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的党员记者之路
冯玉媛
早在上世纪的20年代，我们党就有了像邵飘萍那样杰出的共产党员。他以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和新闻教育家的名义，载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
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６年11月1日出生于浙江金华，“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邵飘萍因“恶意诽谤罪”而被捕入狱。1914年春，被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东渡日本。居日期间，他为《申报》及《时报》撰写了大量时事短评。1916年，邵飘萍回国，作为《申报》的特约记者，他很快地进入了角色，意气风发，写作甚勤，并创办了在北方颇具影响的《京报》。1925年春，邵飘萍由李大钊、罗章龙两人介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192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月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至此，这位罕见的“新闻全才”为着党和国家的新闻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年仅40岁的生命。
邵飘萍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心怀壮志，成为中国著名的报人。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他秉笔直书，抨击丑恶，最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篇章。那种革命精神和革命气概，那种对国家对新闻事业的忠诚，至今仍然在感染着每个人。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更要积极地向这位革命先行者学习。
忠诚党的新闻事业
忠诚是指记者特别是党员记者，对党和人民、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积极反映民众的呼声，做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
正是怀着对党和人民无限深厚的感情，凭着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邵飘萍始终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早在主持《汉民日报》的时候，他就“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并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采写新闻。
在北京做特派记者的两年里，邵飘萍强烈渴望能够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发言，独立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两年后，他自创《京报》———第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４个大字，此词取自于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仁，并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他就这样，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
强烈的敬业精神
邵飘萍将自己的职业和生命融入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既搞好本职工作，提高为人民服务的素质和本领，又传播新闻学知识和理念，团结更多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
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新闻记者担负着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重要职责。记者在媒体上发表的一言一字，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而邵飘萍素有“新闻全才”之称，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他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他又痛感当时的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
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报刊活动家。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多方筹措资金，八方延揽人才，办起了从业十余年来第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著名的《京报》。《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研究专家。在新闻学研究方面，邵飘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能潜心钻研，相继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等论著，至今在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深远。
他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教育家。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学教育，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又与蔡元培先生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当年参加讲习所的55人中也有一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中坚力量。
无私的献身精神
在邪恶势力的伤害报复面前，他不退缩、不避让，勇往直前，有着不屈的硬骨头个性和高尚的人格操守，并在危难关头毫不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邵飘萍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他终其一生为捍卫言论自由所持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从事新闻活动15年间，他5次被追捕，4次入狱。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他始终坚持揭露当时的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反动统治阶级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所以，连冯玉祥将军也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但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于是张作霖软硬兼施，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但遭到拒绝。邵飘萍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在1926年4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出赏捕杀邵飘萍。当时，亲友都劝他外出躲避，他坚决地拒绝了：“我不能跑，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我舍生取义，为人民死不足惜，无遗憾！”最终，他舍生成仁。后来，毛泽东同志曾称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并亲自批文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义无反顾的惩恶精神
他坚决同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敢于揭露邪恶，主持正义，惩恶扬善。
邵飘萍时刻牢记着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从走上新闻岗位的第一天起，便站在人民一边，以笔作枪，和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大量揭露袁党官吏鱼肉百姓的种种劣迹；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二七大罢工期间，《京报》连续刊载大量有关罢工的报道，全文发表了许多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残害工人运动的宣言、通电，给予罢工斗争以积极的舆论支持。而且，在有一年元旦的《京报》特刊上，邵飘萍大胆刊登了一组军阀照片，赫然冠以“奉民公敌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说明。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同时刊登了一张他本人的照片，署以“本社社长邵振青”的字样，以示其光明磊落、敢于负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性。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并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呜呼袁世凯》、《十五省劝退》等。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高举民主大旗，为废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16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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