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孙晓青在军报通讯员培训班上的讲课稿。该文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说事论理，不仅对报道员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对媒体新闻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新闻是什么？词典里有解释，教科书上有定义。可我对于它的理解，却是从当记者以来经历的3次“走麦城”中悟出的。
    第一次“走麦城”是在1990年。那一年北京主办亚运会，满大街都在营造亚运氛围，军报正门的马路对面，也立着一面巨大的影壁，上面写着“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天”，具体天数是活动的，每天由附近居民去翻。“倒计时”归零那天，一位年轻的女摄影记者抓拍到一居民取下“1”字的新闻照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同时还配发了一篇记述附近居民与这些数字的故事的生动短文，很有历史感。看到地方同行从我们眼皮底下抢走如此鲜活的新闻，我真像打了败仗一样。事后总结教训，深感捕捉新闻必须处处留心，必须热爱生活、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并善于从人们不注意或本身不起眼的地方发现新闻。
    第二次“走麦城”，是在内蒙古军区边防某团采访的时候。该团团长陈星美有一个爱好———收集戈壁奇石。交谈中，我们曾触及这个话题，但没有深究。过了不久，军报的年轻记者周猛也去该团采访，并写出一篇陈团长的人物新闻在军报头版头条发表。让我感到汗颜的是，周猛用的骨干素材，正是被我忽略的戈壁奇石，只是他经过深入了解，发现凭着对奇石的辨认，陈团长可以说出哪一块石头来自本团负责的哪一段边防线。这样，他就把团长的爱好与团长的职责巧妙联系起来，从而捕捉到十分独特的人物新闻。由此我想到，要想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与众不同的事物的表面，而要善于对众所周知的东西进行深究，多问几个“为什么”。也就是说，发现必须发掘，不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就等于没有发现。
    第三次“走麦城”同样让我懊悔不已。1993年5月，军报记者杨学泉在内蒙古军区采访时遭遇车祸不幸牺牲，3年后我去内蒙古采访路过当时的事故现场，专门停车搞了一个小小的祭奠仪式。又过了几年，军报记者王士彬同样路过此地，却写出一篇很感人的通讯《大漠，那166个空酒瓶》。王士彬写的这些空酒瓶，都是过往军人祭奠杨学泉的，其中可能还有我留下的，可他显然比我有眼力，从中捕捉到一个有意思的主题：边防军人对于关注他们、理解他们、热爱他们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件事使我强烈感到，从事新闻工作需要真诚，需要热情，需要敏锐，需要投身于它的人充满探索欲，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决不让任何一件有价值的新闻从自己眼前溜过。
    对于上述3次“走麦城”，我可以找一百个理由原谅自己，因为矿石和石头在自然界向来是混杂在一起的，和田玉与鹅卵石放在眼前，外行人也难以分辨。新闻更是这样。通常情况下，能够构成新闻的东西常常隐藏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并没有在自己的脑门上贴着标签，告诉人家：“我是新闻。”可是，既然干上记者这一行，我们就应该具备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所有企图自我原谅的借口，只要面对这样一句话便会羞愧得无地自容：谁让你是记者呢！
   “吃一堑，长一智”，何况是“栽”了三回！我终于明白：新闻是一种发现，是对某种特定生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对蕴含其中的生活本质的深刻揭示。所以，搞新闻的人，一定要有一双敏锐的“新闻眼”。
如何锤炼我们的“新闻眼”？我主张身体力行4个字，即：勤、行、真、淡。这也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4种素质，它既包含思想层面的要求，又包括技术层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希望大家加强自身修炼，作文与做人俱佳。

勤，勤以补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界经历了一场“告别铅与火，实现光与电”的深刻革命。促成这场革命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北大著名教授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现在，这项技术早已产业化，在北京中关村屹立起一个中国的电子巨人，即：北大方正集团，全国多数新闻单位的报纸编排采用的都是这套系统。王选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勤奋。据他讲，在搞激光照排系统的20年间，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一年到头没有一个休息日。他说：“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
　　搞新闻工作的人，大抵都需要这么勤奋：勤奋地写，勤奋地学。
写，不必多说。文章是写出来的，智慧也是写出来的。像从事任何工作一样，熟能生巧，写作也需要积累“摩托小时”。脑子越用越活，笔头越写越润。即使是一名资深记者，一段时间不写点什么，也会觉得手生笔涩。
除了写写写，还要读读读。知识就像钢笔里的墨水，胸无点墨，不知所云；满腹经纶，下笔成章。正因为如此，搞文字工作的人一般都离不开书。书，是我们了解世界、了解人生的窗口，是通达知识彼岸的桥梁。读书，也是一种实践，是我们对于他人实践成果和思想精华的吸吮。新闻，作为一门知识含量很高的学问，既然干上了，就得孜孜以求地学，不学，恐怕连一天也混不下去。现在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需求牵引”。移植到我们这个行当，表现为“爱写的人爱学”。不信大家琢磨一下，是不是干上新闻以后，你对学习有了更大兴趣？如果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对学习兴趣不大，那么你趁早改行，免得瞎耽误功夫。
    要学的东西很多，无非两大方向：一个是专，一个是泛。从在部队搞报道的实际出发，新闻采访的基础知识固然要学，但一般掌握消息、通讯、特写、言论的写法就够了，精力应该主要用在对于文、史、哲等基础知识的钻研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于我们立身做人、搞好新闻工作实在太重要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化。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且十分成熟，外部势力即使入侵得手，占领了土地，统治了人民，最终也往往被汉文化所同化。我们常常惊异于这样一个事实：2000多年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进步，各种改变人类进程的发明、发现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人文科学方面的进展却似乎不那么明显，当今人们仍在研究的不少思想、观念、谋略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中国文学。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创造了生机勃勃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产生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精彩华章。后来尽管有许多深刻的思想不断问世，又耸立起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但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对先秦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流”而不是“源”。
    如今，中国文化随着受众的越来越多而逐渐趋向通俗化。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快餐”，大体也属于通俗文化一类。但是经营俗的，不能不懂得雅的。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就是一种熟知雅而驾驭俗的返璞归真的过程。所以我说，在部队搞新闻报道，既要学习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知识，又要学一点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
    当然，学习有许多困难，最突出的可能要算写作与读书的矛盾。作为部队新闻干事，只读不写肯定不行；只写不读，很快就会有入不敷出之感，写出来的东西缺乏知识含量，自己都看不过去，怎么好意思往外拿？这种学习上的危机感我始终存在，它成了我不论工作多忙也不敢放松读书的压力和动力。前几年有一本畅销书，叫《死亡日记———生命的留言》，是身患癌症的上海青年陆幼青写的，此人去世已经4年了，可书中的一段话我一直记到今天。他说：“让知识等你的事业，不要让自己的事业停下来等你学知识。”
    这是一个36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告别人世时留给我们的最后忠告。中央电视台前些年经常播放一条公益广告：“知识改变命运”。的确，知识使人睿智，知识创造机会。今天，面对你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想真诚地提醒你们：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对于你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年轻，是你们的现实优势；知识，是你们的潜在优势。投身于新闻报道工作，有助于你们通过勤奋学习把这两大优势结合起来，使你们的人生更加充实，更加自信，更加富有成就感。

行，行者无涯

    坐而论不如起来行。这里强调的行动，主要引申为体验的意思。
中国文坛这些年冒出不少新的流派，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体验文学”、“行走文学”等。新疆前几年出了一本很走红的散文集，书名叫《一个人的村庄》。作者刘亮程不仅是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而且长期生活在北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里，像真正的农民一样劳作、生活，所以在他的书里，农民式的体验与思索比比皆是，独特而清新，读来既生动有趣，又不乏真知灼见。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号称“当代徐霞客”的余纯顺创造的。余纯顺是上海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用8年时间几乎走遍了我国大陆的山山水水，踏访了33个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总行程8.4万华里，沿途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游记等。遗憾的是，1996年6月，他倒在新疆罗布泊，永远停止了行走的脚步。余纯顺虽然壮志未酬，但他死后出版的“壮士中华行”系列，即：《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和《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却忠实记录了他历尽艰辛的足迹，为我们展现了“行走文学”不可多得的优秀代表作。
    中国历史上，有4种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远行，他们是军人、商人、僧人和文人。如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一样，记者的职业也是崇尚亲历亲知的。“脚板底下出新闻”，说明新闻是走出来的。对于从事军事新闻报道的人来说，走的指向很明确，那就是走向军营，走向基层，走向生活，走进兵心。现在，中宣部强调“三贴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三贴近”的行为表现，实际上是“三深入”：深入部队、深入基层、深入官兵。在这一点上，军报记者、通讯员是有光荣传统的。比如抢险救灾报道，我们总在第一时间赶到一线；在平时的经常性报道中，记者和通讯员上高原、下海岛、蹲基层，写出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好新闻。
    当然，“三贴近”的目的不仅是追求好稿，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的军人情怀、军人作风、军人风骨和军人意志。“感情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搞军事新闻报道的同志，千万不要把记者或通讯员的工作仅仅当成就业的岗位、谋生的手段。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应该自觉地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自觉地在与部队官兵的零距离接触中向他们学习，包括学习他们的精神境界、优良作风和生动丰富的群众语言。
    提倡记者亲身体验，是“三贴近”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说来，记者的亲历性报道往往会增强新闻的生动性和可信度。比如军事训练的报道，长期以来在军报一直是军事新闻的重点，同时也是提高可读性的难点。有一年报社开记者会，我作为总编室副主任与记者交流时，谈到一个观点，即：改进军事新闻，特别是和平时期训练报道的写作，有条件的记者不妨搞一点亲历性尝试。比如，写空降兵的跳伞训练，记者有没有胆量和伞兵们一起跳跳伞，体验一下作为一个自由落体从高空坠落的感觉？又比如，写水兵的潜航训练，记者敢不敢钻进潜艇，感受一下超限深潜时在海水压力下艇身“嘎嘎”作响的恐怖？再比如，写“陆战之王”坦克兵的训练，记者能不能搭乘坦克车，享受一下履带碾压在崎岖山路上的剧烈颠簸和烟尘笼罩的滋味？那次会议不久，军报著名记者高艾苏先后完成了空中跳伞和大海潜航两项亲历性采访，这使他不仅成为中国军事记者参加伞兵跳伞的第一人，而且写出的两组体验性报道，受到编辑部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后来高艾苏获得中国记者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不能不说他的执着和勇敢帮了大忙。
    其实，编辑部对于这类体验性报道，从来是高看一眼的。我在总编室当副主任的时候，看到当时驻新疆记者杜献洲写的《走向界碑七昼夜》，顿时如获至宝，马上精心编排、精心制题，以大半个版的篇幅突出处理，连作者本人都觉得“没有想到”。2000年11月，我刚到南疆军区任职，就听说军区要组织车队运送阿里和边防某团的退伍老兵下山集结。这是军区的一项例行工作，又是一条很好的新闻线索。我当即给军报驻疆记者欧世金打电话，提出能不能实地跟随运送老兵的车队走一趟。欧世金真不含糊，马上出发，几天后赶到喀喇昆仑山，随同边防某团的退伍老兵一路风尘下到叶城，写出了通讯《再见，喀喇昆仑》。稿子发到军报编辑部，军事部编辑以大半个版的篇幅突出处理，各方反应很好。后来我才知道，欧世金是刚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伤口尚未痊愈就带病上山的。
    由此我进一步想到，部队中蕴藏着许多这类非常有价值、非常打动人的新闻题材，只要深入进去，随时都可能走进一个在外人看来也许十分神秘的新闻事件。问题的关键，是看我们想不想、敢不敢去亲历一下，因为那种采访确实要吃很多苦，遭很多罪。2002年4月，阿里军分区的新兵在山下完成集训后，编队奔赴阿里高原，南疆军区的新闻干事黄正裕和陈学海随同采访。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他们爬上运送新兵车队的大厢板，和新兵们一起开进，一起宿营，一起聊天，一起闯冰达坂，直到抵达目的地，终于拿出图文并茂的一组纪实报道《新兵进阿里》。对于这组报道，军报和《解放军画报》均给予了突出处理，画报社还将其评为年度好新闻。然而，由于连续七八天的艰苦行军和在缺氧状态下的采访赶稿，陈学海得了高原肺水肿，生命垂危，幸亏新疆军区及时派出“黑鹰”直升机接他下山，才使他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这大概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入虎穴”当然会有艰辛甚至风险，但是“得虎子”的愉悦和快乐却是“不入虎穴”的人永远品尝不到的。2002年7月下旬，我带南疆军区宣传处和电视记者站的几名报道骨干，参加了所属两个边防团的巡逻会哨行动。出发前，许多人劝我不要去；行进中，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艰苦，我曾一度有点动摇，怀疑这种“自我折磨”到底值得不值得？尤其是第三天翻越乌鲁阿秀达坂之后，又在马背上穿行峡谷跋涉激流颠簸8个小时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10年前在广东体验乘坐准F-1赛车时的那种感觉，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似的，真有点后悔。然而，当我们终于走出石峡到达另外一个边防连的时候，我的整个身心都在欢呼，都在庆幸。回望一步一步走过的山山水水，不管曾经遇到过多少艰险，重要的是，我们走过来了。这种“经历过”的感受难以言喻，绝对是一种对欢欣、快乐和自豪的加倍放大。后来，随行的新闻干事写出通讯《会哨乌鲁阿秀》，被军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采用。
    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说最难熬的时刻对当初选择的后悔只是一阵子的话，那么明明能够去做的事情因为怕苦而不去做，将来就可能后悔一辈子。所以我想，趁着年轻，你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搞一些体验式采访。部队通讯员固然有许多不利因素，但也有记者们难以比拟的优势，即：你们就生活在部队，部队的生活是属于你们的。只要真正沉入生活，用心感受，你们的体验就不会是苍白的、敷衍的，而必定是丰厚的、扎实的。
顺便说一句，我无意提倡苦行僧主义。之所以强调亲历的价值，是因为我深信，亲身的体验更真实，视角更独特，感受更强烈，认识更深刻。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播下龙种，决不会收获跳蚤。

真，真实为本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与生俱来的一个特性。新闻不真实，就会在读者面前丧失诚信；读者不相信，则新闻注定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文革”期间，中国的政治气氛远不像今天这样宽松，这样实事求是。当时，控制全国舆论工具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经常利用新闻颠倒黑白，拂逆民意。1976年1月上中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巨大悲痛中。然而，一张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却发表了一条所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综合消息，说什么革命人民意气风发、兴高采烈云云。这种为了实现某种政治企图的公然造假，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也为他们那一小撮野心家的最后灭亡挖掘了坟墓。
    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基层部队，和你们一样，也是个新闻干事。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看，它给予我的最大启发就是：所谓新闻的真实性，首先是一种大真实，是对时代潮流、民心民意的顺应和遵从，是对社会舆论、公众情绪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导向。
    对于部队通讯员来说，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同样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党的新闻事业对我们的起码要求，而且也是我们干好这项工作的基本准则。
    几年前，军报一版曾刊登过一张照片，画面反映的是某部战士见义勇为抓歹徒的情景。当时，编辑在看到这一自发来稿时很高兴，觉得这种瞬间视觉新闻很难捕捉，故决定突出处理，但又有点疑问：怎么这么巧，让他撞上了？于是打电话找作者核实。作者信誓旦旦，一口咬定不是造假，还声称为了抓拍这张照片，他把脚都崴了，来接电话时还一瘸一拐的呢。然而照片刊出后，报社很快接到举报信。后经调查，证实某部官兵抓歹徒的事情有，但这张照片系事后补拍；画面上的战士确有其人，“歹徒”却是让当地一位青年装扮的。此事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不仅给部队抹了黑，而且也影响了那位作者的前途。
    通讯员队伍中的造假问题虽然系少数人所为，但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具体分析，造假者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初学者，他们搞不清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区别，以为写报道也可以像写小说一样进行虚构，不仅虚构故事，而且虚构人物，结果认认真真搞了假报道。第二种是虽然知道新闻不能虚构，但为了追求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个性化，不惜添枝加叶，任意拔高，还美其名曰“合理想象”，硬说人家肯定会这样那样云云。第三种是因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所致，报道先进单位和个人，总是追求十全十美，明明九分成绩，偏要说成十分；明明单项拔尖，偏要说成样样都好；明明局部领先，偏要说成全军第一，等等。如此夸大其词，谁还相信？结果把原本真实的东西也弄假了。第四种是经验不足，受到被采访者的欺骗，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缺乏洞察鉴别的能力，不自觉地搞了假报道。第五种是由于采访粗疏和调查片面而引起局部失实的现象。这类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写表扬稿，说好话，即使局部失实，被采访者可能也会宽容你，不大计较，但如果是写批评稿件，作者可能就要吃官司了。因为被批评者本来就有气，你的稿件中哪怕有一点点不实，都可能成为人家攻击的靶子，进而否定你的全篇。所以，许多有经验的记者对涉及批评的报道格外慎重，凡准备写入稿件的事实必须一件一件多方核实，容不得半点出入。第六种是最为恶劣的故意造假，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去，干这种事的人多是出于某种政治企图；现在，这种行为则更多地与经济利益挂钩，尤其是近年来，商业化写作对新闻领域的渗透，使得新闻界也弥散出一股投机者和食利者的铜臭气。所以，我们在强调写假报道是记者或通讯员的耻辱的同时，还必须明确指出，有偿新闻是产生假报道的温床，是败坏党的新闻事业的大敌。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与有偿新闻划清界限，与虚假报道势不两立，千万不能把话语权当成吃饭卡，为了混吃混喝而出卖良知，出卖原则。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搞报道，尤其是搞典型报道，没有一点拔高，没有一点夸张，怎么可能生动感人呢？况且，再怎么拔高和夸张，也是为了让先进典型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嘛，何必这么指责？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依靠拔高和夸张来宣扬典型，恰恰会毁了这个典型。试想，你写出来的先进单位或人物同他周围群众所认识的那个单位或人物不一样，人家会相信吗？他们会说，甭信报纸上的，报纸就会瞎吹；或者，他们会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本已熟知的这个典型，心里嘀咕说：原来这小子也会吹呀！可见，在典型宣传的问题上，我们也要尝试改进方法，提高质量，既不夸大他的优点，也不隐讳他的缺点，实事求是地写出真实鲜活的“这一个”，让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可亲、可敬、可信、可学，扭转那种“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现象。
    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强调新闻的真实性，首先要求作者很真诚。作者无诚信，作风不务实，新闻的真实性就靠不住。也就是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文。真，是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品质。谁想杜绝假报道，谁就必须活得像客观事物一样真实。

淡，淡泊明志

    我所强调的淡泊，不是指对生活的麻木不仁，见多不怪。相反，我觉得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对于生活中高尚的人和事，知道感动；对于人世间的各种罪恶，知道憎恨。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才是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从珍惜直觉的角度讲，我甚至认为，有时候感动比理智还可贵。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记者把能够感动自己的东西写出来，一般也能感动读者。
    我想起了余秋雨，他在《千年一叹》中描述的走访以色列的一段见闻令人感动。二战期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为了铭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大屠杀纪念馆，馆内除陈列许多实物和图片外，还特别设计了一面展墙：当人们走近展墙时，漆黑的背景上突然浮现出许多儿童的笑脸，其中有男孩儿，也有女孩儿，有十多岁的少年，也有襁褓中的婴儿。他们有的微笑，有的大笑，有的笑得娇羞，有的笑得顽皮……然而不管他们神态如何，有一个事实却是残酷的，那就是他们都死了，死于纳粹的毒气室和枪口下。黑暗中，面对这些不是用呐喊而是用笑容迎接你的孩子们，你是不是只能在巨大的心灵震颤中泪流满面，同时对那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咬牙切齿呢？
    这就是感动的力量。所以我说，记者的淡泊，不是对情感的漠视，而是对名利的远离。
    搞新闻从来不是一个现得利的买卖，从来不存在坐享其成、名利双收的捷径。随着电视传媒的崛起和一些节目主持人的走红，在许多人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风光职业。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且不说记者职业的高风险和大辛苦，单讲名和利，就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在新闻界，绝大多数人是以“无名英雄”聊以自慰的。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宣扬了许许多多英模人物，可人们在记住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徐洪刚、李素丽、李向群、范匡夫、牛玉儒、任长霞等人的同时，有谁能说出一两个写出这些英模的记者的名字呢？同记者相比，编辑们更是隐姓埋名，很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们从事的纯粹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因此，许多报人最钟情的格言警句，竟是惊人的一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在基层搞报道，困难就更大了，失败的概率肯定比成功的机遇大得多。因为你们不可能像报社记者那样，带着编辑部的任务去采访，写一篇用一篇。记者经常品尝的那种昨天写的稿子今天就变成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铅字的欣喜和快慰，通讯员是很难享受到的。这当然很不公平，但毕竟是事实。所以同志们从当上通讯员的第一天开始，就要有不怕挫折的心理准备。
    如何对待稿子发不出来的挫折？有的同志怨天尤人，心灰意冷，早早地退出了这个行当；有的同志错误地寻找窍门，以为钱能通神，不惜降低人格，靠请客送礼拉关系打通关节，最终误入旁门左道。我不排除编辑部有个别不够自爱的贪小之人，也承认这种做法确实使一些通讯员上了稿子，可我还是觉得，靠这种手段取悦编辑的人，即使稿子用得再多，别人恐怕也会看不起你。
    这里涉及到一个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问题。最近看了一本评说中国艺术的书———《曲院风荷》（朱良志著），很受启发。其中，作者以中国画家所钟情的“岁寒三友”松竹梅为意象，分析了中国艺术的一个独特取向：重品。“对人品格的重视，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一思想对艺术的浸染，将艺术作为人的品格的外在显现，最终发展成，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人的道德追求、人格完善的工具，被当作人的品格的符号。艺术是‘品’的载体。文以载道，载的是德之道；诗以言志，言的是德之志。”
    说的虽是艺术，却完全适用于新闻工作者。
    书中还写道，“正是在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艺术中存在着一种将人品和艺品联系起来的观点。有第一流的人品，方能有第一流的艺术。这几乎成了中国艺术的定论。”据此，“中国画坛盛行着因人品画的风气，高德之人的作品必获好评，而修养不好的人即使所作全是佳作，也难得好评。蔡京的书法很好，但是历史上却没有他的地位。董其昌因对赵子昂的民族气节问题有微词，硬是将他从元四家的位子上拉下来。”清代邵松年说：“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不值矣。吾辈学画，第一先讲人品。”
    所以，有人概括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为文，先要学习做人；从政，也要先学修德。这就是古人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修齐治平，其因果关系、逻辑顺序是不能搞乱的。
    我接触过不少部队通讯员，他们常常因为稿子上不去而愁眉不展，一脸的苦大仇深；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很爱讲笑话。时间久了，我便悟出一点道道：搞新闻的人之所以段子多、笑话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承载的压力太大，烦恼太多，因而学会了自我排遣，自我宽慰。
    其实，能够自我排遣、自我宽慰，不失时机地幽它一默，也是一种智慧，一种胸怀。一位中国作家去美国访问，在街头看见一个正在行乞的美国老头，老人胸前挂着一只挎包和一张挺大的纸版，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有一个梦想，今生今世要成为百万富翁。现在，我已经存了999999美元，就差1美元了，请诸位帮帮忙，给我1美元吧。许多人围着他笑，老人自己也笑，结果围观的许多人都掏出1美元，纷纷放进他胸前的挎包里。善于幽默和自嘲的这位老人，居然把行乞变成一种行为艺术，弄得要钱的和给钱的都挺开心，都挺快乐。
    当然，靠自嘲赢得的快乐只能是一时的，要想得到真正的快乐，不让忧愁涨满你的心房，爬遍你的脸庞，你就应该学会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于沉默中积累知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事实上，新闻工作者是最善于苦中作乐的人。我们的职业特性可以使我们接触各种人、各种事。数不尽的人生、说不完的故事，在感动我们的同时也会教育我们，洗涤我们的心灵，升华我们的境界。反过来，当我们学会用公心高德去采访人物、报道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能够创作出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精品。
    采写促修炼，修炼促采写。这是一种双向受益的修身养性的过程，希望大家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