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解放军报创刊50周年的日子里，《军事记者》举办《我与军报》征文，肯定有很多人有话要说，有事要写，有感要发。我也是这样。回眸从事军事新闻传播40年的经历，现在特别想说的话是：我崇敬、感谢军报许多老编辑、老同志，他们是甘为他人做嫁衣的一群人。

　　我当战士时在军报刊登的稿件，至今不知道是谁编发的

　　1962年入伍不久，我就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向军报投稿。当时，我不知道军报的门朝哪儿开，军报的编辑一个也不认识，投稿信封上写的全是“北京市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编辑部收”。当战士3年，我在军报发表的稿件有10多篇。这些稿件是由哪些编辑编发的，至今我一个也不知道，但他们为此付出的心血我心知肚明。我记得很清楚，1964年开训后，同班战友议论军营生活太紧张，“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没时间读书。我想到鲁迅的一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挤，总还是有的。”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愿”和“挤”》的短文，很快在4月16日军报的《并非闲话》专栏里登出来了。兴奋一阵之后，我将原稿和见报稿仔细核对了一遍，发现文章经编辑删改，文字精炼了，表述顺畅了，观点更鲜明了，还添了点文采，对编辑的敬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真想写信表达谢意，但不知编辑的名字，只好作罢。此后陆续在军报刊登的《可贵的警告》、《“堵”和“疏”》、《“利用休息时间”种种》、《无畏的精神哪里来》、《谈石论砂》等稿件，我都将原稿和见报稿作对照，对编辑的修改都从内心佩服感激，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作为战士，我对军报编辑的美好印象是：水平很高，责任心很强，重视自发来稿。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个战士，就对我写的稿件不屑一顾，而是认真看、认真改。我署名的稿件篇篇有他们的心血，他们是甘为他人做嫁衣的无名英雄。

　　军报编辑下部队调查研究，为一些稿件出了大力，却坚持不肯署名

　　这也让我深受感动。但当战士时，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和荣幸，是军、师新闻干事讲给我听的。

　　军报编辑下部队调研，除同官兵个别交谈、开座谈会外，还少不了一道程序：听新闻干事汇报报道线索。听汇报的时候，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都认真听、认真记，有时还插话将一些重要细节问清楚，然后和新闻干事一起研究这些线索，提出哪些能报道、哪些不宜报道的意见。对能报道的新闻线索，他们的意见很具体，包括主题、角度、路子、用什么材料等，有时甚至连标题都给你拟出来了。新闻干事拿出初稿后，他们又帮助修改，遇有疑问，还把稿件中涉及的当事人找来问个明白。稿件打印时，新闻干事认为编辑出了大力，自然要把他们的名字署上，但他们见了，都要勾掉。你讲多少应该署名的理由，他们都不听，一票否决没商量。

　　问及军报编辑不肯署名的原因，军、师新闻干事推测有三条。一是军报编辑到部队调研，支持部队搞好新闻报道是理所应当的，培养报道骨干，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二是替部队新闻干事着想。很显然，如果和军报编辑一起署名的稿件见了报，在部队官兵的心目中，新闻干事所起的作用就要打折扣了。三是军报编辑毕竟没有深入采访，难以对报道的事实负责。后来我当了师和军区的新闻干事，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

　　1970年调到军报后，我曾就这种“不肯署名”现象问过一位老编辑，得到的回答是：三条可能都是原因，但根本的是第三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你没有深入采访，就没有署名权。我佩服军报老编辑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同时认为，编辑、记者同部队新闻干事合作，一起采访写作一起署名是完全应该的，但没有深入采访就不该署名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

　　军报编辑对部队通讯员的热情我有亲身感受，他们有个观点：编辑和通讯员是相互支持的

　　我1967年调北京军区宣传部新闻科后，开始对军报一些编辑有了直接接触，发现他们都是待人热情、和蔼可亲的人。一次我写了一篇分量比较重的稿件，责任编辑打电话提出意见，问我能不能到报社来修改，我当然答应。搜集准备了足够的材料赶到报社时，已是晚上7点。修改稿件时，这位编辑一直陪着我，改到午夜，他带我到军报食堂吃夜餐。到次日凌晨，稿件修改完了，他又派车把我送到西山八大处。我很受感动，临别时向他表示感谢，他忙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你支持了军报，也帮助我完成了任务。”

　　我在军区当新闻干事的3年间，发现不少军报编辑持“编辑通讯员互相支持”的观点：“编辑编发通讯员的稿件，是职责，也可以看成是编辑对通讯员的支持；通讯员为编辑提供了优质稿件，则是通讯员对编辑工作的支持，编辑应该感谢通讯员。”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心态，军报编辑对通讯员的热情、真诚和甘为他们做嫁衣也就是很自然和心甘情愿的事了。

　　35年前一起调军报的16位干部，据说个个都是由两位以上编辑推荐的，至今不知道是谁推荐了我

　　1970年6月，一纸命令调我到军报工作，我感到很意外。报到后听说，和我一起调军报的16位干部，分别是由两位以上编辑推荐、经领导批准后发出调令的。我想，我认识的军报编辑，多为一面之交、一稿之识，还都不到推荐我到军报任职的程度；讲报道成果，我也只是在军报文化版和“思想战线”专版登过几篇小稿，发表的新闻通讯没有多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怎么会有人推荐我呢？我很想知道答案，想到“推荐之恩，自当相报”。我问了几位编辑，他们都一口否认。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事你是问不出结果的，你要报答，就把工作干好，当个好编辑吧。老编辑这种荐人出以公心、不求报答的精神，成了我调军报后干好工作的一种动力。

　　军报老同志对新编辑真心诚意传帮带，煞费苦心培养甘为他人做嫁衣的人

　　老实说，我开始对当好军报编辑缺乏自信。除有个文科大专文凭外，几乎无善可陈。我调军报时，穿军装还不满8年，没有在基层任过职，又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但老编辑对我真心实意地传帮带，煞费苦心地培养甘为他人做嫁衣的人，使我增强了信心。

　　我被分在政工处政建组，组长宋群成了我的恩师。他开始讲，当个合格编辑，不是很容易的事，起码应做到这样几会：会选稿，会编稿，会组织中心，会做宣传计划，会写言论，会抓问题，会抓典型，会写稿。军报的编辑下部队就是记者，新闻的十八般武艺都要能驾驭。他还说，这会那会，关键是会抓问题，一个编辑如果脑子里不经常装着十几个几十个问题，你这个编辑也就当得“差不多”了。

　　标准如此之高，我感到心里没底。宋群同志似乎理解我们新同志的心情，培养帮助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开始，是他先挑出稿件让我编，尔后交他改，耳提面命，逐篇评点。我能独立编稿了，他又按分工把一摞稿件分给我，由我挑选，然后向他汇报，要说出一篇稿件能编发的理由，特别是要讲出能回答什么问题。其实，在一摞稿件中哪篇能编，他已心中有数。选中了，他高兴；选不中，他会和你商量，问我稿堆中有一篇稿能不能编。后来我觉察到，对编辑的几“会”，他都是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教我的。对每一“会”，都要经过多次实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短言论。我当时分工《怎样当好连长指导员》专栏，几乎每期都要配发“编后”。宋群同志对此要求很严，一篇“编后”有时改三次还过不了关，还真的产生过自己能不能胜任编辑职务的“一闪念”。但也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中，在反复撰写、反复点拨、反复修改中，使我的短言论写作和编辑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到军报第三年，领导让我当了编辑组副组长，后来又当了组长、副主编、主编，军报副总编。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浸透着军报老同志的心血。

　　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军报老同志乐此不疲表现出了一种境界

　　我1970年调军报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尽管军报许多老同志在这场“内乱”中受到冲击，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住进“小院”，可他们一回到编辑岗位，就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表现出很强的敬业精神、很高的工作标准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们这些刚调入的同志，他们热情传帮带，只要你虚心好学，他们就真心诚意教你，毫无保留。一位老编辑对我说过，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要做高级裁缝，你裁制的“衣服”要好看，让读者喜欢。我感到，这是一种境界，并且随着对军报老同志、老编辑了解的加深，这种认识也更加深刻。他们中有些人，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干，但领导把他们安排在编辑岗位，他们就一干到底，直到离休；他们中有些人，有浓厚的文学爱好，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但党的新闻事业需要他们当编辑，他们就“牺牲”个人爱好，一门心思用在办好军报上；他们中有些人，知识渊博，在某些方面有很深的学识功底，但军报的编辑岗位需要他们当无名英雄，他们就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在纪念军报创刊50周年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军报老同志所追求所实践的“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军报后来者好好学习。

　　（作者系原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