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快44年了，干新闻工作39年多，在军报当编辑整整38年。我刚来时是23岁的小伙子，现在已是快61岁的老头子。是军报这只熔炉培养了我，是军报这个平台成就了我。我是为军报做了点工作，军报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对军报感情很深。我虽然编制上离开了编辑岗位，但我永远心系编辑岗位。如果还有来生，我还是想当一个编辑。
怎样才能当一个成功的编辑？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就我的实践经验看，概括起来就是“四个一点”，即：要有一点追求，有一点忧己，有一点淡泊，有一点功底。

要有一点追求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体会，人也是要有一点追求的。其实，追求本身说到底也是一种精神。我一直认为，人未必都能高尚，但不能没有对高尚的追求；人可以没有成功，但不能没有对成功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是一个人的力量之源、事业之基。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有追求的，即使宣称自己一无所求，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追求，至少是在追求那个有所追求的时刻到来，人与人追求的区别仅仅在于目标的不同。有的追求青云直上，有的追求腰缠万贯，有的追求“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快感，有的追求“任你千条计，由我说了算”的“执着”，也有的追求“老子天下第一”、不看自己为本单位作了什么贡献而又什么好处都想争的霸道，等等。我想，撇开道德和科学价值的考量，诸如此类的追求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诚如黑格尔所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我也有追求，我的追求可能没有上述列举的那些追求来得“志存高远”有气魄。在入伍的时候，我就追求当好一个兵；提干以后，我就追求当好一个干部；到军报以后，我就追求当好一个编辑，为办好军报尽一点绵薄之力。几十年来，这些追求实实在在地激励我在本职工作中尽心尽责。特别是“当好一个编辑”的追求伴随我38年编辑生涯，使我获益匪浅。
　　在追求的问题上，我体会至少要把握三点：
　　一是突出主要追求。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能力再弱的人，只要集中精力于一个目标，也会有所成就；相反，能力再强的人，如果分心于太多的事情，也可能一事无成。我曾经有过很多追求，一会想当作家，一会想当收藏家，一会想当杂文家，但实践结果都不现实。我想，在军报工作不是不可以有多方面追求，但必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应该追求当好一个编辑、记者、评论员，追求当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更好，其他方面的追求应该围绕和服从这个主要追求。这就需要有所追有所不追，有所求有所不求。什么都追都求，就可能什么都追不上，什么都求不到。
二是坚持可持续追求。所谓可持续追求，是指不以损害个人长远发展和不以损害他人切身利益为代价的追求。如果为了个人的某种追求，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贬损别人，抬高自己，其结果必然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污染和谐的“人际生态环境”，也损害自己的形象和威信。这种以损人利己为目的和特征的追求是一种会对“精神环保”造成严重后遗症的追求，一种得不偿失的追求，说重一点，这是一种非常缺德的追求。
　　三是坚持不懈地追求。我承认，我追求当好一个编辑也曾遇到过挑战而陷入某种困惑，但最终还是战胜自我而得以坚持。我体会，当编辑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诱惑是一种挑战，如果你的追求被诱惑击垮，则暴露你意志的薄弱；挫折是一种挑战，如果你的追求被挫折阻止，则证明你能力的有限；成功也是一种挑战，如果你的追求被成功瓦解，则说明你眼光的短浅。追求贵在坚持也难在坚持。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并没有停止追求，只是追求的实现形式不同罢了。比如，在返聘期间，追求在参与评论工作策划和重点评论、应急评论的写作以及帮带年轻编辑等方面多贡献余热。总之，我宁可做一个尚未成功的追求者，也不做一个不再追求的成功者。

要有一点忧己

　　这里所说的忧己，是指忧自己在学识、能力、素质和人品等方面的问题。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一个人对这些方面忧过了头，当然会丧失自信而有可能陷于自卑。但没有一点自我忧患意识，就会丧失自警而有可能变得自负。我体会，要当好一个编辑,有什么也别有自负心理;缺什么也不能缺忧己意识。　　我的忧己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我这个人智商不高，“先天不足”，只有高中二年级学历，又一直没有机会入校培训深造。刚到军报，我主要忧自己能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等到工作基本胜任之后，我主要忧自己知识结构不合理还能不能突破自己。等到这个奖那个奖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主要忧自己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夹紧尾巴。可以说，我的忧己伴随着我的追求，追求不止，忧己未停，看来要活到老、忧到老了。我体会，追求与忧己是一种良性互动，一方面追求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能力素质不够的突出矛盾，无形中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使自己的能力素质尽快适应所追求的目标，又给自己带来巨大动力。换句话说，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忧己，忧己又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追求。如果说，我这一辈子还算有所成就的话，很重要的是得益于自己一直有一种忧己意识。
在忧己的问题上我悟出两条：
　　一、忧己应该理解为一种清醒。社领导前不久讲到增强军报可读性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目前报业竞争激烈，我们军报人要有生死存亡的危机意识。我认为，这话讲得很深刻。按说军报是吃“皇粮”的，永远不会有办不下去的时候，就这一点而言，军报只会“生”不会“死”，只有“存”而无“亡”。但要看到，报纸不是文件，你可以下指令让读者订，但很难下指令让读者读。如果一堆报纸发到连队，官兵都抢别的报纸看，把军报晾在一边，这实际上军报在读者心目中已经“倒闭”了。
　　忧单位如此，忧自己也是如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忧，问题是有忧一回事，能不能认识到忧又是一回事。我体会，自己有了忧还无忧，这是一种麻木；自己有了忧而生忧，这是一种觉悟；自己还没有明显的忧就开始忧，这是一种清醒。头脑是否清醒，结果大不一样。诚如一句古话所说，“思忧忧不至，忘患患必生”，这就是辩证法。对于一个编辑来说，如果说在军事新闻工作中有所成就是事业的一个梦，那么忧己可以说就是事业本身。一个没有忧己意识的编辑不能视为称职的编辑。可以说，新闻工作者的事业之梦就在他不再忧己的那天结束。所以，我曾经对一位年轻编辑说过这样的话：与我们老一点的同志相比较，你们的财富和优势主要不是年轻，不是学历，不是精力，而是你们还有许多遭挫折甚至犯错误的机会。
　　二、忧己源于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是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估自己，低估了不是自知之明，高估了更不是自知之明。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有了自知之明，坚持不把自己看成什么，才有可能成为一点什么；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什么，到头来也许什么也不是。这也是辩证法。有的同志说我这个人一直比较低调。我说，这不是故作姿态，确实感到自己没有资格自命不凡，一直没有把自己“看成什么”。我认为,要当好一个编辑，忧自己的能力、素质、水平等等，都需要，但更需要的是忧自己有无自知之明。没有这一“忧”就可能生“百忧”，有了这一忧就可能解“百忧”。

要有一点淡泊

　　名和利好比衣裳，只要取之有道，穿穿无妨，但一定不可太在乎它，不妨看淡些。我体会，有一点淡泊之心，以防名缰利锁的缠绕，这对集中心思做好编辑工作至关重要。
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我坚持两条：一是与世无争，听其自然；二是能让则让，尽可能成人之美。比如，1994年我副高任期届满。当时有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想再次参评正高。他经过分析认为，如果老陈这次参评他就“没戏”，便通过别的同志希望我能给予支持。我考虑，自己还有参评机会，人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便主动向领导提出推迟一年参评正高。这位老同志如愿以偿，非常感激。
又如，1995年选升技术五级时，军报指标只有两个。当年我因获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奖而有竞争优势，而有两位同志解决五级的心情非常迫切，党委正感到为难。我便主动通过政治部向党委提出：选升五级先解决别人，不要考虑我了。但这次让级并没有让成。事后才了解到，党委开始也准备同意我的请求了，但由于我主动让的行动引起有的同志误解。党委觉得：既然“理直气壮”跑的要的能解决五级，从来不跑不要还主动让的反而受到指责、嘲讽、误解，这显然不公道，也不利于军报风气建设。于是党委到总政干部部又要了一个五级指标，把我的级别也解决了。
　　再如，2000年评技术四级时，恰逢当年正高五年任期考评不久，我是惟一的优秀，加上全军新闻界第一个专业技术少将，可以说我的条件得天独厚。按照总政优中选优的原则，军报两个四级指标，我无疑是第一选择。但考虑到党委受到有的同志的压力比较大，正在选优和照顾二者之间为难，我又主动通过政治部向党委提出把选升的机会让给急于想解决四级的那位同志。党委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我的请求。当时有的同事感到不理解：“考评优秀的升不了四级，考评称职的反而升了四级，那还搞什么任期考评,谁跑谁横就怕谁迁就谁，那还讲不讲原则？”我对他们说：“这不能怪党委，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应该顾全大局。”有的同志对我说：“你也太老实了，1998年你在总政参加起草《决定》搞了一年，干部部比较熟，科干局的领导又是你的作者，自己去要一个四级指标不就解决了吗？”我说：“我这是真让，不是做样子假让，不能干这样的事。”还有的同志对我说：“你傻不傻，怎么能让呢，你不让出这个四级，到2004年底你是唯一的任职满四年的四级,还有选升三级的机会。你得奖的硬件多，群众威信高，竞争力比较强，选升三级不会有什么争议，到时候评上三级的同时下退休命令这不是很圆满吗？”我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但我设身处地想的更多的是党委和政治部的难处，个人吃点亏算不了什么，至于其他问题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我相信组织，个人不应计较。”
举以上3个事例，并不是要提倡大家都让、什么都让。在今天竞争的年代，争取合法的个人利益、合法地争取个人利益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讲点风格主动让一让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去提倡可以,但至少不应受到指责和嘲讽。我想，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人不妨想开些。不是不可以做点正当的努力，但一定要坚持两条：一是在努力中听其自然；二是看看自己到底够不够条件，不能对本单位贡献不多而什么好处都想得。否则，势必自寻烦恼，甚至失态。我听到一件事很有意思，一位部队干部对“当大官”非常执着、迫切，还给自己搞了一个升官“时间表”，30岁升到正团，40岁升到正师，50岁升到正军，为此还搞“倒计时”，结果绝大多数“规划”并没有按照时间节点落实，非常痛苦，弄得神经兮兮的。
我总是想，一切身外之物的缺失，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不应给人带来痛苦。如果觉得痛苦，那主要不是因为你拥有太少，而是因为你奢望太多，太在乎身外之物所致。然而，这种淡泊的心态一般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比如，突然病了，特别是得了那种很快就要死的绝症，这个人会开始意识到：这个原本以为属于自己的世界其实并不属于他，他随时都会失去这个世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来的这样那样的好处，其实一样也带不走。他一下子看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原来非常有限。这会使人痛苦，也会使人清醒。为什么许多同志都觉得去一次八宝山就净化一次灵魂？道理就在这里。问题在于事情一过，有的往往又一切如故。看来淡泊名利的根本办法还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抓不住，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编辑要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态，我觉得还要有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尊严。人们都很看重自己的尊严，这是很好的事情，问题在于如何维护尊严。在名利问题上，无论是低三下四的哀求，还是又跑又要的强求，实际上都是在损毁自己的尊严和形象，只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体会，尽可能淡泊一些、豁达一些，恰恰是对自己尊严的最好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有能力维护自己尊严的只有自己，最有资格剥夺自己尊严的也只有自己。我感到，当好一个编辑是一个全面的要求，不只是业务上的要求，只有文品而无人品，只能作文而不能做人，只有威严而无尊严，只想成己之美不管成人之美，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是肯定没有威信、没有地位的。人们当面也许对你不得不恭维几句，但一转身就会嗤之以鼻。

要有一点功底

　　这个功底我认为至少包括理论的功底、知识的功底、编辑的功底以及写作的功底。吃编辑这碗饭，没有一点功底是很难胜任、更难胜出的。在打牢这些功底上，我体会要处理好4个关系，即眼与手的关系、主与次的关系、多与少的关系、“积”与“发”的关系。
　　一是眼与手的关系。“眼”指的是眼光、眼界，“手”指的是能力水平。我们常常指责一个人“眼高手低”，其实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手低”当然不好，但“眼高”不能否定。“眼”与“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眼”不高，思维层次很低，要思想没思想，要见解没见解，那么，“手”再高只能也顶多当一个“文字匠”；相反，“眼”很高而“手”很低，写不出好文章，编不出好言论，那么，“眼”再高又有什么意义？对于一个评论员来说，扬“眼高”、补“手低”更加重要。你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你的站立点不能低，只有站到中央、军委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同时还要有较高的写作能力，有深刻、缜密的分析和周全、到位的阐发，才能通过言论宣传好中央、军委的决策和指示。
　　二是主与次的关系。我体会，编辑应该成为一个杂家，各方面的知识都要学一点，知识结构太单了不好，但学习掌握知识也要突出重点，重点应该放在基本理论上。这样，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才能提起纲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广义上的一种知识，主要是发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具体的实证知识，但可以指导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它不可能代替我们写评论、编稿件，但可以指导我们写好评论、编好稿件。这方面我有较深的体会。开始做编辑工作确实力不从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先后通读了《资本论》1-2卷，《列宁全集》1-38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斯大林全集》1-13卷，《鲁迅全集》1-10卷，以及毛选、邓选等。许多经典著作反复读过多遍，做了1万多张约300万字的卡片摘记。这对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编辑功底和写作水平起了关键作用。我深感，学好理论，终身受益。然而，我在学习上也有偏颇和缺陷，这就是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重视不够，相当多中外古典文学名著都还没有读过，更不用说高科技知识了，以至知识结构至今还不太合理。这个问题我要改进。
　　三是多与少的关系。即读书的多与少的关系。我粗略地把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必读的书，不读便是一种欠缺和遗憾。二是可读可不读的书，这种书读了也许不无益处，但不读也肯定不会造成损失。三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些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据新华网引述的统计，中国大陆每年新出版的图书将近18万种，但业界人士认为，这些书中大约有70%以上“过于垃圾、过于商业、过于功利、过于弱智”。这个分析准确与否可以研究，但至少说明，相当多的书在“翻来翻去，东拼西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想，如果盲目地花时间去读这些书，那么，对得起这些书的代价就是对不起自己。每次搬家我都要清理一批书，许多书只是在这个时候才会把它翻看一下，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决定是否把它扔掉。其实，是否读了一些无大价值的书是能够检测的。如果你半年之内不读任何书，结果发现与以前天天读书相比，似乎没有多少损失，那么这说明你以前确实读了许多可读可不读甚至根本不可读的书。人们历来推崇一种做法，叫博览群书。作为一种学习精神，这应该提倡，但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我并不完全赞成。书并不是读得越多越好，我主张，与其博览群书，不如“择”览群书，要有所选择，讲究读书效益。
　　四是“积”与“发”的关系。这实际上是积累知识与运用知识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厚“积”不“发”或只“积”不“发”。这种做法无异于当“书袋子”，积累的知识再多也毫无意义。二是只“发”不“积”或厚“发”薄“积”。这种做法肯定会发生“知识透支”，最终弄得“江郎才尽”，没有东西可发。三是厚“积”薄“发”或边“积”边“发”。我体会，这第三种做法可取，因为它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其实“积”与“发”是相互联系的，“积”是“发”的基础，“发”是“积”的目的、“积”的深化，也是检验“积”的标志。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提高转化知识的能力，如果对积累的知识消化、吸收不了，不能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叫做食“知”不化、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那么“发”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掉书袋”，没有多少自己的真知灼见，有时甚至让人啼笑皆非。我在实践中体会：当好一个编辑，不仅要有知识的储备，更要有能力的储备。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知识只有转化为能力才会有力量，因为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但不等于能力。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高级编辑、退役专业技术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