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至中旬，昆明陆军学院组织800余名毕业学员，追寻当年红军长征在川西的足迹，以现代条件下高寒山地作战为背景，进行“重走长征路，培育战斗精神”的综合演练。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磨砺意志的演练。部队从昆明千里机动到大凉山后，就沿四川省冕宁、石棉、泸定等地，每天徒步四五十公里，穿梭在红军当年跋涉过的险山峻岭中；全程徒步的近500公里地域，每平方公里高差大都超过200米，日温差大都超过20摄氏度，而且由于沿线大都修了公路，当年红军走的小路早已罕有人至，许多地方灌木丛生，无路可走……

　　我全程跟踪采访，亲历“长征路”上所面临的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感受长征精神的伟大魅力。

　　徒步第一天，我“抗令”冒了一次险

　　5月11日，是此次“重走长征路”徒步的第一天，要穿越的是茫茫彝海丛林。部队头天刚从昆明乘军列机动到冕宁县漫水湾。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行进至此时，向不明真相阻挠红军的彝族武装阐明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军队，得到彝族首领小叶丹的理解和支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小叶丹相约彝海边，杀鸡饮血，以水当酒，结盟为兄。结盟后，小叶丹派出向导为红军带路，护送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为红军取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十件大事之一，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

　　此次穿越彝海丛林，正是沿着当年刘伯承率领的红军先遣部队的线路，从冕宁县大桥镇附近进入彝族居住区———拖乌。这条小道山势险要，道路崎岖，峰峦重叠，野草茂密，雾霾迷蒙。山涧之上连当年的独木桥已经过风吹日晒，大都只剩下“残枝”，走起来十分危险。其中不仅要趟过一条约20余米宽、齐腰深的冰河，尤其还要走过一段被当地老乡称为“断魂崖”的小径。

　　“我们也多年没有走这条小道了，还是绕道吧！”学院勘察线路时，当地彝族群众都劝我们绕开“断魂崖 ”，免得遭到危险。但学院院长苏巍和政委张建华态度坚决：“红军当年吃不饱穿不暖都能走，我们今天咋能打‘退堂鼓！”

　　就在我要随尖兵组乘车向大桥开进时，院领导从安全角度着想，决定让我乘学院拉录像设备的车，绕道40多公里后赶到当年刘伯承和小叶丹结盟的彝海边，在那里等待通过冰河后的部队。他们担心说服不了我，就以调整车辆的名义让我改乘了车，并在走出约10余公里后才告诉我真相。

　　“学员能走我也能走！”我执意不肯，并要在通往冕宁县的岔路口下车等部队。平时的采访只要有条件，我都坚持亲历采访。因为，亲历采访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始终这样告诫自己：“我亲历，新闻就在我身边！”这也正是我要坚持和先遣队穿越彝海丛林的初衷。

　　“在那里采访一下部队就行了！”车上的人都委婉地劝阻我。“院领导已经下了死命令不让你走，到时我们负不起这个责！”学院负责新闻报道的训练部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侯敏在电话里向我“诉苦”。我知道他为我好，但他却带着摄像器材“挤”进了先遣队。

　　“你能去为何我就不能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责任我自己负吧！”我在电话里嘿嘿一笑，随即很坚决地叫驾驶员停车，另外搭车追上尖兵组。

　　从大桥镇下车就是急行军。不到两个小时，我和尖兵组就行进了约15公里，赶到“断魂崖”旁。

　　我们沿着一条不到一尺宽的小径往前走。小径望不到头，右是百米峭壁，左是万丈深渊，似一条挂在云雾中的飘带。向下俯视，我感到悬崖仿佛随流动的雾气在摇晃，从山谷中呼啸而过的山风似乎可以把我吹下万丈深渊，脚不由得发软。我们下意识地靠近峭壁，挪动着自己的脚步。因为害怕，每个人宁肯让胸脯在岩石上摩擦，也不肯往外挪动半步。没有人愿意往下看，也没有人说话，偶尔有一声鸟叫，也要惊得整个队伍猛地一停。

　　小径越来越窄了，有些地方只得用脚尖往前挪，而且小径上草儿极其密，走得我很狼狈。有的地方青苔还凑热闹，滑溜溜的。每当有青苔的地方，有时还有几滴水珠，将小径弄得湿淋淋的，稍不小心，不要命也要吓你半死。

　　不想，我左脚还是踏落了一块石头，幸好身体向万丈深渊倾的同时，左手紧紧抓住一块凸出峭壁的石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吓得一动不动，整个队伍也被惊得猛的一停。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左手掌在流血。刚才抓岩石太用力，手指头被划破了。尽管如此，我的左手还是不敢离开岩石。人的一生恐怕有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稍一失足，一撒手就完蛋。抓了好久，左手已经痛极了，血顺着石头往下流。
“姜记者，没事！”我身后的学院宣传干事范永茂侧身上前抓住我说。

　　“喝口水！”范干事把水壶递给我。我感激地望着这个出发后，就一直和我一块采访的中尉。

　　范干事是所在学院的报道干事 ，有“学院小记者”之称，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过奖。此次因工作需要，他和全程跟踪此次采访的我和《战旗报》记者肖孝志，成了一根藤上的“3个蚂蚱”。出发以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尽管我嗓子干得似在冒烟，但不知咋的，水到口里却没有多少解渴感。此时，喝水纯粹成了一种驱赶恐惧的方式。就这样，我挪几步，又喝一口水……

　　慢慢地，我觉得恐惧感消失了。再看看学员们，步子也轻快多了，不再像刚才战战兢兢。

　　走了约40多分钟，我发觉前面的小径，比刚才略宽，只是有点爬坡，成蛇形状，便想在这些经历比我短的人面前，总该露一手。“看我的！”说着，憋足劲儿，以急行军的速度而上。

　　险恶环境的强烈刺激，不仅增强了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且使身体的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种感受，不光我，行进的每个官兵都如此。看来，红军当年走过的这些道路是进行心理训练，挑战心理极限，培养战斗精神的一个好场所。

　　“这一个多小时，简直如履薄冰！”休息时，大伙议论起来。

　　由于长时间的恐惧，我感到了极度的疲乏。这短短的不过百米的距离，似乎耗尽了我的体力。

　　想想多年来，我深入过雷场、地雷灾区，参加过堵截毒贩的伏击，与边防官兵巡逻时走过急流险滩，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与这次相比，心惊肉跳的时间是最长的。因为，它使我长时间感到人生最可怕的心惊肉跳，那就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

　　我再一次感到学院选择“重走长征路”培育战斗精神是再恰当不过了。

　　18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当年刘伯承和小叶丹举行结盟仪式的海子边。这是一个海拔2000多米，以生长细鲤鱼闻名而被称为“鱼海子”的高山淡水湖，许多人又把它叫做“彝家海子”，面积约5万平方米。湖水清澈如镜，古木横卧湖面，山林倒映水中，景色极为秀丽。

　　这天，我们先后两次攀上10米以上的绝壁两个，走过了5公里多不到1尺宽的小径。

　　当我们回首看看茫茫彝海丛林时，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说：“真不知道怎么翻过来的？”

　　这话，我们是从内心说出来的。说这话的同时，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红军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精神。

　　抗干渴“挺进”安顺场

　　5月13日清晨6时30分，部队沿着当年红军进军安顺场的线路开进。

　　1935年5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后，急速向石棉县安顺场挺进。最终，红一军团第一师渡过了大渡河，为此后飞渡泸定桥奠定了重要基础。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紧濒大渡河南岸，居于南北对峙的高山脚下的河谷地带，两边都是几十里路的高山陡壁，渡口就在这样的深沟里。据史料记载，1863年，也是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2万多名太平军将士就是在这儿被滔滔河水所阻，在清军的重围下全军覆没的。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当地群众都称安顺场是“冀王悲祭地，红军胜利场”。

　　离开驻地是急行军。到8时30分，我们已走了约10公里。但指挥部还嫌慢。训练部部长谌永建告诉我，早上的路相对好走，加之天气相对凉爽，所以要求部队尽量加快行军速度，以便把下午因路难走和天气炎热耽误的时间补上。

　　其实，谌部长所说的“路好走”，只不过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路旁的树枝、草藤还不时挡住我们的去路。我身着迷彩服，挎军用挎包和水壶，与学员们不同的是，他们肩上挎的是枪和火箭筒，而我挎的是摄影包，包里装着采访本。多年走边防，我总结了一套山路行军的口诀：上山身前倾，脚步要加重，前掌多用力，稳步向前行；下山身子稍后仰，尽量走在草丛上，加快速度走碎步，重心落在脚后掌。”你别说，这套诀窍真管用，十几公里下来，尽管我气喘吁吁，但步子却很 有节奏。

　　11时30分，我们进入大渡河边的一条干涸的河谷。此时，地表温度已超过40℃，我们仿佛置身于火炉里，最大的奢望就是喝水，但一壶“定量水”已喝了一半多，且河沟里的水寄生物较多，随便饮用会中毒或患疟疾。院领导不得不教大家一个特殊的喝水法：拧开水壶盖，倒了约小半水壶盖，先伸舌头在盖里舔了舔，之后又用嘴唇贴在盖里，湿润了一下嘴唇，最后用嘴抿上七八次，才把小半盖水喝下去。我在有中暑初期症状时，体验了两次，感觉那不是在喝水，就如在神话故事里喝仙汤一样。

　　外军常把部队空投到沙漠、戈壁等干旱地方，以此来培养军人的耐高温能力，强健体魄，培养战斗精神。海湾战争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多国部队具有较强的耐高温能力起了很大作用。此次选择穿越这条河谷，该院正是借鉴了外军的经验。

　　行进中，我们不得不随地采集一些野果和随手抓些鲜嫩的植物，放在嘴里猛嚼，榨取其汁来缓解口干舌燥之苦。每个人说话前总要用被汗水浸湿的毛巾在嘴唇上擦一擦，否则一张口，干裂的嘴唇就会流血。

　　一棵野生无花果树上挂着两串半生的果子，我和范干事连忙摘下两个就往嘴里塞，但都连忙吐出来：“又酸又涩！”很快，我又捡起来，舔了舔，一阵清苦之后舌尖却有一丝甜凉。一阵狂喜，我俩把树上的果子全部摘了，给周围的每个学员一人发一个，让大家边走边“润舌头。”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才行军不到5公里，我和范干事壶里的水都喝光了。13队学员马治江和唐宜修硬要把他们壶里只剩下不到两三口的水让给我俩喝。“你们比我们辛苦！”看着他俩嘴上都起了白皮和水泡，我俩都不忍心喝。推让了半天，他俩都不干。最后，我们俩不得不每人喝上小半口。当我把水壶还给马治江时，眼眶发热，不由得想起上甘岭“一个苹果”的故事。

　　15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安顺场。

　　“挤”进飞赴泸定桥队伍

　　5月17日6时，部队来到大渡河西岸的石棉县田湾乡。至此，部队已徒步行军达360余公里。

　　1935年5月28日拂晓，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后，担任夺取泸定桥任务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到达田湾时，突然接到军委命令，限令在29日拂晓前赶至泸定桥，完成夺桥任务。时间仅有24小时，路程还有120公里，沿途不但有乱石穿空的高山深谷，还不断遭顽敌阻击。但红军硬是在一昼夜赶到目的地，为夺取泸定桥争得了宝贵时间。

　　“像红军一样，也演一出‘飞’赴泸定桥的好戏！”部队到达田湾时，已人困马乏，但指挥部果断做出决定：仍用24小时，沿红军走的路，赶到120公里外的泸定桥。据勘察路线回来的教员讲，有的地段比徒步第一天的路还险，一名教员失足滚下悬崖10余米，险些坠入大渡河。

　　为了保证参加采访记者的安全，学院领导不准备让记者随学员徒步，改从公路乘车赶到目的地。当我在饭桌中获悉这一消息时，立即向学院苏院长和张政委请求：“让我走完最后一站！”最终，两位将军破例批准我作为此次随行采访唯一的记者加入到飞赴泸定桥的队伍中。

　　5月18日清晨，我随部队向泸定桥行进。起初，天没亮，部队成一路纵队沿山间小路慢慢爬行，谁都没顾及周围的环境。等天大亮时，我们都猛一惊，刚才走过的路蜿蜒曲折，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斧削似的峭壁，山顶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上百米，波涛汹涌的大渡河……

　　眼前的情景，使我不禁想到：当年红军真乃神兵！有他们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再强大的敌人也要败在他们面前。
真是过了一险又一险。刚走不多远，又遇到一个被称为“猛虎岗”的地方。副院长李友贵告诉我，猛虎岗这里是沿途最为险要的关口，当年红军行至此时，有一个营的敌军把守。红军出奇不意，击退守敌。

　　猛虎岗好似一堵石壁横挡在前方，右边紧靠百米深谷，无路可绕；左边是凌空直立的悬岩，正面只有一条陡得像天梯似的小道通向隘口。我向下俯视时，腿不由发软，身后一名学员脚踩在青苔上，向崖边滑去，要不是抓住一块凸出峭壁的石头，后果不堪设想。就在他刚脱离危险时，我为抓拍前方演练分队的照片，也遭遇了和这名学员一样的险情，幸好范干事眼疾手快抓住我，才避免了险情。在快走完猛虎岗时，我一失足栽进了一个土坑里，脚被崴了一下。经过简单处理后，我又紧随队伍前行。

　　我们每个人都手脚并用，不到1公里竟然用了两个小时。

　　好不容易翻越了猛虎岗，又进入一片沼泽地。担任尖兵的两名学员不慎陷入齐胸深的淤泥中，幸好身旁的战友眼疾手快，用木棍将他们拉了出来。18时，部队共行军62公里，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地点休整。

　　次日6时，部队冒雨继续前行。剩下的58公里要在18时前赶到。雨路湿滑，每迈一步都很艰难。对经历了8天长途奔波的官兵来说，是一种极限考验。

　　“如果在战时，人的极限如果得到超常规的发挥，胜利就可能多一分把握。有时候，极限的最后发挥，往往可能影响到战争的战局。”出发前，学院苏院长曾就此次“重走长征路”中充分挖掘人的极限，对我说过这番话。

　　一路上，静悄悄地，见不到行人，连鸟儿的叫声也听不到。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我们奔跑时“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不时有人的跌倒声。

　　我最担心的是，在猛虎岗被扭伤的腿，虽然没再痛了，但我怕这一运动，引起复发。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过一个约1米宽的小沟时，被扭伤的腿又被扭了一下，疼痛折磨得我汗珠“嗒嗒嗒”往下掉。翻一个2米高的土坎时，一连5次也没过去。我拼命地给自己鼓劲：一定要挺住！可我又一次跌倒了，被扶起来后腿怎么也迈不动，我咬着牙，捡起一根木棍，擀面般地在腿上推压一会儿后，又忍着疼痛艰难往前走。

　　范干事和13中队的两名学员要“架”着我走，但我执意不肯。

　　我虽然拒绝了战友们的好意，但能否坚持到底，我心里没底。尽管心里没底，而步子还是一步步地往前迈……

　　最后只剩下几公里了，这里正是一个山谷的口，热风一股一股灌出来，就似要把我们溶化一般。范干事边跑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这好像不是山谷，而是一个炼钢的炉子，吹出的风似乎夹着火花。”

　　由于汗水把迷彩服湿透了一遍又一遍，粘贴在身上来回磨擦，有的学员浑身都红肿起来，尤其是大腿内侧和阴部，每走一步都会钻心疼痛。有10余名学员因此出现短暂晕厥。可是没有人叫一声苦。饿了，啃一口干粮，强咽下去；跌倒了，爬起来再走。

　　受学员的鼓舞，我也和时间赛跑，随学员沿着高山激流的曲径险途，向泸定桥奔走。

　　经过9个小时的奔袭，终于在15时齐装满员赶到目的地，比原计划提前3个小时完成任务，圆满结束了全程近500公里的徒步“长征”，猎猎军旗在泸定桥头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