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的50年，红红火火，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令人回味的往事太多了！如果有人问我，哪一年，哪件事，给你打下的烙印最深？答曰：是1974年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勒令军报变相停刊事件。

　　这一年，中华大地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流，挂着羊头卖狗肉，偷换毛泽东同志批林批孔概念，大搞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据《国史通鉴》记载：“‘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军队‘放火烧荒’，企图搞乱军队，篡党夺权。从1974年1月13日起，江青先后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马宁、海军政委苏振华以及南京部队、广州部队领导写信，指导运动。她还给驻在浙江某部的防化连写信、送材料，派一些无军籍的记者到部队为她收集情报。3月5日，江青召集原总政文化部长陈亚丁等人，叫他们到总政机关、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去夺权，‘放火烧荒’。张春桥、姚文元也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煽动揭‘盖子’。3月11日，江青等人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命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子，只准转发新华社的消息，迫使军报变相停刊178天。”

　　为实现其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江青等人首先在军报头上开刀。他们借机挑起事端，对军报“四箭齐发”：策划党报批军报；煽动连队来办公楼贴大字报；指使造反派头头炮轰领导班子；盗用政治局名义，勒令军报停刊。

　　“四箭”之中毒性最大的一箭，就是不让军报编辑记者组稿、编稿、写稿，不准出现“本报讯”字样。这就如同工人不让做工、农民不让种田、商人不让做生意、教师不让讲课、学生不让上学一样的残忍。那时，全社同志这种痛苦、怨恨、屈辱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军报领导委派我和王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北京卫戍区某部当初来军报贴大字报的连队作了调查，很快便弄清了这桩冤假错案的来龙去脉及其是非曲直。回来以后，我们以“本报记者”身份，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刊于1976年12月19日《解放军报》，题为《“四人帮”勒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事件真相》。

　　这桩冤案的起因，还得追溯到1973年底。当时，总政李德生主任组建军报领导班子，总政领导委派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同志到军报来办学习班，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他通过1个多月的内查外调，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最终推出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这届新的领导班子里，没有“文革”初期追随肖力同志造反、民愤很大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头头，只给他们保留了两个党委委员的席位。社长还是由“文革”前的老总编华楠同志兼任。对此，江青等人怀恨在心。她私下里找岔，非要将经周总理和叶帅批准的这个新班子搞垮不可。

　　华楠任职不到两个月，江青就对他搞了一次突然袭击：1974年1月27日晚，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600多人的批林批孔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的领导，但是操纵会议的却是那个自称“红都女皇”的江青。她在会上，像旧社会的泼妇那样，又哭又闹。一会说是河南有一位小学教师被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害死了；一会讲郭沫若是推崇克己复礼搞复辟的，是周总理保了他；一会又质问叶帅“走后门”什么的。突然间，她发问道：“华楠同志来了吗？我向你提一个问题：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华答：“1871年。”她没想到这道偏题没有难倒这位知识渊博的老社长。接着，她锋芒毕露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叶帅。她气势汹汹地说：“华楠这个社长是你们军委批准的，不是中央批准的！”言下之意，是周总理夺了毛主席的干部任免权。讲到这里，她又提高嗓门嚷道：“总政的李德生是个大军阀！”这时，华社长预感到江青对这个新班子要下毒手了。

　　果不然，从那天起，军报的这个新班子就成了“四人帮”的重点打击对象，隔三岔五打上一闷棍。

　　1974年1月17日，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的文章。该文介绍了空军某部党委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体会。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在空军一次党委会上讲的一句话：为搞好党委内部的团结，应该做到“大事不含糊，小事不纠缠”。这就好像犯了弥天大罪。因为，“四人帮”批林批孔是假，打倒周总理是真。他们对革命的老前辈，一向就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没有讲“友情”和“谅解”一说。所以，江青到处扬言：周总理在批林批孔中散布“中庸之道”，搞“折衷主义”。《解放军报》是鼓吹“中庸之道”的舆论阵地，是个“谣言窝子”。抓住这根稻草，江青就向他们按插在《人民日报》的那位鲁大总编布置任务：“你们要到解放军报去几个人，我气得很！”王洪文帮腔道：“这篇文章很坏！”张春桥气急败坏地叫嚷：“军报这篇文章很怪。《人民日报》要出面批判它！”那位鲁大总编心领神会，立即把这项战斗任务下达给正在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蹲点的两位记者。他们二人找来4位不明事理的战士进行“座谈”，然后捉刀代笔，以4个战士的名义写成一篇题为《这样介绍“体会”对吗？》的战士来信，送交江青审阅。她马上批交张春桥、姚文元：“把这篇文章仔细推敲一下，使它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文章修改好以后，先是刊登在《人民日报》和《情况汇编》特刊上，然后，王洪文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双重身份批示道：“请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这位“鲁大总编”迅即将王洪文的批示连同这封“战士来信”转交军报。并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强迫军报加上一个自我批评的按语公开发表。美名其曰：“为了照顾军报的面子。”在军报发表的那个编者按中，承认了本报1月17日发表的那篇体会文章，是“搞了折衷调和，干扰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们用阴谋家惯用的手法，迫使军报领导自己往自己脸上打耳光。

　　时隔10天之后，军报又被江青派到北京军区1544部队参加学习的7位同志从鸡蛋里挑出一根骨头。这就是军报在2月27日登了一篇某县武装干部抵制“走后门”的报道。江青得知此事，来了一个借题发难。她对参加学习班的同志说：“你们要把眼睛盯着解放军报！你们到军报大楼去贴大字报，要把大字报贴得高高的！”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一张题为《解放军报个别人究竟想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方？》———对2月27日头版发表《不为个人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文的看法的大字报出笼了。并于3月6日由一位连队干部带领来军报办公楼贴大字报。那天，我在办公室门前正碰上他们。我好奇地问：“怎么你们连队也搞‘四大’了。你们要贴大字报，最好跟办公室的同志联系一下。”他们反问我是那一派的？是不是保党委领导这一派的？弄得我无言应对。

　　又过了两天，他们炮轰军报领导班子的大部队冲上来了：仅3月8日那天，他们分别以连队战士和北京卫戍区机关干部的名义贴出四张大字报。标题凶得吓死人。什么“坚持支持八连同志的革命行动，深揭解放军报阶级斗争盖子！”、“决不允许修正主义在解放军报复辟！”、“再开一炮”等等。到了3月13日，还是江青抓“点”的那个连队，又来军报贴出一张题为《根子在哪里？》的大字报。揭发军报在3月1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的工程兵某师一个连队的那篇报道。说军报公然支持这个师的政委“分裂中央的反动行为”。这个罪名来得蹊跷，令军报领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事后才搞清楚，原来这位师政委听到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发言后说：“江青是什么身份竟对叶帅作‘指示’！谢静宜没有任何军队的职务，凭什么插手军队，又在会上信口开河地批判军队领导同志！”江青、王洪文、张春桥收到“小报告”后，就给他加上了“分裂中央”的罪名。军报的同志事前根本不知道其人其事，然而，军报刊登的这篇报道恰恰是这个师里的一个连队，这就构成了军报支持某师政委“分裂中央”的罪名。

　　随着强加在军报头上莫须有的罪名的增多，王、张、江、姚见整垮军报班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3月11日，以军委名义召开由军报领导班子成员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汇报会。尽管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叶剑英同志也参加了会，但唱主角的却是没有领章帽徽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他们两人一唱一合，给军报领导班子罗列了一二十条罪名。什么张志、王时春制造版面事故；军队出现了修正主义回潮；廖初江、张志要刊登林彪狗头像；廖初江“广州之行”是个阴谋，他是坏人；迟浩田、华楠等人散布政治谣言；军报领导带头批判肖力同志；迟浩田夸大清队工作中扩大化的错误；军报批了“小将”3年的“极左”；军报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接着，张春桥像判官一样，判处了军报的“死缓”。他慢吞吞地说：“军报的根本问题是对抗中央。军报在全军，不仅在全军，在全国、全党，还和外国交换，影响那么大，你们老这样干，那影响就太大了。所以政治局议论了，可不可以采取你们自己的稿子不用，完全用新华社的稿子怎么样？自己编稿子困难，好人忙，坏人在乱的时候干坏事。好人坏人两方面都考虑到。当然用新华社的还会出问题，比如该用的不用，把重要的放在次要位置。这样做是减轻你们的负担，再不要出2月27日和3月1日那样的事了……中央是爱护军报的，六连那封信，人民日报都写好了编者按要登的，后来我们考虑，这样党报出来批军报，怕影响全军的情绪，也怕影响军报内部的情绪，让你们自己登，也给党委一个机会，看你们能不能改正错误。所以就改变了，由你们自己写。可是不行啊！中央爱护是爱护，你们这个党委继续干，接二连三地对抗中央。所以，现在这个党委应该批判。”讲完这番话，张春桥又质问华楠：“你这个社长为什么一声不吭！”

　　会议将要结束时，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问：会议内容是否传达？怎样传达？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怎么传达都行。好人传达错了犯错误，坏人传是别有用心。你们各取所需吧！”

　　就凭着张春桥这几句话，军委机关报从3月中旬开始，版面上便见不到“本报讯”这3个字了。部队的同志非常敏感。一次，有位我们在抗美援朝战场相识的师政委在电话里问我：“老施，怎么搞的！最近看不到自己的报道了。过去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战火年代，还能从部队报纸上得到信息，看到鼓舞部队士气的东西，现在怎么啦！难道军报出了什么问题吗？”我说：“这事在电话里不好说，你去问你们军区领导嘛！”他迷惑不解地说：“你也什么时候学会打官腔了！”说毕，把电话挂断了。殊不知，我有多难啊！张春桥在“3·11”的会上不是讲过了嘛，“好人传达错了犯错误，坏人传别有用心。”我怎么传也得挨整，只能打打官腔。部队的新闻干事、通讯员得知这一坏消息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无脸去见部队的同志。军报编辑部里更是乱了套。编辑们面对一件件选好了的稿子不知道怎么处理；总编室眼看着一份份小样不知怎么向作者交待；通联处来稿组的同志每天拿起成捆成捆的部队来信来稿往仓库里扔，心里真不是滋味。有人曾说，“四人帮”把棍子打在军报社同志身上，却是疼在全军指战员心上啊！这些话一点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