尔文，4月5日到达关岛，随太平洋舰队进入战区采访。4月20日当美军登陆歼灭日军时，他从关岛飞到冲绳逗留两周采访新闻。一次乘吉普车去前线，一只脚刚下车，另一只脚还在车上时，一枚弹片飞来，正好击中他刚刚离开的座位，摸之犹烫。如果晚起一两秒钟，弹片正好直贯胸腹。战火弥漫，他想也不想，也不看第二眼，立刻下车。冲绳之战激烈时，他就住在机场旁的一顶帐篷里，夜间敌机来袭，只好贴卧在行军床旁的地上，听天由命。子弹在身边扫过，着地时泥土腾起，如同暴雨。当时根本无法构筑任何防御工事，只好挤进山脚下的石筑坟墓中暂避，听着石案上骨灰瓶的摇动声入眠。对于自己在战场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新闻中他很少提及，他的观点是：“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读者要知道的是战况，不是个人的洋相。”

　　在这期间他写下了《硫磺地狱》、《冲绳激战》、《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许多出色的战地通讯。他还曾跟随美国航空母舰“泰康提罗加”号出航一个月，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目睹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击、返航、降落，以及年轻的战士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撰写了长篇通讯《鹰扬大海》。这是当时惟一由中国记者采写的反映美国航空母舰的报道。

　　在《硫磺地狱》中他写道：“太平洋上流行着说：谁曾在硫磺岛半小时，谁便是英雄。我曾到硫磺岛，我宁愿没有英雄的殊荣，不愿在岛上半小时。”“岛上没有一棵树是完整的，枯枝焦柯，倾倒灰沙中，……”“美军进攻硫磺，牺牲至重，是太平洋各役之冠。岛端有小丘，是全岛最高处，美军攻到顶上竖立美旗时，硬汉如海军陆战队也禁不住垂泪。岛中央一片墓地，白色十字架森森林立。是这群永眠沙场的硬汉，才使我们得有该岛。”“对我们，这岛的军事价值日渐重要，也渐次在记忆中淡褪。远洋万里外地狱般的一个小岛，再过十年，谁又记得？可是有人记得，永远记得，随着战事的发展，多少人将永远记得！”

　　读者在他的作品中仿佛呼吸到战场的空气，经历了炮火中流血牺牲的惨烈，目睹了盟军将士英勇奋战、力挫强敌的英雄气概。这些作品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激励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歼灭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可贵的在于眼光

　　从防守到反攻，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当获悉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准备工作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负责准备时，朱启平马上乘美国军舰到达东京湾。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签字投降仪式，朱是在场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在场各国记者可谓高手云集，然而朱启平却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是“状元之作”，许多记述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入了大学新闻教材。

　　朱晚年病重时和老友陆铿谈及当年写作情况时说：“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有各国记者参加受降仪式。我想我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感情来写好这篇报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落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因此成为永垂史册的经典。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时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时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更可贵的是在胜利时刻仍然保持清醒头脑。记者的忧患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此刻表现出来：“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日本投降后，朱启平随美军第一批军舰登陆日本，在日本各地旅行，观察交流采访。所见所闻使他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深刻的忧患意识，他在《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一文中写道：“我们应当怎样呢？民主团结以求国内和平，全民奋发，建设工业国家！……人贵自助，国贵自立。我们不可忽视了！中国虽胜犹弱，而弱国永远遭人欺凌。……中国虽然最后胜利了，成了四强之一，但是千万骄傲不得，松懈不得！旧耻尽除，气象更新，目前机会，千载难逢。”到今天重读此文，仍能体会到作者的赤子之心和睿智目光。

　　老新闻人严秀谈到朱启平的新闻作品时说：“新闻而不要成为过眼云烟，我以为关键只在两个字：眼光。朱启平的新闻通讯之所以值得长久保存，关键似乎就在这两个字。”

　　文字是第二位的

　　抗战胜利后，朱启平奉派赴美国任驻美特派员兼驻联合国记者，其间写了《大户人家办喜事———共和党第24届代表大会》等不少精彩的通讯。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虽然他的两个弟弟均在台湾政界和商界身居要职，他却毅然偕妻子经香港回国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朱启平在国际新闻局参加创办每日《英文参考消息》。紧张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丝毫没有影响他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热情。1951年7月，他自愿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战火中采访停战谈判。美军飞机多次袭击代表团驻地，大部分记者都撤离了，朱启平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在朝鲜坚持到了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最终签字的那一刻。

　
　　从朝鲜回国后，他任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1957年因对新闻业务问题提了几条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直到1960年经廖承志提名，朱启平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外语。乃至“文革”，他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

　　1978年，朱启平调到香港《大公报》任编辑部副主任，次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西欧四国，凭吊戴高乐墓，撰写了《伟大的平凡》一文，文笔优美，意义深远，一时为人们所传诵。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作为亲历日本侵略和最后失败的历史见证人，他虽然年近古稀，仍不忘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以笔为枪，写作了《追忆日本签字投降前后》、《中日应当友好合作》、《烽火当年 血海深仇》、《中日不再战？》等一系列作品，揭露真相，批驳谬论，教育后人。

　　1990年朱启平夫妇移居美国。直到1993年逝世前，他仍时刻关心祖国发展和人民生活。晚年朱启平回顾自己新闻生涯，对年轻同业寄予殷切希望。他说：“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其中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人生境界，直到今天仍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标。（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