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4日，我接手主办《离退休生活》专刊，至今已见报50期了。两年来，在各级领导和同仁指导、帮助、鼓励下，我本着“寓指导性于服务性之中，在突出服务性上下功夫，力争将专版办成老干部的园地”的指导思想，对老干部工作宣传作了初步探索，先后开办了《激情岁月》、《老照片的故事》等栏目，多次受到领导表扬，许多稿件被其他媒体转载，扩大了军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此，我受邀在全国老龄委召开的好新闻表彰会议上，介绍了军报《离退休生活》专刊改版的做法。
    一、老干部的传奇经历是一块巨大的“宝藏”，亟待挖掘和整理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些同志的理解是，老干部是有功之臣，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们要尊重老干部，服务好老干部，使他们晚年无忧。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仅限于此又是不完全的。我在一些老干部家里，听他们讲述战争年代亲历的故事，有时一听就是一个上午，老干部十分高兴，我也特别受教育。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辉煌的人生，对后人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教材，亟待挖掘。我也正是在倾听中受到启示，萌发了改版的想法。
    第一、弥补了历史教科书的不足。
    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往往是从教科书上学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从老干部身上学习，则感受更为深刻。比如，过去，对毛泽东率队伍上井冈山的故事，我也略知一二。在接触了党的十六大特邀代表、全国政协原常委李立老前辈后，对这段历史才有了更多的了解。
    李立，97岁，江西吉安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当过5任省长，去年6月住院，现在进入重症监护室。2003年10月我采访了他，采写了《我为毛委员当“联络员”》（刊于军报10月23日）。李立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三湾时,李立正在他家对面的“协盛和”杂货店当帮工，那时他已是三湾乡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到了三湾后,是通过他和袁文才取得了联系,为上井冈山作了必要准备。在这期间,李立按毛泽东的指示,积极派出党员与井冈山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为后来工农革命军顺利进军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就是在他家门前的那棵大树下对部队进行整编的。他亲耳聆听了毛委员的讲话。10月3日清晨,起义部队在三湾的枫树坪集合待发,为了振奋士气，毛委员身穿安源矿工的服装,背着斗笠,脚穿布鞋,大步走到队伍前面讲话。他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愿意继续干的跟我上井冈山,不愿意干的,发给路费回家,将来愿意回来的,我们还欢迎。”
    听他这位当事人讲述“三湾改编”的故事，与读历史教科书的感受不一样。稿子刊登后，李立给总政领导写信，“向军报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挖掘了一些颇有教育启示意义的故事。
    每个老干部的经历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闪光点”和难忘一瞬。我们依托《激情岁月》、《老照片的故事》，抢救这些存在于老干部身上的活的历史。它鲜为人知，老干部喜欢看，部队官兵喜爱，在社会上也很受欢迎，这类文章被众多媒体转载就是最好的说明。
    原40军政委冯恺：“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
    2003年4月24日刊登的《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诉苦经验”》，介绍了原40军政委冯恺经历“诉苦运动”前前后后的过程。冯老已年过八旬，且患半身不遂。他戎马一生，参加了无数的战斗，但最得意和最挂念的一笔，就是当教导员时带领官兵创造闻名全军的“诉苦经验”，先后受到陈云、罗荣桓、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肯定。
    1946年初，冯恺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3纵队7师12团三营任教导员。这个营是日本投降后由东北本溪煤矿日寇的战俘和劳工临时拉起来的一支“老兵新部队”，不仅战斗力较差,还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怎么稳定部队，是个很费脑子的事。就在这时,师里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主题是“阶级教育”。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使冯恺茅塞顿开。回到营里,他立即召集干部开会进行研究，在全营搞阶级教育。官兵围绕“谁养活谁”展开了“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诉苦教育”这一新生事物，其效果很快在战斗中得到了验证。1947年1月,敌人向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热水河子战斗中,三营表现得很勇敢。九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入敌阵,俘敌10余人,成为纵队第一位特等功臣。而这个战士在过去打仗时，则比较胆小。纵队刘西元副政委听说后，专门找这个战士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回答是：“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在连队开展的诉苦教育中提高觉悟的事汇报了。刘副政委听了很高兴,就派人到三营进行调查。就这样,“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以至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注。
    稿子刊发后，冯恺给军报写信，感谢军报“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期待军报“《激情岁月》越办越好，越办越有味道”，“把老同志的家底都翻出来告诉大家。”
    新四军第1师老战士谢云山：“我没有辜负我们200团政委郑克同志的嘱托”。
    谢云山，1929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在我军的历史上，“立功运动”是新四军第1师200团创造的。作为这个运动的亲历者，这么多年，谢老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完成老政委郑克的临终嘱托：将立功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后来人。
    2004年9月9日刊登的《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讲的就是200团创造“立功运动”始末。
    1946年7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7月13日，首战宣（家堡）泰（兴），华中野战军第1师全歼敌83师65团，俘敌1200余人。其中有一个国民党兵叫刘友三，被分在2团三营七连当战士。因为刚刚被解放过来，没有发给他武器，让他当机枪副手，负责搬运装填机枪子弹。他憋了一股劲：“你不给我发枪，我自己搞！”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他一人赤手空拳缴获了4支枪，其中有一支卡宾枪。清扫完战场，刘友三就缠着指导员李甦带着他去见营长。李指导员带着这个新战士找到了营长胡守信、教导员田昌炜，并介绍说：“这个新战士叫刘友三，是几天前从宣家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也是个穷苦人，被国民党强迫当的兵。这几支枪都是他刚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不想，指导员这么一说，刘友三当时就哭了，说：“长官，我参加新四军这几天，亲眼看到这边比那边好，这边到处受到老百姓欢迎，长官不打骂士兵。我只是干了一些扫地、清理厕所、看枪的活，连长老在全连弟兄面前夸我。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决心留在这儿打老蒋，不回家了。回家照样受苦，说不定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我要在这儿杀敌立功。”说着，他从肩上放下了4支枪，对营长说，“你可得给我记功，不要忘了……”营长满口答应，并夸他：“你仗打得好，是个好战士。”教导员则当场拿起笔，边说边记：“我现在就给你记下来。希望你多杀敌、多立功。”刘友三很满足地走了。
    这件事情反映到团政委郑克那里，他立即下到连队了解，一个刚刚解放的战士为什么打仗这么勇敢？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这么看重记功？郑克同志还帮助基层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完善，并把这个经验上报，得到了上级机关的支持和关心，最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不幸的是，1949年1月6日，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攻打吴楼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被官兵抬下阵地时还挂念着“功劳运动”，拉着谢云山的手叮嘱道：“功劳运动是个好形式，是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胜利后也要经常宣传它，不能让它断线了……”话未说完就牺牲了。这个稿子刊发后，谢云山收到老领导、老战友以及地方同志的5个电话，两封来信。他失散50年的老战友、原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的秘书赵光武同志来信说：“200团的立功运动是毛主席肯定并推向全军全国的，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军报宣传这件事，反映了老同志的心声。”原23军政委、94岁的老将军陈茂辉打电话给谢云山：“感谢你做了件大好事，把被毛主席倡导的立功运动的由来介绍给后人，也是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传了下来。”
    ……
     二、老干部淡泊名利、善待人生，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人生教科书
在与老干部接触中，感悟最深的是，他们无职无权，但有真言，有一颗可贵的平常心，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一句话，一个行动，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长时间徘徊，并打下深深的烙印。正是：“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海军航空兵第一代飞行员姜凯：“我已经很知足了”。
    如何对待名利？请听姜凯同志的观点。姜凯1947年从河北唐山参军，是我海军航空兵第一代飞行员。1954年3月18日下午2时38分，他和战友崔巍在浙东南田上空打响新中国“海航”第一仗，击落国民党F-47轰炸机2架。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当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和勉励，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报表彰并授予他银盾1座。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怎样看待人生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听他原所在部队新一代飞行员胡宝良说道：“10年前，我就听过姜凯的报告。他除了讲一些战斗经历外，还讲到了怎么为官、怎么做人的问题。他说，难道我不想当官？我当了20年的正师职干部，10年师长、10年军副参谋长，我也想……台下掌声雷动。他接着说，但光那么想不行，也不解决问题。我还想与我一起当飞行员的战友。接着，他拿出1张7个人的合影照片对我们说，我们7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朝鲜战场一次空战后，4个人就再没有回来，剩下的3个人，1个转业到西安，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一个被下放到浙江，后来也被整死了。到现在就剩我一人，能够活到今天，我已经很知足了……又一次想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报告会后，年轻的飞行员胡宝良写了一幅字“知足者长乐”，慕名送给姜凯。从此，他们成为忘年交。今年春节前夕，我到青岛采访姜凯。在欢迎老前辈的聚会上，姜凯拿出一个签字本，请大家签名。这已是他的第13个签字本了。我在上面写了“一次晤谈，受益终生”。其他同志也都写了各自的感言。末了，他出人意料地说，“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的本上签名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犯罪的。”这话让我琢磨了好久。
    上甘岭战役一等功臣张计法：“不要讲我是英雄”。
    河南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干部、原志愿军135团七连连长张计发，是电影《上甘岭》影片中八连连长张忠发的原型。
    采访这位77岁的老英雄时,他人未语,泪已流：“这么多年来,《上甘岭》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却一直无法从头看到尾。每当看到电影里‘全连吃苹果’的镜头,我都忍不住要掉泪。”“1952年10月31日下午,战斗进入白热化。四连一名负责运输弹药的战士扛来2箱手榴弹,顺便送给我一个苹果。跟我讲：连长,这一仗你们一定要打好。我问他苹果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半路上捡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运弹药的路上有水喝。可我知道,路上根本没有水。看到这个战士为了让我们吃一个苹果而说谎,我很感动,就把这个不该收的苹果收下了。那会儿,因为喝不上水,我们口干得话都说不出来,步谈机话务员急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的是打出血,用来滋润喉咙,以保证能够与上级联系。我先让话务员吃,他用手掂了掂,传给通信员,通信员又传给司号员、卫生员,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应该吃,都说该连长吃。当时仗还正在打着,我也顾不上讲更多的道理,手一挥,对大家说：我们能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难道连这么一个苹果也消灭不了？谁不吃这个苹果,就是没有决心坚守24个小时,就是没有勇气战斗到最后。说完,我先咬了一口,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往下传。就这样,一个苹果在坑道里传了又传、转了又转,到第3圈还没有被吃掉……”
    张计发老人讲，“几十年过去了,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心里不安啊！”
    听老人讲这些感人的事情，我脱口而出：太了不起了，你是真正的英雄。没想到他听了这话，一边拿手绢擦拭眼泪，一边说，“可不能说我是英雄。我带170余人上去，下来只剩下几个人，我心里很愧疚啊！前几天，一个幸存的战友从贵州来这里看我。我们到一起，就想起当年同甘共苦的战友，相互拥抱着痛哭啊。”
    离开老英雄后，我反复在想，他九死一生，屡立战功，对人们称呼他为英雄都认为担当不起。我们现在的一些人，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常的应该做的份内事，就到处伸手要记功，要待遇……在老英雄面前，这些人实在是太渺小了。我还在想，如果我们的官兵关系还是当年那样，何愁军队建设搞不上去？
    黄继光的连长万福来：“一生只讲黄继光”。
    在我采访的老干部中，万福来是让人过目不忘的。万福来是英雄黄继光的连长，2003年5月份，在湖北孝感空15军干休所采访他。在老人给我讲故事的过程中，一个意外的细节让我惊呆了：万福来讲着讲着，他的下巴突然缩回去了，也就是整个下巴都没有了。我一问，才知道他在上甘岭那场战斗中身负重伤，下巴被美军的炮弹片给锨掉了，当场昏死过去，并被抬下山去。部队的领导以为他已经阵亡，给他记了功，“追悼会”也开过了，还给他家里发了烈属证。为此，我采写了《开过“追悼会”的功臣》（刊于2003年7月17日），介绍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后来在仕途上却一直很坎坷。最后由组织出面，才享受离休待遇住进了干休所。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把宣传黄继光当作自己的义务。从他那里,人们了解到黄继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曾经被开过“追悼会”的英雄，他也很少向组织提出个人的要求。面对这样的老英雄，任何一个人的心灵都会受到强烈震憾的。
    老干部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每接触一位老干部，心灵就受到一次洗礼，我就多了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生导师。许多原来想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也豁然开朗了。
    两年来，在编辑老干部工作的稿件中，我一直是在这种感动中工作的，也在这种感动中找到了工作的快乐。去年8月，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我组织了一篇反映原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谷景生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新疆的稿子（8月26日刊登）。文章见报后，谷景生老首长委托总政办公厅秘书王宇同志来到报社，想要100份报纸。因事先没有联系，一时找不到这么多报纸。老首长通过王秘书传话给我，“我们买还不行吗？”听到老前辈如此说，我真是诚惶诚恐，当即说，“天下都是首长打下的，哪能让首长来买报纸？”最后，想办法凑齐100份报纸送给老首长。现在想来，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在谷景生老首长生前我们对他做过宣传。谷景生11月28日逝世，我才得知，这位91岁的老人曾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三十年代初就是北平市委书记。后来我总在想，如果因为我的迟钝或疏忽，没有把老前辈的故事反映出来，不仅对不起老首长，也对不起广大的读者。
    去年8月初采访全国战斗英雄、原大连警备区政委赵兴元中将，又是一例。那天早上，在去他家的路上，秘书杨延龙告诉我，“你今天要有思想准备。采访可能不会太顺利。因为前一天，赵兴元老首长为少年儿童作报告。事前，他反复交待不让搞报道。结果当时有人拍照，他还以为是学校留作资料，就没有在意。没想到拍照的是大连日报的记者，更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的报纸上，竟然是他在作报告的镜头，名字却写成了另一位老干部杨得喜。现在，报纸就在他的茶几上。他正在生气呢！”我说，采访和编发如此马虎，人家能不生气吗！我们解放军报不可能出这种错。到了赵兴元老首长家后，他竟和我谈了3个小时，给我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与邓小平同志的一段交往。我把他讲的故事写成《他是中国人民的福气》，写好后又给他传过去，请他审阅。这篇稿子见报后，他专门委托服务处的同志给军报领导写信，称赞“军报的作风就是不一样。”
    在编稿过程中，我还经历了一次“险情”。去年12月20日，我接到一位作者采写的《毛主席为‘小八路’起名字》，稿子中讲到：一位名叫王二小的小八路，参加过智取华山的战斗，后来参加了国庆大典，毛主席给他改了名字叫王福。从这篇稿子上反映的事情看，很有些意思。我将稿子编好后，给作者打电话核实。我问作者，你们在采访王福时，是否听他讲过刘吉尧？作者说，没有。我接着对他说：一年前，我专程到西安采访刘吉尧（采写的稿件《没有群众就没有战斗的胜利》刊于军报2004年1月1日，《作家文摘》、《老年文摘》转摘）。当时好像也没听刘吉尧谈过王福。刘吉尧是智取华山的英雄，荣立特等功，后来参加了全国英模会议，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并有合影为证。如果王福没有提到刘吉尧的话，这事情就有些蹊跷。我又想办法用电话找到了老英雄刘吉尧。我问他，“当年你们一起上华山的8位同志中，有一个叫王二小的吗？听说他后来又改名叫王福了。”刘吉尧毫不犹豫地说：“我们8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是幸存者。”我当即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作者，避免了一次重大险情。由这件事情，我深深地体会到，编辑的工作作风，实在关系到军报的声誉。在军报当编辑，责任重大，这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在这种价值中，我找到了又一种工作的快乐！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政工部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