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无学”亦或是“有学”，一直是个深深困扰我的问题。“新闻无学”简单地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应用层面上，理论与现实脱节，甚至是完全滞后，对现实问题没有指导意义；二是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自身的逻辑结构，所谓的理论不过是对现实现象的解释。后来，我在新闻实践中与许多同行接触，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新闻传播学也是持这一看法的。有学者干脆将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称之为“黑板新闻学”。这就使得我在很长时间里都心怀困惑———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
最近，读了喻国明教授的《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一书，我的这一困惑得到了很好的解答。
    读罢全书，首先让我深受震动的是喻国明教授的学术价值取向———作为一个人文社会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使命感：
    “处在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无法置身于世外。实践的巨大渴求足以让任何一个对社会怀有责任感的学人无法安坐于象牙塔内，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仅仅贯注于‘形而上’的伊甸园中。”
    “我想说的是，造就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绝不仅仅是严谨的文字、广博的视野和机巧的论证，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进程的基本问题单子时，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社会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也就应运而生了。”
    “为中国的发展廓清视野，在终极目标的关怀下提供建构式前进的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
    喻国明教授的这种情感从头到尾贯穿于全书中。在这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驱动下，他的研究直面现实，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关怀。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解析传媒变局》一书为我们理出了一份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单子”，并以严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王朔曾经辛辣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只能称作“知道分子”，而不能叫做“知识分子”。按我的理解，“知道分子”的最大特征是“不为”，也就是说，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学者的价值取向问题———社会使命感的缺乏。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随着加入WTO面临外来媒体的强大冲击等等。在这个转型中，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又有许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这种现实的巨大转变需要新闻传播学者的积极介入，这是当前一代学者应有的历史使命，而不能仅仅做一个与社会进程不相干的“知道分子”。
    其次，真正的学术逻辑是建立在现实逻辑之上的，而不是空中楼阁。
    《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一书是关于我国当前新闻传媒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市场化问题，对于我国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介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尤其是加入WTO，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来说变得更是急切。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推论，并对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中的一些新的现象进行了调查描述。
    从应用层面来看，这些研究无疑对业界有很强的指导性，现实意义很大。
    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些研究似乎与我们国家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不一样。在此，不妨先来看看理论的定义。社会学家艾尔认为理论是指用来解释社会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牛津词典简编》中对理论的一个定义是：“由一些观念或陈述组成的一套图式或法则，作为对一组事实或现象给出的一种说明或说法；……被认为属于一般法则、原理或者被认识到的某事物原因的一个陈述”。从两者的论述可看出，理论首先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是对现实的一种陈述；其次，这种陈述是结构性的、一般性的。由此可知，《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虽然还偏重于一种操作层面上的研究，还缺少一些系统性的梳理，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结论已形成一定的结构性，对于现实有一种普遍的解释力，也就是说已经具有了较高理论层面上的意义。
所以，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与现实结合相当紧密的学科，我们的学术逻辑只有建立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才是可成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对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脱离了现实，就可能建造一些虚无的空中楼阁。
    第三，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进行新闻传播研究必不可少的。在《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一书中，喻国明教授运用量化的调查方法对报纸读者、电视观众、广告市场等进行了描述性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发现；他的分析性文章的推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已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对于这一点，在台湾著名学者潘家庆教授主持的《大陆新闻改革研究》的报告中曾这样认为：喻国明教授进行的各项实证调查研究的主要特色是排除了空话，分析深入、有根据，在大陆，类似的写书方法很少———因而比较科学，说服力强。
    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提供给我们探究事物的合乎逻辑和利于观察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个人的偏见和片面感性认识，去探讨事物变量间的关系，进而得到有科学意义的结果。作为一门社会学科，新闻传播学必须拥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像喻国明教授这样熟练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研究还很少见。
    喻国明教授被誉为“媒介军师”，这不是简单的称赞，而更多的应该是对他作为一个新闻传播学者———他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治学方式的认可。对此，我深受启发：新闻传播学研究不是“无学”，而是“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