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硝烟里的中国战地女记者
王黎燕
战争“让女人走开”，那么女记者是如何走入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由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妇女解放的特殊性，中国的女记者从抗日战争到现在这近七十年中也走出了一条“模仿、解放、觉醒、突破”的路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变异的模仿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妇女被卷入战争并大规模地以多种方式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中，中国首次出现了战地女记者。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她们并没有直接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战争中，而只能以模仿男性的方式来报道战争。
通行证：被男性化了的身份
在这个阶段，女性要走入从来都是“让女人走开”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被动地被男性化，或者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男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或消除她们进入战争的种种阻力。当时整个社会的性别意识决定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此没有人提出质疑，包括女记者们自己。
这种模仿首先是装扮上呈现高度整齐划一的男性化。男式军装就是她们的工作装，任何女性化的装饰都要被抛掉或遮掩。例如抗战时期《星洲日报》的特派记者、爱国华侨黄薇，她作为武汉记者团中惟一的女性在徐州前线战地采访时，“为了战地行动方便，也为了在前线不被人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女性”，“我把头发剪短，把衣裙换上军装，变成了一个‘小兵’”。
其次，这一时期战地女记者的名字有集体男性化的特征，若不注明“女”字，绝大多数很难判定性别，并且女名改男名的现象也很常见。如抗战时期从事战地宣传工作的郁风、戈扬，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战地报道的张力（原名张丽君）、朱军（原名朱佩莉）等等。
这一时期越是优秀的女记者，对男性的模仿就越是“形神兼备”，如杨刚和彭子冈。前者抗战时期是《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她的性格和她的名字一样“男人气”。后者认为自己的原名“子珍”俗气，便改用“子冈”为笔名，而其性格也是“活泼、爽朗，说话坦率，有丈夫气”。当时新闻界的这两员女将的相像并非偶然，在男性一统天下的新闻界，对这种男性化的气质是认可甚至是赞赏的，这为她们进入这个领域提供了便利。
目标：战争成就爱国梦
对这个时期的战地女记者而言，她们首先想到的是报效祖国、服务战争，而绝非成就自己的事业。新闻工作、战地报道只是实现这种强烈愿望的得力手段，而非目的。什么样的新闻最有价值、最能满足一个记者的成就感，并不是她们关心的重心。因此，她们也不介意男性记者几乎独揽了最具新闻价值的能让人听到枪炮声的报道。因为与战争相关的还有很多，那同样是战时宣传工作需要的、同样可以挥洒爱国激情的。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她们在职业选择上和工作中几乎没有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这一时期有幸进入职场的女性，在最初几乎都很茫然，更谈不上对事业的规划和追求。与其说是她们走向战争，不如说是战争的洪流把走出家门的她们卷了进去。
这一时期走入传播领域的女性更是如此。如浦熙修最初找工作时到一家公司应试，因已婚被淘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推荐她去了《新民报》，她因此与新闻结缘。彭子冈从小爱好文学创作，一直到上中国大学英语系时依然乐此不疲。1936年在《妇女生活》负责人沈兹九的邀请下担任了该刊的记者，由此走上了新闻之路。大学是学医的张力在回忆时说：“做梦也没有想过会当一名记者。在大军南下的解放战争中，我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革命战士，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我被分配到新闻工作岗位上……”而以战地采访闻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在没有成为记者之前便认为“如果我不做个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何在！”与法拉奇相比中国女记者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使之缺乏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和追求。
女记者们带着对自身发展和自身性别的茫然被卷入这个不曾涉足的男性世界，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向男性看齐、保持同其高度一致的奋斗目标———报效祖国、夺取胜利。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给了她们从事战地新闻工作的勇气和动力，同时战争也以一种她们不曾经历的方式成就了其爱国梦。在这种同男性精神保持高度一致的模仿中她们失落了自己，为抢新闻、为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上战场，是她们不曾发出的声音。
从下面的例子可略见一斑。1938年黄薇访问延安时，曾被这里革命氛围所吸引，想留在延安学习，但毛泽东鼓励她继续当记者，把所见所闻向海外华侨宣传报道。因为这种鼓励，她放弃了自己的打算，选择了更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新闻工作。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后，“各地的新华社记者热情高涨，纷纷要求战地采访。晋冀鲁豫分社女记者曾克，当时已经当了妈妈，身体又瘦弱，领导决定不让她随军南征，可是她坚决请战，经刘伯承、邓小平特批，终于‘列入战斗人员编制’”。为抗战宣传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戈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一位既拿笔杆又拿枪杆的女战士。而拿枪的战地女记者在当地绝非只有她一人。
解放初期到文革结束：懵懂的解放阶段
学者李小江认为，1949年到1976年，中国妇女整体经历了一个被解放、被塑造的“社会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妇女解放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妇女平等权利的获得是在女性自主意识觉醒之前“超前”获得的。同样，这一时期战地女记者的成绩主要集中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中，并且其自主意识并未真正觉醒、依然为自身的性别感到困惑。因此上一时期模仿和追随男性的痕迹依然清晰。但已获得男女平等权利的她们开始正视自己的性别身份，并意识到自己走的是“别人的路”，内心的疑惑和不满也渐渐产生。
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地记者于兆可谓是“模仿型”的最后代表。她采访时常伪装成“男子汉”的模样，别人对她的印象也是，“酷似男子性格的女子不多，恰恰如摄影女记者于兆，就是其中的一个”。于兆模仿出来的男性气质使之在女性觉醒的道路上落了后。而从事战地编辑工作并获得抗美援朝功章的王迪曾这样回忆，“接过发给我的那套棉军服，一眼就看出那是套男装。我穿上了它，当然不合身”。几句话，温婉而无奈地道出了一个跻身于男性世界的女性所遭遇的尴尬———要么走开，要么忘掉自己是个女人。尽管她屈服于这种现实，但这种“屈服”包含着获得了男女平等的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朦胧认可、预示着女记者为自己在战争中争得应有位置的开端。
另一方面，职业选择上也出现了细微的进步。解放前朱军参军时在入伍表上“天真而幻想地填上了要当一名‘随军记者’的愿望……懵懵懂懂地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52年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如愿以偿。这个个例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反映出新中国解放了的女性在职业选择上初步觉醒的主体意识，尽管她们觉得这是“天真而懵懂”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结束，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无暇于国际事务，因此，中国的战地记者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战地女记者也自然销声匿迹。
1977年到20世纪末：觉醒后的收获
这20余年里，中国推行开放政策，并且本土远离战争，而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战争和动乱时有发生，这在客观上带动了女记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并且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妇女在社会性解放基础上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转折时期，正在完成与现代化、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转折。同样战地女记者也处于自我觉醒和同外界接轨的转折阶段。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提高，她们逐渐摆脱了对男性的模仿心理，开始摸索着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眼睛来报道战争。
20世纪80年代：在争论中勇往直前
学者李小江认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中获得女性意识启蒙和觉醒的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提高，以及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氛围，使女性与各种职业的关系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对女性参与战地报道人们似乎一直持不乐观的态度，女记者们对此也莫衷一是，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们走向战争的脚步。
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女记者参与报道的战争主要有柬埔寨战争和中越边境。此时她们信心大增，对男性的模仿现象基本销声匿迹。即使必须穿军装，也只是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的职业需要，也不再是为了看起来像一个男人的心理需要。
中越反击战中首都女记协曾组织记者团到老山前线采访，这种打着女性旗帜进入战争的举动，同以前极力掩饰性别身份的做法截然不同，显示出女性对战地采访主动出击的积极姿态和前所未有的自信精神及合作意识。
柬埔寨战争中两次参加新华社记者组并是其中惟一女性的蔡锡梅认为，“新闻战线基本上还是男人的天下……然而，我总以为新闻战线是完全适合女子驰骋拼搏的，这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随中国记协组织的新闻代表团赴老山前线采访的吴力田是《光明日报》的惟一代表，在别人“一个女人上阵地能行吗”的疑惑中坚决上了阵地，并拍摄了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照片。梁子在老山战区深入阵地前沿，在炮火纷飞中跟近拍摄。因不畏艰险生死荣立二等功，成为英模报告团的成员，并出版作品集《一本打开的日记》。
20世纪80年代的战地女记者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展示着女性在战地报道中不比男性逊色的勇气和工作能力。但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并非全无顾虑，自信之中也透着几分无奈。“女人，付出的劳动比男人多一倍，但取得的成就，只有男人的二分之一”，是这一时期女记者常有的感慨。
曾经两次去采访老山前线的时为《解放军报》记者的李亚丹道出了这种情绪，“军队是男人的世界，女记者若想在这块天地里冒头，生活便是拼搏。”可见女性在这个男性制定规则的世界中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劣势地位。
这些为数不多的战地女记者在很多方面有了巨大进步：性别意识大大增强，认可并接受了自己的性别身份，用模仿男性的方式对自身性别刻意掩饰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主体意识增强，开始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异性，视之为竞争对手，而不单纯是模仿的对象；职业意识更新，更看重自身的职业修养，认为修炼好“内功”、加倍付出是成就事业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获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与现代化、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国际上不时爆发的战争、动乱也为中国的战地女记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国战地女记者开始了收获的年代。
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从事战地报道的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王智敏，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毅力，赢得了“身穿‘CRI’服装的战地之花”的评价。这个称呼反映出人们对一个身为战地记者的女性的心理上的认可和赞叹，这同以前对女性的质疑心态和对其男性化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新华社记者黄文1999年赴南斯拉夫联盟，参加了一系列的战地报道，是中国第一位前往国际战场的女摄影记者。她丝毫不逊色于男记者的表现和作品，她出类拔萃、屡屡获奖，并在2000年出版个人摄影集《标靶》。从黄文身上可以看出，战地女记者的生命承受力和对战争独特的感受力开始让人刮目相看，对其作品的集体认可证明了这一点。
被称为香港第一位战地女记者的张翠容在上个世纪用15年的时间，走遍世界充满战乱地方，并在2001年出版了记录她战地采访心路历程的《行过烽火大地》。她的贡献在于：以一个华人的声音和眼睛来报道战争，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和独特感受来反映战争。
邵云环，新华社记者。1990年到1993年首赴贝尔格莱德，1999年主动请缨再赴南斯拉夫，报道了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真相。同年5月7日在北约空袭中国驻南大使馆事件中以身殉职。她的牺牲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证明了与战争“绝缘”的女性正在承担、并能够承担同男性一样的重任和风险。此次事件作为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颇具影响。尽管少有人从女性的角度进行思考，但无形中它对人们头脑中的女性刻板印象产生了一次不小的冲击。
收获带来自信。与20世纪80年代的战地女记者相比，此时的她们已不太在意战地报道中的性别问题，出自自己之口的有关女性性别劣势的言论也很少见了。1995年《参考消息》上有一则这样的报道：从波黑战场回来的女记者们应邀出席一个研讨会，讲述各自经历。听众“失望”地发现，战争中的女记者并没有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因性别遭遇特殊困难。这则报道为战地女记者性别意识的更新以及职业素养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战地女记者以惊人的勇气、毅力和卓越的表现，在近二十年中逐渐找回战地报道这一领域中曾失落的自己，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社会观念的不断更新和这个不断寻找、不断自我证明的过程，让她们逐渐明白抹杀自己的性别等于抹杀自我，横亘在女性与战争之间的真正屏障并非性别，而是人们头脑中的性别偏见。
新世纪：冲出“玻璃天花板”，亮出真我
新世纪来临之际爆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中国的战地女记者对传统观念的再次突破，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中闾丘露薇等5位女记者成为凤凰卫视战地报道的主力军，她们训练有素，能力、学识与胆魄比起男记者丝毫都不逊色，她们以出色的职业风范、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及女性自身细腻亲切的风格报道战争、阐释战争，初步显示出现代女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形象。她们的成功借助电视直播报道的巨大吸引力，对“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旧观念发动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颠覆。
闾丘更是被称为“战地玫瑰”、华人的骄傲。2001年她三入阿富汗，成为进入阿富汗的第一位华人女记者。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她又成为进入伊拉克战地的中国记者第一人。战地报道中她的目标始终是把第一手消息报告给全球的华人观众。这种男记者也少有的国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女性职业意识的成熟。她并不认为自己勇敢或伟大，之所以能如此只是出于工作需要。她希望人们看重记者本身的素质和工作能力而不是性别。这种视战地报道为日常工作的平常心，以及正视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意识，都昭示着女性长期以来在战争中缺失的自然状态的真正回归。
闾丘并不是一个个例。《国际先驱导报》在2003年3月7日以整版的篇幅登载《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隆重推出3篇新华社战地女记者洪漫、周轶君、张兰华分别从科威特、加沙、巴格达发回的报道。这篇文章直接反映出战地女记者在战争环境中的勇敢和坚毅，以及在战地报道中特有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洪漫是一个看上去柔弱得不太像个记者的年轻母亲，看到受伤儿童会泪流不止；周轶君是个动不动就流泪的女子；张兰华已年近半百。但正是这些看似柔弱的女记者却承担起战地报道的艰巨任务。同样表现出色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梁玉珍、上个世纪就以战地报道著称的张翠容等。
以上这些女记者无一例外地带着本色的女性特质和一个战地记者的综合素质进入战争，并将两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与男性不同的观照战争和人类的方式，争得了一向被男性独占的话语权。战地报道中的女性优势论也随之而起。
人们常说新世纪中国战地女记者的英勇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但今日的她们令人刮目相看的已远不是“英勇”二字可以囊括。从以上记者的身上可以看到女记者回归自我的自然状态、优良的职业素质、强烈的事业心、独特的敏感性以及超乎想象的生命承受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战地女记者们的不俗表现不再只是一种自我实现和满足，而是深入了人心。但这种不俗的实力和优势是否能影响到女性在传播领域的整体地位并保持下去，依然难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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