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里住进一个男军官

　　走进军事记者行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报社调我时只见其文，没见其人，直到调档案时才知我的性别。经过一波三折，我成为《火箭兵报》的一名军事记者。到报社上班的第一天，有个男记者就对我说：“女人当军事记者，麻烦！”第一次下部队采访，就不幸言中。
　　当时领导派我到海南去采访军事演习，到部队招待所住下后，看到房门上写的同住者姓名最后一个字是“敏”，很像女性的名字，却来了一个男的。他进房门后傻了眼，说：“你住这里？还是我住这里？”我也愣了，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会务组。
　　在会务组“主持”工作的是军区作战部的一个上尉，见了我就说：“报社怎么派了一个女记者，乱弹琴！”我头一偏，似乎在问：“女的怎么了？”他反应很快：“女的麻烦，我怎么安排你？”我拿眼睛盯着他至少有半分钟，心中的恼火一点点地往上冲。突然，我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给他扔下一句话：“没什么了不起，我去住通信连女兵班，女人也不会让尿憋死！”回到房间，我拎起行李就走。上尉追过来把我堵在门口，说：“不用费劲儿了，你就享受单间吧！”他一回头，也扔下一句话：“看不出来，这个女记者还挺厉害。”
　　此后几天，我一直跟着作战部采访，老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地遭遇那个上尉，每次见到他，我就狠狠地瞪他一眼。再此后，我便不断地到作战部去审稿，《中军帐靠前指挥》、《一流连队一流水平》、《5次脱靶说明了什么？》等稿件不断发往报社。我发现，那个上尉的目光老是追踪着我，我也不理他，心想：你小子好好看看，女记者就是这样“乱弹琴”！
　　首战告捷。回到军区后，我听说那个上尉到处跟人讲：“知道报社那个叫刘小渡的记者吗？她是个女的，很厉害的！”我心说，知道厉害就好！

基层官兵称“大哥”

　　也许是因为我的名字有些男性化，所以很多读者以为我是男的，这倒给我带来一些便利。到报社以后，领导考虑我学过医，让我开办《军营卫生》专版。专版创刊后注重服务和贴近青年官兵，引起读者关注。特别是有些官兵遇到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时，常常把《军营卫生》的责任编辑当作知己，写信倾诉他们的烦恼和痛苦，信的抬头有称“刘大哥”的，有称“刘大叔”的。在接到这些来信后，我便将错就错，以男性的身份与他们沟通。记得有一个军分区的干事来信倾诉他遇到同性的骚扰，痛苦万分。我便长时间和他通信，帮助他勇敢地战胜骚扰，走出痛苦的梦魇。当他终于站在灿烂的阳光下，幸福地拥抱新的生活时，他写信说要到广州来看我，与我结为兄弟，做终身的朋友。当时正值我从广州调往北京，我对他说到北京后再写信，此后便没再与他联系。我想只要他心中有这样一个朋友，一个当记者的朋友，曾帮助他走出阴影，曾为他送去阳光，这就足够了，至于这个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就不那么重要了。

连队厕所贴上“女”字

　　军兵种报纸采编合一，做编辑时和读者不见面，免去一些麻烦。但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当你下部队采访，踏遍万水千山时，不免给部队和官兵带来麻烦，这是我采访中的深切体会。1992年春节刚过完，我就赶往位于大山深处的二炮某基地防化连采访一个名叫刘开旺的士兵典型。坐了一天车，我和当时基地的两个新闻干事终于来到连队，指导员侯希海指着连部对我说：“这里条件很差，你就住连部吧。”我问他：“那你们住哪？”他很随意地说：“嗨！到班里找一个又瘦又小的，往他被子里一钻就得。”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直说我来了给你们带来了麻烦。侯指导员真诚地说：“记者同志，千万别这么说，你来了，我们高兴得跟过年一样！”他的高兴感染得我也高兴起来。
　　吃完饭，指导员递给我一个一尺见长的手电筒，往半山腰上一指，“厕所在上面，没灯，你一定要打开电筒，小心摔跤。”晚上，我打着手电筒向半山腰上爬去，来到厕所门口，看见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感到十分诧异，进了厕所，发现足足有二三十个茅坑，一字排开。站在那里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一个男厕所，是连队的厕所。
　　从厕所出来，我找到指导员问：“这个厕所是连队的吧。”指导员说：“你放心，记者同志，没人上这个厕所。”我问：“那大家到哪上厕所？”指导员说：“村里。”“村里有多远？”旁边有个小战士说：“不远，半里多地。”“上个厕所跑半里地，不行！指导员，你把那个‘女’字给拿下来。”指导员说：“没事，你放心使用吧，我们男的好办，急了，漫山遍野摆‘战场’！”看着指导员轻松爽朗的样子，我的眼睛发热。
　　本来的想法是，住在连队不麻烦，没想到如此的麻烦！我问基地的新闻干事，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部队，干脆去住招待所，否则弄得一个连队的人没法上厕所。他们很快和附近一个发射旅接上了头，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就“迁徙”到那个旅的招待所，每天早出晚归长途跋涉到防化连采访。

面对赤身裸体的男兵

　　还有一次，到南方前线猫耳洞采访长年驻守在边界线上的官兵。当时边境作战硝烟还未散尽，我们的战士吃住都在猫耳洞中。由于猫耳洞潮湿而又阴暗，战士们普遍患上了一种俗称“烂裆”的疾病。医学专家到前线后，为他们抹上一种外用药，并要求他们暴露患区。官兵想，反正前线也没女的，于是一个个都一丝不挂。那天，广西军区新闻干事陪我到前线收集官兵写在剑麻丛中的诗歌。车到山脚后，我们又爬了一个多小时山路，当新闻干事指着满地的剑麻丛对我说“到了”时，突然，一个全身光溜溜的战士从剑麻丛中跑了出来，见到我就扭身大叫着朝猫耳洞跑去。连长听见叫声后，也光溜溜地跑了出来，嚷嚷道：“叫什么，叫什么？”看到我们后也大叫一声缩回到猫耳洞里。
　　我赶紧让新闻干事跑到猫耳洞中向连长作解释，过了好一会儿，连长和指导员一身军装精精神神地来到我的身边，敬礼、握手。连长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我认真地对他说：“我是一个近视眼，20米外视物不清，到你们手下当一个兵你们都不会要。”他们顿时释然，和我寒暄起来，其实我的视力是标准的1+1=3.0的那种。可我们基层的官兵就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可爱，你说什么他们都信。当然，善意的谎言也同样的可爱和质朴。
　　此后几天，我们跪在剑麻丛中，收集了100多首官兵刻在上面的战地诗，有时读着那些诗句时，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那次我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做“拜读”。后来我们报社把所有到前线采访的记者收集到的剑麻诗编辑成《战士剑麻诗丛》，在当时脍炙人口。“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就是这本诗集中的名句。

带着孩子去采访

　　很多次的采访经历让我感到，做一个女军事记者的确麻烦，不承认不行。所以我常常告诫自己，在报社做事要让领导和同事们不觉得你麻烦，不觉得你是女人，要做到工作不讲条件，要给领导留下这样的印象：苦活，交给她；难活，让她干！因此我要求自己做到“两不”：一是不能因家里有事请假，家里有事要千方百计解决好；二是不要说工作难工作多干不了，工作难要迎难而上，工作多要加班加点。
　　1993年3月，报社领导派我到东北去办一个基层报道员培训班并组织一批稿件。当时夫君在广西边防采访，女儿没人带。幼儿园园长黄老师非常热情地要我将女儿交给她，可我女儿哭天抹泪地就是不干，抱着我的大腿不下来。已经快上火车了，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把孩子带上！
　　第二天凌晨5时，我到达东北，手里拎着行李，背上背着孩子，老远我就看到前来接站的部队同志，赶紧上前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把我扒拉到一边，说：“闪开，闪开！”我说我就是刘小渡，他们都愣了，一把把熟睡的孩子抱了过去。我愧疚地说，孩子没人带，就放在部队幼儿园吧。只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记者同志真是太信任我们了！”
　　在基层办班、讲课、辅导、组稿、编稿，日夜加班，女儿也没来打扰我。要走的那天，女儿来了，抱着她的是个女上校。女儿说：“妈妈，我不走了，我有喻妈妈了！”原来喻大姐是这个部队卫生队的军医，这一个多星期，她为我担负起了妈妈的责任且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看着女儿抱着“喻妈妈”脖子的高兴样儿，我的眼泪一不留神就流了出来。尽管是背着孩子下部队，但圆满完成任务，回报社后，稿件哗哗哗地上版，社长说不错。可他并不知道我带孩子下部队的事，我也不敢如实汇报，我怕领导说，嗨，女记者就是麻烦！

一个不像女生的理想

　　作为职业军事记者，我的理想是“女人不麻烦”。其实，我们这一代女性所处的时代，是可以完整地发挥她们能力的时代，如果一个女性能够善于把握，那么，她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应该可以和她所放在学习和工作中的努力成正比。18年的军事记者生涯让我深深感到，即使在军营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天地里，女性仍然可以和男性并肩奋斗，一起前进，并且奉献她们的智慧和才华。我曾经16次到某旅采访，4次跟随这个旅拉动，3次参加这个旅的实弹发射，2次随旅参加重大演习。这个旅是我国的第一个常规导弹旅，从组建到不断壮大，走过了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在他们艰苦跋涉的14年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火箭兵磨砺长剑的壮举，在和官兵一起把导弹送上蓝天、将巨龙隆隆开进中，我采写了大量见证新一代火箭兵成长的新闻。即使晚上随队采访，白天伏案写作，在帐篷里和官兵交流，在连队里吃野炊饭菜，胳膊和腿脚被蚊子叮得鲜血淋淋也毫不在乎。这一次次的采访使我深深感到：一个军事记者只有投身基层，贴近官兵，才能有所作为。
　　在大学读新闻系时，我对前苏联《真理报》记者鲍·波列伏依的4本书情有独钟。这4本书是他在二战期间随军采访4年中写就的，其中《距柏林896公里》是我最爱读的，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写作技巧，更多的是一个军事记者的追求和信念。鲍·波列伏依说，一个军事记者的最高境界和追求是做战地记者。记得当时我就对同学说，要做一名军事记者。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很诧异，他们说，这听起来不像一个女生的理想。
　　大学时的理想不久便实现了，只是在和平年代我们无法像鲍·波列伏依那样投身战火。但是，和所有的职业记者一样，我的追求是，到一线去！和平时期常年采访在训练、演习、发射和边防一线的军事记者，深入到阵地哨所和国防施工一线的记者，就是战地记者！
　　记得我第一次去海岛采访，是到海南三亚军分区的东岛和西岛，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最南端的两个哨所。采访时，营长带着我穿过茂密的红豆树和仙人掌丛，登上了东岛的最高处。他对我说：“你看这两个岛像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像眼睛。”营长说：“对，像祖国的眼睛！”营长指着美丽的蔚蓝色的大海说：“祖国的眼睛是不会放过任何豺狼的！”那天晚上，我发往报社稿件的标题是———《祖国，一双警惕的眼睛》。我写道，海防线就是前线，谁说和平时期没有战斗，驻守海防的官兵天天在打仗、时时在战斗！
　　军人战斗岂止在边海防一线，当我在导弹阵地采访，抚摩着那个“庞然大物”时，官兵对我说，存在就是威慑，贮备就是打赢！当我参加实弹发射，雄风劲旅官兵“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誓言如雷贯耳时，我懂得“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道理。当我和官兵拥抱在一起，庆贺导弹发射成功时，我知道了“战略”二字重千钧！站在官兵的行列中，我真正明白了新时期的军人事实上是在看不见的硝烟中打仗，是在用实力迎接战争，遏制战争。
　　女人如玉剑如虹。作为一个女军事记者，我行进在我们的队伍里，用微不足道的一支笔、一台电脑，记录着官兵的足迹，记录着军队的辉煌，这让我骄傲让我自豪，更让我努力让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