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即DIGITAL VIDEO，它不是泛指所有的数码摄像格式，而是专指一种半专业的影像技术格式。DV一面世，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的灵巧轻便，它的平民价格，它的低技术指数要求，使人们拥有了获取和传递影像的自由权利。它的出现，拓展了民间的影像传播渠道。于是，DV迅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新时尚，人们开始“DV地生活着”。
    纵观近几年来我国的DV创作，虽然出现了不少的优秀作品，有些作品还在国际上获奖。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由于我国DV创作仍处于初期，其中难免渗透着“个性化浪涛带来的偏执，喧嚣中发出的梦呓，角落展示中不经意的精神污染，一味前卫、新锐而产生的大众接受心理阻隔”。总体来说，目前我国DV创作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单纯生活碎片的呈现，缺乏理性的深度

    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获取和传递影像和信息的权利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民众可望而不可及，用影像进行自由交流的愿望更是无法实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影像传播的革命，影像得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传播。而DV的出现和普及，更是加速了影像向民间的转移。于是，记录生活成为DV持有者的最初冲动。他们不仅通过DV拍摄记录自己的衣食起居，并且记录别人的生活状况。而DV创作首先就受到DV记录生活这一功能的影响，纷纷将自己的视角转向个体或群体的生存。他们凭着对DV影像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深入生活，细致地拍摄每一个细节，给主流媒体带来了清新的风气。
    在1998年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播出了一个19岁的小学教师自己拍摄的一个记录片《大伯的小铺》。作品捕捉住了许多常人无法捕捉到的细节，如清晨起来开铺门，洗脸刷牙，午间打盹，和顾客唠嗑，塑造了一个自然完整的生活流程。但我们不禁要问，作者对这种生活意识流式的表现，究竟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整个作品中作者所渗透的观念是什么？这些我们都很难从作品中得知。虽然在对生活的还原中，我们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获得了这些细节所带给我们的真实感，但是，这些作品中存在的单纯地对单一个体生活的碎片化的呈现，以及作品中所抒发的简单层面的认识，始终都缺乏一个足以支撑整个作品的理性观念的深度。
    当然，对于DV作品，我们不应该苛求完美。但DV创作应仅仅是原始生态的简单记录。正如学者于丹所说：“DV的表现形态是非常感性的，而DV的核心是非常理性的。DV直面人生的真实与贴近，跟现代娱乐是不同的。DV必须要有一种观点，一种正确的认识，一种看待和理解生活的客观观点。如果DV没有观念的正常传递，而仅仅是作为生活的碎片去呈现，那么，DV就会很快被人们抛弃。”

    二、题材选择的另类化，缺乏人文的关怀

    不少的DV作品，试图以区别于主流媒体的模式而另辟出路，这种寻找的结果就是，他们题材内容的选择不断地边缘化、另类化。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表现出对传统媒体的反抗，或者，他们想通过这些题材的选择使自己出名获奖。而他们中确实也有人凭借这种题材获得了国人甚至是国际上的关注。他们的成功，又成为后来者争相模仿的对象，并奉为DV创作的规律，从而使现阶段DV的创作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
    据一份调查显示，在研究者选取的44个DV作品样本中，有20.4%的作者选择将镜头对准城市边缘的打工者，如保安、群众演员、矿工、弃儿。9.09%的选题是关于边缘弱势群体的，如小姐、同性恋者、艾滋病人、吸毒人群。13.6%的作品选择了另类生活的艺术家和歌手。另外，2001年9月22日—27日，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首届独立映像节”征集的110余部作品中，展映了45部，这些作品大多存在一个倾向，就是题材的另类化。有些题材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关于隐私的叙述，在一定意义上侵害了社会公共隐私。
    我们不是说，DV作品一定要回避这些题材，但是我们拍摄的时候，至少不应该极力地展示、渲染，不仅没有批判立场和人文关怀，甚至是抱着欣赏和玩味的态度。因为，没有情感关怀、没有人格抚慰、没有人文深度的作品，自然是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和力量。

    三、表达手段的极端个人化，缺乏应有的文化规范

    DV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的载体，它与主流媒体相比，确实是一种个人化的影像表达，它给人们一种影像自由表达的可能。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传统的道德寓言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这也为DV的个性化生存提供了空间。
    《北京的风很大》这部曾经在国际上获奖的DV作品，在影片的开始部分这样记录北京的风：敲击的声响下，民工用大锤子在拆迁房屋，北京的风，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就是毁坏的场面。接着，镜头在大街上四处乱晃，摇摇摆摆：推婴儿车的老人，拣破烂的流浪汉，准备接新娘的婚车，羞涩的外来务工人员，纪律严明的战士，匆匆忙忙的上班族……紧接着，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作者拿着话筒，在大街、厕所、商场、站牌等地方随意拦截他所见到的人群，然后突兀地问他们一句：“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人们对他的做法，对他的问题，反应不一。有的以为他是神经病，有的干脆避而不答。特别是作者冲进厕所，对一位正在解手的人问出同样问题的时候，对方十分恼火。这部影像作品，就是通过这种单一乏味的提问来构成作品的主要线索。这种叙述方式和手段，留给我们的印象只是一场恶作剧，是所谓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无奈和无厘头。还有一些作品，甚至完全脱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脱离了社会的规范和标准。比如胡吗个的《生活很无趣，幸好有高跟鞋》，作品用自己一个人的身体表演了两个人的生活，表现手法极端自我，极端个人化，完全抱着一种“玩的心态”。
    我们必须承认，DV的个性化是DV影像区别于媒体影像的生命力，但是，所谓个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是生活在一种社会价值下。个人的影像无论怎么个人化，都不可能逃脱社会责任、道德规范、文化背景的约束。但是，就目前来说，DV作品要表达什么，怎么表达，被表达对象是谁，还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文本范式来共同遵守。
    现阶段，我国DV影像创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DV发展初期所不可避免的。DV与生俱来的民间性、个人化的特点，在开始的阶段必然会经历一个情感的宣泄和个性的张扬时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影像文化的深入了解，DV一定会沿着人类影像语言的发展规律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