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彼此间如果没有10年以上的心灵交往，你就压根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一个人。屈指算来，我与兰州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樊增民结识整10个年头了，这10年，应该准确地说是当了10年的学生弟子，做了10年的朋友兄弟。所以，我来写这篇介绍他的稿件是最合适不过的事了。

选择新闻就选择吃苦

    樊增民是个苦人。大凡熟悉了解他的领导、新闻界的朋友，以及基层官兵，都习惯用这句话来评价他。
    我理解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了近30年的兵，干了26年新闻这个苦差事；二是他历来写稿特较真，每篇稿子无论大小，始终苛求自己采访到一线，成稿在一线。大漠戈壁、雪域高原、风雪哨卡都留下他不知疲倦的足迹，这种干法焉能不苦？每次得知他要上高原参加重大活动或总结宣传典型时，我总少不了在电话里劝阻一番：40多岁的人了，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年到头老在基层泡着也不是个事啊！电话那头，他总是用那句不知对我说了多少遍的话来替自己开脱：“我这个人这辈子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几十年都这么苦过来了，习惯了。”我还能再说什么？无论是当干事、处长，还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都是如此。
    2001年底，他第8次踏上了平均海拔4800米以上的风雪边防，专程到南疆军区采访。半个多月时间，他跑遍了一线20多个哨所，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在极度缺氧的恶劣环境里，白天马不停蹄地采访，夜里通宵达旦赶写稿件。有好几次，因高原反应，他头疼得实在撑不住，只好一边吸氧，一边写稿。半个多月没日没夜地苦干下来，他采写的《暖风吹上昆仑之巅》等3篇长篇通讯分别在军报头版头条和二、三版加编者按发表。正如他在通讯的小标题写的那句话那样：千说万说，不到一线就没有资格说。
    阿里高原、神仙湾哨卡、5042前哨，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险难之地，他冒着生命危险，不知跑了多少趟。我也有过一次与他难忘的昆仑之行。2000年7月，集团军部队首次整建制赴昆仑山进行驻训演习。那时，刚担任军区宣传处长不久的他带着我正忙着总结宣传集团军时任通信团团长王志祥的事迹。演习通信团要打前站，全团要从陕西某地摩托化机动到青海格尔木地区，行程1500余公里。采访刚展开，部队要出发，怎么办？他说，机会难得，咱们全程跟着王团长走，亲身体验一下，稿子肯定能写好。那几天，他胃疼的老毛病犯得厉害。我问他，随部队风餐露宿上千公里，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他说，路上多备些胃药不就对付了。7月份酷热难耐，团里没有带小灶，一日三餐我们都随连队一起野炊。部队千里机动，沿途情况复杂，气候恶劣，饭不可能每顿按时吃上，想吃顿可口的饭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部队开进的第二天，指挥部通知按当日行军路线再继续往前开进100公里。当天吃晚饭时已经到了夜里11点多钟，那天他悄悄多吃了比平时多出近一倍的胃药。部队进入青海后，高原地区的气候一下子显现出来，沿途一会是暴雨倾盆，一会又是冰雹突袭，再加上海拔愈高，缺氧愈明显。
    部队到达集结地域后，立即展开通信枢纽开设及线路架设，我们整天头重脚轻、气喘吁吁地跟着王团长跑前跑后。“有这个必要吗？”我问樊增民。“我想把这次的主题通讯写成全程目击式的新闻。”他这样回答我。为了插空采访，不影响王团长组织部队演练，那些天，我俩和王团长住在一个帐篷里，我也终于领教高原上一天过四季是个什么样的滋味。中午帐篷里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热得人连喘气都感到困难，夜里不脱衣服盖两床厚棉被，浑身到天亮仍是冰凉的。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驻训点的蚊子太可怕了，尤其是每天太阳一落山，蚊子的密度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成群结队的蚊子追着人咬，隔着迷彩服照叮不误。每天最痛苦的就是解大手，为了减少蚊子的袭击，只好憋到中午最热的时候，那时蚊子相对少些。樊增民长期便秘，每次解大手他蹲的时间长，就是拿着报纸不停地扇赶，屁股上已布满了蚊子咬的红包。那次，我们在昆仑山呆了7天7夜，他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写了上万字的稿子，两篇人物通讯全是按现场式、目击式、体验式写法写的。很快，这两篇通讯分别上了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3篇消息稿均在军报一版发表。高原下来，我对他常讲的那句“好稿子全是苦出来的”的话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把苦嚼出甜来也叫快乐

    人们通常把吃苦视为一种敬业精神，而樊增民却把吃苦当成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新闻陪伴他走过了26年人生最为宝贵的岁月，他对新闻二字的理解、追求，包括感情投入。他在军报等中央级报刊发表的1500多篇稿件，百余个头版头条、数十篇获奖作品、一大箱荣誉证书和垒起来足有一米厚的刊稿剪贴本，也许就是最好的见证。一个能把苦嚼出甜来，能从苦中品味出快乐的人，这个人无疑是个活得很真诚、很智慧的人了。
    1995年底，我调入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当新闻干事不久，上级新闻单位和组织部门一大帮人前来总结推广集团军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的经验，樊增民自然也在联合工作组里。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收集资料，协调稿件打印送校。那时，他是军区宣传处副团职新闻干事，我每次去招待所他的房间送资料或是刚打印完的稿子，他不是沉思，就是埋头写稿。别人外出参观或吃饭，很少看到他去过。那段时间我陪他最多，我颇为不解地问他：“你好歹也是一个团级干部，咋就不知道出去换换脑筋放松一下呢？”他苦笑作答“既然咱是个干事，那么咱不干事谁来干事？”后来，军报刊发了他组织采写的1篇头版头条消息和6篇通讯。他在其中的超常付出和辛勤劳动，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组报道在军报连续刊发后，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验随之也在全军推广。也是从这次开始，我和他有了心灵深处的交往，我们几乎每天要通一次电话，彼此不管在哪里，电话里交流最多的还是业务。
    一个人如果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他肯定会全身心地为之去奋斗。这是樊增民告勉自己的一句话。我理解他这句话的分量，正如我理解一位哲人所说过的“热爱即付出”这句话一样。
    在和樊增民交往的这10年里，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单是我们一起下部队采访期间赶巧碰上的节日就有10多个。最难忘的要数1997年那个中秋节。当时军区首长指示要总结宣传我所在集团军某高炮旅党委建设的经验，任务比较紧，他点名要带我去。我在电话里同他商量，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了，能不能过完节再去，晚去一天半天并不碍啥大事。他没有强迫我立即赶到兰州与他汇合，只是说他先过去采访，我过完节直接到旅里就行了。我知道他办事的风格，对待工作从来没有半点含糊，一有任务马上动身。我连夜从宝鸡乘火车。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兰州，他带我简单吃了碗牛肉面就乘车赶往高炮旅。200公里路程半天就到了，一下车就展开采访。吃完晚饭他执意让陪同的旅里领导回去和家人团聚。我们俩在溶溶的月光下散步聊天，“你把嫂子和儿子放在家里过中秋节心里坦然吗？”“我已经很少有过节的意识了。”“值吗？”“谁让咱干上新闻这份差事了。既然干上了，就别在乎比别人付出的多。”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那本已经放得有些发黄的日记本里清清楚楚地记着，稿子写完不久，国庆节他去北京送稿。不乐于吃苦，吃不了大苦的人，在新闻这条道上走不了长路。这是2001年元旦我们在宁夏某炮兵旅采访期间樊增民送给我的一句话。
    1998年底军委号召深入开展科技大练兵活动。樊增民敏感的新闻触角始终关注着科技大练兵的宣传，他先后探访了军区部队10余个师团，对部队科技练兵的经验和问题进行剖析总结。随着理性思考的升华，2000年春节前后，他放弃过春节，从新疆边防到渭北高原，一路采访一路思考，经过1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他组织采写的一组5篇通讯“西北军营科技练兵‘回头看’”在军报连续刊发，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军委首长的表扬。当人们都在叹服他的深度和高度时，樊增民对我说，对从事新闻的人来讲，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大家对你的付出的肯定更快乐的事呢？

吃苦的人生最精彩

    福兮苦所依，业兮难所砺。
    樊增民从事新闻工作应该说是干得很出色、很成功，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特别的吃苦精神。
    我们在一起闲聊时，他也时常叹息自己的命太苦，生在苦地方，干的苦工作，操的苦事情。
    樊增民从小生活在陕西洛南县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放牛、拔草、种地、打柴是他童年最为深刻的印记。小时候家里太穷了，晚上学习连买煤油灯的钱都掏不起，他只能用从山上砍下的松油柴照明。初中到高中，每天都要翻越5公里的羊肠小道去上学。他胸前有一块核桃大的伤疤，他告诉我那是上山给牛割草时从悬崖上摔下来留下的；他的左手腕有一个伤疤，那是在一个名叫老虎沟的山上砍柴时留下的；他的左腰下方有一个伤疤，那是上山挖药材时留下的……他的经历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一句话来概况：太苦了！
    2001年6月，他在新疆采访期间，老家岳母突然去世，我带车去咸阳机场接他，随后陪他一同回老家安葬老人。那次在他从小生活的小山村里我住了3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艰难与不易。
    高中毕业后，樊增民当了两年村上的民办教师，1978年底，抱着填饱肚皮、出去见世面的想法他参军入伍了。
    特殊的苦难经历砺练出了他坚忍不拔的顽强个性，也为他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奠定了基础。
    樊增民当兵第一年参加了一个月团里举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之后，开始学写新闻的。他的第一篇小稿是1979年在军区人民军队报发表的。从此，他就不停地学，不停地写。因为会写新闻稿，团政治处主任点名把他从连队调到报道组；因为在军报发表的新闻稿件多，1984年7月他被提为干部；因为干得特别出色，他当上了军区的宣传处长、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靠着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樊增民在新闻这条路上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足迹。吃苦成就了新闻，新闻成就了樊增民。他的人生因吃苦而精彩，因新闻而厚重。
    他说：不干新闻就没有他的今天。是新闻让他的精神生活变得充实而富有。就说近10年来，他采写过的机要参谋李民、大学生指导员吴绵胜、优秀班长彭光荣、优秀士官赵彪、装步一连、红九连等典型单位和个人，被军区授予荣誉称号的就有10个，在全国、全军有影响的先进典型也有10多个。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近10年，单是在军报，他策划采写的系列报道就有7组之多，每组多到6篇通讯，少则4篇通讯。他的稿子之所以编辑爱编、读者耐看，皆因思想新、写法巧、质量高。
    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研究问题的人。在写稿的同时，他还撰写编辑了《思想工作百例析》和《当代军人军旅书信精粹选辑》两部书。
    2000年，在众多新闻界朋友的一再督促下，他取名为《苦乐年华》的新闻作品集终于定稿了。这本书的序是他让儿子樊毅写的。当时毅儿的标题是“我有一个好爸爸”，我认为还是用“苦爸爸、好爸爸”更为准确贴切些。他采纳了我的建议。文如苦人，书如其人。尽管只是本新闻作品集，但读起来那份抑制不住的感动与心动让你铭心刻骨。
    我一直在新闻这条艰辛的路上奋力前行着，激励我不敢懈怠的是我的老师、兄长樊增民那句话：“如果有来生，我还要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