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悉纪念解放军报创刊50周年举办征文活动，我心中的第一反应是：“这张报纸培养了多少人才啊！”同时跳出一句话来：“解放军报———我的大学”。
    我高中毕业后种了半年地，于1963年初，带着“保卫祖国人人有责”的简单认识，走出农舍，来到军营。
    从来没有想过，也许想也想不到，一名农家子弟、普通一兵，后来成为一名专业军事新闻工作人员、高级编辑；近20余年来，还先后9次应邀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重点课题结项鉴定会等全国性、全军性新闻学术活动。“农家子弟添文采”的这些“顺差”，作为“事业有成”的“标志”，微不足道；与许多同辈以至后来者中的佼佼者相比，更是羞于启齿，但促成“顺差”的缘由值得思考、清理。“促成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军报的“大学因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值得回味。

结缘新闻理论

    说来惭愧又有趣。入伍后，我自发写稿，因不知其所以，写了好多篇没登上一篇，而被采用的第一篇稿子竟是一则写稿体会，而且登在《解放军报通讯》（1964年，简装的大32开本）上。而这“有趣”，竟又播下了学习、研究新闻理论兴趣的种子。1970年到《人民前线》报社工作后，领导又让我办自己报社的新闻业务刊物《人民前线通讯》；开始是参加编稿，不到一年，一位老同志调走后，我一个人办一个刊物，还要干别的工作。怎么办？借鉴军报通讯是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几乎看不到别的新闻业务刊物。结合本职业务的学习与研究，也经常向军报通讯投稿；稿子也经常被采用，20世纪70年代大约每年被采用三四篇；其中有一篇总结防止报道失实做法（共16条）的稿子，被军报资料编辑室作为内部资料转发全军新闻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被军报新闻业务刊物（先后更名为《新闻与成才》和《军事记者》）采用的稿子更多一些。
    有时稿子寄出了发觉有问题，打个电话说明一下，这本是给人家添麻烦，没想到自己反受到厚爱。有一次，为一篇稿子中的一小问题，给刊物编辑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同志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了袁良同志，袁良郑重其事地给我回了封信，说明有关情况，还“顺便”鼓励了一句，说我“每篇稿子都能提出一个新问题”。当时我感到，这个袁良真是个热心人。后来得知他还是个老同志，我更多了一分感动。而这“每篇稿子都能提出一个新问题”的鼓励精神，成了我后来学习与写作的不懈追求。1981年第10期军报通讯上登了我的一篇小稿《力求有一句自己的话》。这等于是自己的“写作宣言”，自此至今，坚持无新不动笔。
    打那之后，我在新闻业务学习与研究上不仅经常“提出一个新问题”，而且逐步向理论、学术层次发展。1986年写了《作者署名是新闻事实的组成部分》一文，先后被七家新闻业务刊物采用或转载，后来又被收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写作指南》一书。
    20多年来，我对新闻理论学而不厌，研而不倦，发表的新闻论文大约有160多篇，其中《中国军人形象在舆论传播中的确立与维护》一文获得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二等奖；2000年3月出版的新闻论文集《寸心集》。学习、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与其它各类文章的写作，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联动、互动，我也曾获得1个全国性新闻二等奖、7个全军性新闻奖和两个全国短篇文学征文奖。

感悟“大学精神”

    在我的理念中，“大学”的意义为“光大学识”。这个“光大”的本质为发展、创新。中学生学的是基本知识，因而中学教师讲课要遵纲循本，可照本宣科；而大学生的学习重在研究、探索知识的未知领域，因而大学教授讲课应注重讲解自己的学问，至少要有点自己的东西，否则，充其量也只是个中学教师，而不够教授之格。
    我曾在许多场合，向许多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及教学、文化界人士，放言我的这个“大学理念”，得到所有人的赞同。
    我感觉解放军报是我的大学———实际上可以说是所有读者的大学，但各人的职业特点不同，看同一事物的着眼点和认知程度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在这里我只能将其作为个人的感觉———因为我感悟到军报具有上述的“大学精神”，并且长期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和熏陶。
    几十年间，我除了经常写些新闻理论文章，还因参加评审论文、笔会、新闻工作会议等机会，曾与军报诸多同仁常有业务交往。出于职业意识，我也注意从业务角度研读军报的各类报道的文章。国庆50周年期间，首都大阅兵，军报出了《阅兵专号》，众多的诗化标题如灿烂明眸，使报道锦上添花，我研读后写了《<阅兵专号>诗化标题鉴赏》一文，被军报在同年11月14日采用。
    这种交往和研读，我感到最大、最有价值的收获，也就是军报和报社同志的“大学精神”；无论是报纸风貌还是业务交往，以至口头交谈，都给人一种好钻研、求精微、索真谛的英气之感。“再打磨打磨”、“再拱一拱”，这是军报一些同志在研究问题时常用的“行话”。
    受军报“大学精神”的感染和熏陶，我也爱好钻研、探索、求新。这方面，也有一件惭愧而有趣，又与军报同志有关的事情。
    1988年6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登了我的《滥竽充数根由考》一文，文中说到，“南郭先生得到的待遇特别优厚，一人拿了数百人的薪俸”。数日后，军报社《新闻与成才》编辑部的杨玉辰同志打电话问我，这“南郭先生工资说”有何根据？我说故事里“廪食以数百人”这一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你这样解释有依据吗？我说南郭先生迎合齐宣王的“大合奏”政策，宣王很高兴，给他高工资，就像现在高薪聘用特殊人才，这不是很自然而明白的事吗？他说你明白我不明白……因为已是熟人、朋友了，两人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后来在电话里和在一块开会时还“吵”。
    为了对这个问题得出个确切无疑的理解，我们两人都留心找“依据”，我断断续续寻寻觅觅了12年之久。先是请教了南京的4位教授。他们一致认为这个问题有意思，都支持、鼓励我好好研究，但谁也没说出什么哪怕是想当然的见解。后来，打电话请教饱学之士军报社原总编辑杨子才。杨老非常热情，也鼓励我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他当即提示我四个途径找资料研究，并表示待有空时他也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按杨老的提示作了一番努力，结果还是不明白。
    再后来，2000年10月中旬，我写信给上海《新民晚报》“语文小札”专栏作家吾三省，信请晚报编辑转达。老先生真姓大名陈榕甫，时年已经82岁。时隔旬日，我就收到陈榕老的回信，300字的两页稿纸，写得满满当当。信中从6个方面解答了我请教的问题，并介绍、解释了相关的情况和知识，关键处说得斩钉截铁。结论：南郭先生的故事中没有涉及竽手们谁得工资多少的问题；“廪食以数百人”一语，本意是说让南郭处士组成一个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数百人的乐队，也就相当于现在说的公家发工资，但没说给南郭先生发多少。陈榕老还热心地告诫说，先秦作品大多文词简约，在流传过程中又会发生错乱等情况，理解时活络一点为好，不必太拘泥。老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令我感动，我又写信致谢。
    我把请教陈老先生的情况及时“通报”给了军报社杨总编和《军事记者》杂志杨玉辰主编，并向玉辰同志明确承认，我原来的理解是错的。我们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到此方告结束。
    费这么多时日和这么大精力钻这样一个“牛角尖”，值吗？值。我和玉辰同志都无怨无悔。一是锻炼和发扬了不得甚解不罢休的良好学风和治学精神。二是毕竟弄清了一个人们普遍感兴趣而大都不知其所以的问题，顺便也获得了许多题外的知识。

诸多良师益友

    我也经常给军报的多个专版写稿。这样时间久了，我就“接触”了军报社不少同志。虽然其中多数都没见过一面，尚不知其高矮胖瘦新老，但感觉都很好，都可为良师益友。
    写文章是整理思想，用不出来也不等于白写；有的文章用不出来也不等于文章本身不够格，而是有可以理解的其它原因；有些文章写得不好，有关编辑也不因为我是熟人而给“面子”，我也不因为没给编发而觉得没面子；有些文章有可取之处，有关编辑热心、费心加工修改，使之增色，更加入理；有些文章虽只换个词、改个字，但比原来显得妥贴；有些文章搁了好久，我都几乎忘记了，却让你惊喜，忽然见报了；编辑与作者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有些文章不被认可，那也正常；有时想了解个情况或遇到个问题，给有关编辑打个电话问问、聊聊，他们也都不吝时间奉陪……敬业、尽心、友善，科学态度、富有才气，使我感到这些同志都很优秀。文如心桥，语有灵犀；千里芳邻，君子之交。这样的“神交”，使我在思想和精神上常有升华之感。
    有些稿子的际遇，令人难以忘怀。
    近些年来，我家乡一条河的两边乡村面貌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群众的生活水平，河东明显高于河西；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也即进入新中国成立40年以后，特别是到了2000年前后，倒过来了，河西明显高于河东。经考察，我发现其中的“秘密”是，改革开放后，河西原来大量剩余、积压的劳动力得到了大解放，而河东这方面不如河西。河东、河西的“倒个”变化，非常典型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根本原理，又正好应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一俗语。大约在2004年春节前后，我就以这句俗语为题写了篇稿子，寄给了军报时事版的“今日故乡”专栏，但不抱多大希望，因为稿子过于理论化，恐怕与这专栏“对号”不准，因此寄了也就忘了。谁知过了8个月后的10月下旬，有几个熟人看到我就喊：“河东、河西！”原来，他们在军报上看到了这篇稿子。我一查，果然！题目改为《“河东”“河西”说变迁》；“过于理论化”的文字删节了。题目这样修改，我明白，一是使之简洁、明了；二是，也是主要的，这句俗语常被人们用在别的意义上，不够正面，因而用作这篇稿子的题目不合适。可见编辑不但珍惜作者的劳动，有可取之处就不丢弃，而且不惜自己花费神思，为之删繁补拙。此前我并不知道经营这个专栏的是哪位编辑，后来得知，这篇稿子是时事部编辑欧灿同志编的。
    2004年11月24日，我又写了篇议论城市鞭炮管理的稿子，这下直接寄给了欧灿。没几天，接到欧编辑11月30日的来信，大意是说稿子本身可以，但北京还没开禁，所以这稿不便刊登，只有忍痛割爱了。这个“苦衷”，我完全理解。通常说来，对这类稿子，编辑并无责任一定要给作者回音解释，欧灿同志这“多此一举”可谓“超常”。而这“超常”并未到此为止。一个多月后，这篇稿子（《从放鞭炮问题看执政为民》）在2005年1月26日军报的“时事漫谈”专栏中加边框登出来了。一看，噢，北京市区也部分开禁了。情况变了，编辑根据新的情况作了增删，看得出来，费了不少工夫。判了“死刑”的稿子，而且已经“判”了一个多月，却没有丢掉，而是见机费工夫让它突出地“复活”了。普通一稿之生死本为小事，而“救死扶伤”之精神可贵，而且从“救扶”的质量中反映出编辑多方面的职业素养。
    多谢了！多谢我的大学，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