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一词现在被广泛使用，如“中国镜像”、“传媒镜像”、“全球镜像”等等。“镜像”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他认为周遭的人和事物（他者）成为人们认知自我的“镜子”，人们在“镜像”中发现自我，形成主体意识。传播技术的发达，使大众传媒在现代成为最大的“镜子”。人们在大众传媒提供的“镜像世界”里关照自身、认知世界。“媒介镜像”不等于现实，它是对现实的映照，但它真实地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情感、态度，左右着舆论的走向。而我军新闻学者朱金平就在其《舆论战》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镜像世界”：这里有“无影无形的武器”，这里有“没有硝烟的战斗”，这里是“五维空间的战场”，舆论战就在这“镜像世界”中展开。
作为解放军报社总编室的主任编辑、《军事记者》月刊主编，朱金平在《舆论战》一书中，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关照历史和现实，把舆论战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谱之下，透析出“传媒镜像”背后的“源码”。这本“我国第一部研究舆论战的专著”，资料丰富、分析透辟、见解前瞻，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好读耐读，实为一本学习舆论战知识、研究舆论战规律不可多得的好书。
透视“无形战场”的“镜像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他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总是要先制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你有舆论的支持，无往而不胜；没有舆论的支持，无事不败。”舆论战历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信息化条件下“舆论战”的巨大威力。“舆论战”的研究，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界和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正是在这个崭新的视域里，《舆论战》带领读者穿行在“烽火连天”的“无形战场”，看到了没有硝烟的“战争硝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光照下，《舆论战》澄澈出“镜像世界”背后的传媒推手。借着作者锐利的思维之刀，《舆论战》解剖出舆论战争的“皮肉毛发”和“筋骨脉络”。可以说，《舆论战》是一种展示，展示了舆论战争的风云变幻；《舆论战》是一种透视，透视出战争戏剧的幕后导演；《舆论战》是一种梳理，梳理出纷乱事件的来龙去脉。
报纸是舆论战阵地，但舆论战场却是广阔的，它没有边界，不分前方后方，是全天候、全地域、全方位的立体战场。《舆论战》告诉我们：“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它的存在”，因为舆论战说到底就是“人心”之战。古代军事家提倡“功心为上，攻城为下”；司马骧苴说，“大兵无创，全胜无斗”；拿破仑说，“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舆论战双方就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展开激烈争夺。请看，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鱼腹丹书”、“篝火狐鸣”；毛泽东大唱“空城计”，退敌石家庄；再看罗斯福，娓娓“炉边谈话”宣传反法西斯、消解“孤立主义”；伊拉克原新闻部长萨哈夫，巴格达街头频频出镜反驳谣言，激励士气……这是一幅舆论战争的工笔长卷，古今中外纤毫毕现；这是一首舆论战争的音频再现，金钲鼙鼓动地回旋；这是一出舆论战争的戏剧表演，生旦净丑角色俱全，它把理性分析揉进感性形象之中。穿行在作者精心建构的“无形战场”中，读者就能与历史对话与现实沟通，感受舆论战、体验舆论战，进而了悟舆论战、把握舆论战。
舆论战战例繁多、样态各异，需要理论思维的牵引才能准确定位，横切竖剖。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样态、具有不同的性质，舆论战也不例外。《舆论战》的作者围绕战争，按照线性顺序把舆论战划分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条分缕析地进行剖析。当然，作者并未忽略平时舆论战，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个集团舆论战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侧重对潜在的对手和可能的敌人进行思想观念的渗透，以便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埋下舆论伏笔”。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数百个战例在作者的理论线条中各得其所、熠熠生辉，把理论阐释得鲜活生动。
媒介是舆论战的载体，它以“镜像世界”的构建作用于人。媒介就是高悬于人们头上的“镜子”，它映照世界、改变世界。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的，“镜子”延伸人的眼睛，使人看得更远；但“镜子”也欺骗人的眼睛，使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舆论战》洞悉“镜像世界”幕后的传媒推手，使其无所遁形。在该书中，作者写道：“任何舆论战，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须服从于阶级、政党、国家或利益集团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需要。”
舆论战中，媒介是个“哈哈镜”，“示假隐真”、“亦假亦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舆论战》穷形尽相一一拆穿。新闻媒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镜像”不免成为舆论的工具。读罢《舆论战》，掩卷沉思，或许会对当前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更多几分明了。
解析特殊战斗的“镜像武器”
舆论战是特殊的战斗，舆论战双方把媒介作为武器，努力构建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镜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打击对方。建构“镜像”，生成和调控舆论，离不开传播技术的支持。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使舆论战水平得到提高。从古代舆论战口头传播的神鬼谣言，到近代舆论战空中传递的“死亡电波”，再到现代舆论战网络呈现的“战争博客”，传播技术发展增强了舆论战的威力，改变了舆论战的样态。《舆论战》没有进行专门的梳理，但串起散落全书各处的精彩论句仍然能够看清整个脉络。作者在阐释“镜像武器”的时候不为成见所拘，跳出了“大众传媒就是舆论战载体”的旧窠。作者敢于突破，从传播学、符号学吸取有益成分，把声音、文字、图像、网络、艺术、行动作为舆论战载体。让美军头痛的“河内汉娜”靠的是声音符号，吓破汉奸胆的“红黑榜”用的是文字符号。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都可以为舆论战服务。在符号的名义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都是舆论传播方式，都为舆论战服务。“镜像”呈现在媒介上，正是符号的象征性才使媒介只能把现实呈现为“镜像”。由此，美国学者李普曼把媒介呈现的环境称之为“拟态环境”是不无道理的。
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说，认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即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思想是不可取的，但传播技术的发展确实会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舆论战的发展也与传播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古代“舆论传播仅限于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没有大众传播工具，因而尚处于舆论战的“原始阶段”；近代舆论战因为报纸、杂志、无线广播等传播工具的使用，“舆论战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而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使“现代舆论战谋略越来越成熟”。当今，一个国家传播技术的发达与否，成为衡量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能否打赢未来舆论战的关键因素。
舆论战中还存在着“马太效应”，即舆论传播优势向传播技术发达的一方倾斜。《舆论战》用战例说明了这一点：“军事强国以‘制新闻传播权’论操控媒体，让舆论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军事强国往往也是传播技术强国。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凭借其超强传播力量、优势传播技术，“完完全全操控了美国的主流媒体和世界舆论市场，并为发动战争制造舆论”。我国传播力量和传播技术与西方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要夺取舆论制高点、打赢未来舆论战，就需要大力建设传播力量、发展传播技术。在“软件”上，只有大力提高舆论战队伍人员素质，才能做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发挥先进舆论战装备的效能；在“硬件”上，要不断吸取和引进现代高科技成果，“积极探索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舆论战系统”。
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舆论战是对人精神的“软杀伤”，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它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如果说战争的“硬杀伤”是用物质摧毁物质，那么“软杀伤”就是用“镜像”摧毁精神，传播技术决定“镜像武器”的效能。《舆论战》揭示：大力发展传播技术，使舆论战的“马太效应”向己方倾斜成为适应新军事变革的重要任务。
舆论是“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是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主体的“意见”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外化”，“镜像世界”从本质上说是“符号世界”，舆论传播是符号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舆论战就是符号战。人类传播活动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传递，口头语言、书面文字属于语言符号，图像影像、音乐舞蹈属于非语言符号。作者写道，“有人认为，舆论战的载体就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网络，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来，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网络是大众传播媒体，而舆论传播还涵盖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只有从符号出发才能完全涵盖舆论传播方式。大众传播在当今影响力巨大，以至于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宣称“人被符号统治”了，但忽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应该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舆论力量必须负载于“武器”之上，才能发挥作用。建构“镜像”、生成和调控舆论，就要综合运用声音符号、文字符号、图像符号和形体符号。在革命战争年代，舆论宣传、政治工作往往通过文化工作进行，口头宣传、标语传单、报刊书籍、歌曲舞蹈、电影戏剧都是舆论宣传形式。无论何种传播方式、无论何种传播符号，都能为舆论战所用，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循着这个思路，作者把舆论战载体分为六种：声音、文字、图像、网络、艺术、行动。尤其是其把行动作为“特殊的舆论战载体”，是作者的独特创见。因为“行动即信息，行动即宣传”。这种划分方法科学与否可以留于学界争论，它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看问题的不同的思路和视角。不过从舆论战的角度看来，把声音、文字、图像、网络、艺术、行动称之为“武器”是毋庸置疑的。
破解舆论交锋的“镜像源码”
熟悉的东西人们不一定理解它。伊拉克战争中的舆论喧嚣声犹然在耳，平时舆论战的局部交锋时有发生，“媒介镜像”永远是嘈杂纷乱，其本质就藏在这些熟悉的“镜像”背后。“镜像”一词还被用于网络技术，指主网站的复制，因而本质就如同“镜像”背后的“源码”，尽管“镜像”光怪陆离，但不变的“源码”控制着网站的运行。可以说，《舆论战》就是一部破解“源码”的谱表。定性分析，揭示其内涵；“亲缘”比较，廓清其外延；历史溯源，梳理其流变，作者立体的理论思维坐标框定舆论战，扫描“镜像”，“源码”层层显现。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充分显现了现代舆论战的威力，美国是这两场舆论战的主角。要适应新军事变革、打赢现代舆论战，就要充分吸取、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舆论战》把“美国的舆论战”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剥落了其号称崇尚“新闻自由”、自诩国际“民主斗士”的虚伪面纱。舆论战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革命战争年代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祖国统一尚未完成，“我们要居安思危，做好充分的未来舆论战的准备”。作者对未来舆论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前瞻性的见解，拿出了对策性的建议。“源码”并非无从捉摸，只要手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就能窥破“镜像”，《舆论战》正是如此。
马克思说，“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舆论战则通过“媒介镜像”来“掩蔽现实的联系”。《舆论战》对本质的阐释、“源码”的破解，使战前舆论战的“云遮雾绕”、战时舆论战的“虚虚实实”、战后舆论战的“令人炫目”、平时舆论战的“潜在渗透”，都变得通透易解。作者在书中写道：“舆论战从本质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它是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和各种有效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意识、思想和行为”，“所有宣传都处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状态中”。“既然是舆论战争，总有敌对的双方或多方对抗”，这就是舆论战的从属性、引导性、欺骗性和对抗性。乔姆斯基说：“权力必须隐匿才有效力”，“它可被感知，但无法察觉”，“暗中操作，力量强大”，“镜像”隐匿着舆论的力量。舆论战双方为建构“镜像”强化舆论力量，战术零零总总、手法变化多样：“兴师动众”、“挑拨离间”、“心理恫吓”、“信息欺诈”、“混淆视听”、“励己士气”、“扰乱军心”，《舆论战》总结归纳了7大类29种“招法”。“招法”力量强大“可被感知”，它为“镜像”服务，它是“源码———舆论战从属性、引导性、欺骗性、对抗性的体现。
美国媒体总是吹嘘自己的报道“真实、客观、公正”，以“新闻自由”为傲。但《美国新闻史》作者埃默里父子却说，“对最好的新闻记者来说，‘客观性’也显然是一个神话”；美国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也说，“客观性法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为维护其社会制度，为防止背离其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增添了力量”。因而，为舆论战服务的美国媒体是没有“真实、客观、公正”所言的。美国政权的力量，成为操控美国媒体的无形之手。2001年美国国防部成立“战略影响办公室”，其后又成立“战时公共信息监控室”，2003年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美国媒体在政权的指挥棒下合奏舆论战之曲。意识形态使美国媒体“自觉”为舆论战服务，“妖魔化”敌方领导人、政治制度、国家事务；配合武力威胁或疾风暴雨或潜移默化，或“劲吹冷风”或“悄然加温”；为己方加油打气，对敌方横加指责，无所不用其极。“意识形态是对现状的合法性论述”，维护现存制度，怀着有责任“拯救”世界的“新教伦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媒体自然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帮凶、舆论战的工具。权力与媒体联手，违背新闻自由、武力封杀异己、大肆造谣说谎，大大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公信力，成为美国舆论战的败笔。《舆论战》正是通过对美国舆论战与美国媒体的研究，提供认识舆论战的现代战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十分注重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被杀害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么部队就能够更加坚强”。我国面临着严峻的舆论战形势：“霸权主义强国为推行单边主义，对我分化、西化的图谋不会改变”；“‘台独’分子挟洋人以自重，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制造紧张的台海局势”。要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加强未来舆论战的准备。《舆论战》从五个层面提出对策：物质层面———舆论战装备和设施的迎头赶上，制度层面———法律法规的建设完善，精神层面———树立敢打必胜信心，决策层面———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人才层面———培养高水平舆论战队伍。这5个层面，为未来舆论战准备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作者还对未来战时舆论战中如何激励民心士气、摧毁敌人心理防线、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战时舆论管控进行探索。打赢未来舆论战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我党我军舆论战的光荣传统”，“学习他人的舆论战经验”，《舆论战》为我们勾画了未来舆论战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