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解放日报》与新华社
万京华
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党内团结和战斗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新闻宣传机构，同属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统一领导，延安整风对两社思想建设与业务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报与社共同战斗的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
遵义会议召开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尚未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不少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党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这些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于缺少必要的革命斗争锻炼，也由于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因而，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
全党范围内的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1941年5月16日正式创刊的延安《解放日报》担负着党中央机关报的重任。以社长博古为首的编辑部人员为《解放日报》的创办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报纸初创的前10个月，在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指导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工作也有成绩，可是报纸办得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主要表现是版面安排上国际新闻占绝对优势，对党的重要政策、文件和边区新闻的报道缺乏力度，脱离实际，反映群众生活不够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许多读者都曾对报纸提出批评，认为它还不是一张完全的党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解放日报》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新华社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当时根据地文化战线普遍存在的问题。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通知》还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
二、《解放日报》改版和新华社工作的改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精神，《解放日报》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动员起来，积极投入了报纸的改版工作。《解放日报》改版是全党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版工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具体指导下进行。报社在发动全体职工总结报纸工作缺点的同时，还广泛征求读者对报纸宣传的意见。改版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有力地推动了改版工作。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改版后的第一张报纸上发表社论《致读者》，这是由博古执笔，经过毛泽东等人修改后定稿的。社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报纸的缺点，提出报纸的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解放日报》改版后，在版面安排上作了调整，一版是要闻版，以边区消息为主；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为国际版；四版为副刊。改变了过去重国际、轻国内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法，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宣传方针。《解放日报》的改版，带动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报和军报的改版。为贯彻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以中央党报《解放日报》为榜样，各报社纷纷检查报纸，公开作自我批评，提出改版措施。
在整风期间，党中央多次给《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以具体帮助。总编辑杨松病故后，1942年8月中央正式派陆定一参加编委会的领导工作，任报社总编辑。9月5日，陆定一在第22次编委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检查了报纸与通讯社的工作，认为报纸和新华社广播均未做到与中央保持一致，今后要多请示报告。博古提出要培养编辑记者做到每一条消息、每一字句都能够代表党。会议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检查制度，以利于分清错误责任。
在检查和改进报道工作的同时，《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在整风运动中还结合工作实践，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党八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于新闻的党性、真实性，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此外，还播发和刊登了一些地方报纸、分社批判党八股的消息。通过批判、讨论以及此后的新闻工作实践，逐步形成了我党新闻事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党的新闻宣传不但要忠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报纸和通讯社是推进革命事业的伟大机器。人民的记者不做“无冕之王”，而要做人民的公仆，一切报道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基本原则的形式和运用，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原则在当时陆定一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解放日报》的一系列社论如《致读者》、《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展开通讯员工作》、《党与党报》、《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政治与教科书》、《政治与技术》、《本报创刊一千期》等中得到了初步总结。
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在整风运动中改进工作的重点之一。社长博古多次指示记者要忠实地报道，精确地报道，生动地报道，迅速地报道。总编辑陆定一针对社论有时质量不高的情况提出，《解放日报》社论不要每天必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个曾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一定分歧的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这样，《解放日报》改变原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的做法，提高了社论的写作水平和影响力。在博古、陆定一同志的领导下，编辑部在日常编辑采访工作中，注意改进文风和提高写作技巧的训练，提倡记者和通讯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用群众的语言来写新闻和通讯。于是，新鲜、生动而又具体的新闻渐渐增多，报道充满了活力。边区新闻和劳动模范的报道不断登上一、二版头条，特别是对边区一些先进典型如吴满有、赵占魁等的报道，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新闻在文风上的改进也很明显，对外电的改写强调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立场观点以我为主，文字上流畅易懂。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对整风改版以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社论指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以这篇社论为标志，一张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至此形成，《解放日报》改版也告一段落。《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前后共历时1年零10个月。经过改版，确立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带来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新发展。因而此次改版在党的新闻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里程碑性质。
三、报社、新华社内部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上进一步肃清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坚定了党的观点，增强了报纸的党性、群众性，逐步树立起唯物主义新闻观。整风开始后，报社、新华社内部干部群众思想十分活跃，报务员、译电员、编辑在完成每天的工作后，便开始学习文件，外勤记者由于终日在外奔忙，便把文件带在身上，在来往途中或访问之暇，抽时间阅读。广大党员和干部一方面积极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一方面认真学习文件，给领导提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942年春，还创办了墙报《春风》，及时反映报社、新华社内部整风的进展情况，成为同志们探讨业务、发表意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园地。
编委会经常结合抓思想、抓工作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版、整风都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解放日报》、新华社社长的博古在整风中思想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既要领导好《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整风运动，又要做好报与社的日常工作，还必须对自己历史上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反省，因而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整风期间，博古认真、自觉地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省察自己过去的一切，认真清算了自己头脑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他丝毫没有逃避和掩盖自己的错误，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坦然而严格地剖析自己，对于报社、新华社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常常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精神。通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博古在办报方针及理论认识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为党报和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编委会其他成员也处处以身作则，在各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也称“抢救失足者运动”。1943年7月开始，《解放日报》、新华社内部也开展了“抢救”运动，破坏了团结和谐的气氛，伤害了一些同志。
“抢救”运动刚开始，作为两社领导人的博古、陆定一并不很积极，没有抓出什么“特务”来。当时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点名批评说：“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怎么就抓不出来？！”博古只好派负责党的工作的陈坦到西北公学去学习经验。西北公学是康生亲自抓的典型，据说取得了很大成效。陈坦到了西北公学，正好西北公学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先报告胡宗南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然后又说我们党内有一批特务———失足者，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材料，这些人应该向党坦白交待，否则要严肃处理。接着当场拘捕了一个“证据确凿又不肯交待”的人。于是，有好几个人上台“坦白交待”，台下鼓掌欢迎。这时，前来参加大会的外单位的人，也敦促自己认为是“失足者”的对象上台主动交待。就这样又抓出十几个“特务”。
党中央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使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了制止，从1944年春开始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解放日报》、新华社领导对中央的指示，领会很快，落实迅速。博古和陆定一对被错抓而释放归来的同志，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博古在大会上代表党组织公开向受了委屈的同志道歉，两社还共同召开各种不同的会议，请被伤害的同志提意见，并对他们的生活尽量给予照顾。甄别平反工作在1944年上半年全部结束。被错整的同志，从大局出发，以党的利益为重，绝大多数都丢掉包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经历了整风运动的洗礼和考验，《解放日报》与新华社不仅在新闻报道及文风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在办报和办社方针、管理制度以及培养一支战斗的新闻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的喉舌。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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