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记者 >> 2005年第2期 >> “三战”阵地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舆论战透析


张代龙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辉煌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而且开展的舆论战也极为成功,堪称典范。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下,我国以卓有成效的舆论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参战热情,坚定了志愿军官兵的必胜信心,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总结抗美援朝战争中舆论战的基本经验和特点,对未来战争中开展舆论战将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实施针对性舆论宣传,多任务各个击破

    彭德怀在总结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曾指出:我们所以能够打败敌人,决定的因素不是装备和技术,而是依靠我们的政治优势。战争中,我国以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正义形象,积极开展有效的舆论宣传,为争取民心、发挥政治优势提供了可靠保证。
    首先,赢得战争认同和确立必胜信心,是对内宣传的基本任务。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威胁,应不应该打、能不能打得赢是当时存在的主要顾虑。周恩来曾说:“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在我国人民内部思想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在党中央权衡利弊,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伟大决策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党中央响亮地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以简单明了的宣传语,把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全国人民充分认清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认清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从而认识到进行这场战争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三视”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有力地清除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部分中国人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激发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了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必败的信念。在军队中,也进行了以解决“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为核心的政治动员和教育,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求战热情,增强了战胜美国侵略者的勇气和信心,为夺取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瓦解敌军同盟、粉碎敌军意志,是对敌宣传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如能对其分化瓦解,其战略意义不言自喻。“联合国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虽然跟着美国派遣部队投入了这场侵略战争,但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只是象征性出兵,同时与美国在对朝政策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美国与它的盟国之间,美国侵略军与南朝鲜人民之间,美军与仆从军之间,美军内部官与兵、白人与黑人之间,都存在着越来越深的矛盾。因此我军在“抗美援朝”口号中,只提“抗美”,不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有效地分化了帝国主义阵营,使美英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我国从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向参战的美国大兵及其盟友宣讲战争的非正义性,瓦解其战斗意志。在战场上,我军还抓住敌军特点进行宣传。伪军生活贫困易接受物资感化,美军爱好纪念品,我们使用送“礼物”减少敌人对我们政策的怀疑。通过这些形式,有效地瓦解了敌军作战士气,致使战斗中数百人以上集体向我投降的情况发生多起。美陆军部宣传处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宣传“促成了我们很多的误解和不必要的残废,涣散了士兵的情绪。”
    再次,树立正义形象、寻求国际支持,是国际宣传的重要使命。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固然有军事上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劣势。它虽然为其军事行动打上了“联合国”的金字招牌,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战争本质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这是它的致命弱点。在国际宣传中,我国积极揭露“联合国军”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侵略实质,控诉美国的侵略暴行,塑造中朝人民坚持正义、抗击侵略、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1950年,中国代表团向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五项纲要,得到了与会81个国家代表的一致支持。在国际上积极宣传志愿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为塑造正义之师形象提供了可靠的事实材料。至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战俘管理处共寄发战俘家信13万封,照片6万余张,此外还编印了4种反映战俘营生活的纪实性书籍、画册,在国外出版发行,赢得了世界各国正义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美国帝国主义者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在世界舆论面前日益孤立。它不仅遭到朝中两国人民坚决、全力的抵抗,同时也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即使美国人民也不支持其侵朝战争。而志愿军则正好与其相反。彭德怀曾指出:“我们不是孤立的,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个条件将保障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实现立体式舆论覆盖,多阵地全面开花

    在这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我国不仅充分利用国内的媒体与组织进行宣传,而且成功地借助多种渠道,将正义之声传遍世界,赢得了世界舆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第一,坚持“组织领导”,积极利用新闻媒体与党派组织进行宣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50年7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并在战争爆发后,改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及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成立了抗美援朝总分会,各省、市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总会及其分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并组织了相当规模的慰问活动。各民主党派也积极投入到运动当中。1950年11月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明确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于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见和共同行动纲领,在中国、朝鲜、各民主国家以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指出:“由于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澄清了社会舆论,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也由于这个宣言,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热烈起来响应抗美援朝运动。”同时,我国的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以及新闻纪录电影等新闻传播媒体,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开展了一场面向我、友、敌,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立体舆论宣传,在调动人民群众参战热情、激发志愿军战斗精神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善于“借地说话”,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传递声音。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公开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让全世界人民都能了解中国人民的和平主张和愿望。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突破了美国的极力阻挠,赢得了参加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提案的机会,联合国会场上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中国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上当面痛斥了美国的侵略罪行,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捍卫了中国主权,在世界上扩大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1952年10月北京召开的亚太和平会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会的各国代表在返回各自国家后,通过各种途径对会议情况和会议决议进行宣传,扩大了会议的影响。红十字会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宣传的合法组织,我军的宽俘电影资料、揭露敌人暴行的小册子等就是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出版发行的。通过它向国际上散发和宣传,影响很大。细菌战期间,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的暴行。此外,我国还邀请国际和平民主人士到战俘营参观访问。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的英国妇女领袖费尔顿夫人返英后,将她在战俘营的见闻公诸于众,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第三,争取“洋为我用”,积极利用外国媒体及敌军俘虏扩大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民主阵营各国纷纷报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行动的重要新闻,对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表示坚决支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报刊,如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新时代报》、法国《人道报》、英国知识左翼周刊《新政治家》以及美国《工人日报》等等,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之后,美国各大报刊均刊登了中国代表发言的消息和演说的内容摘要,苏联报纸及其他国家的许多报纸均以首页刊登我国代表的发言,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国还积极向外国刊物提供宣传文章与照片等。如英国《工人日报》曾取得许多有关俘虏受我宽待的文章与照片在报上刊登。同时,我军还将书籍等出版物从柏林、布拉格等地间接寄往美、英国家。据英国报纸的统计,在1952年的3天内,就有17个省20种报纸刊登了我军的消息与照片。此外,我军还充分发动俘虏进行宣传。俘虏的亲身经历是宣传我军政策生动真实的材料。如美国有些俘虏家属接到俘虏要求美国人民制止朝鲜战争的集体签名信后,就将这些信件印成传单散发,有的拿着请愿书征求别人签名,一个美俘家属在三周内竟征集到100万人的签名。英俘塔吉的母亲来信说:在英国“战俘的母亲和妻子,都在伦敦聚集,开会研究如何为和平而努力”。

谋求最大化作战效能,多战法不拘一格

    在纷繁复杂的舆论战场上,我国将多种战法灵活运用,把舆论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极佳的作战效果,表现出了对舆论战高超的驾驭技巧。
    一是贯穿战争全程的舆论动员。如此伟大而艰巨的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动员,是不可能胜利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中国动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之际,毛泽东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警惕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要求积极做好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侵略我国的准备。10月,在朝鲜局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毛泽东又要求全党全军及全国各族人民正确认识形势,树立胜利信心。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规定了舆论宣传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对宣传的具体方式和报刊宣传以及文艺界、出版界的配合也提出了要求。战争过程中,为配合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作战,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进一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同时,大力宣传志愿军获胜消息和英雄模范事迹,以激励全国人民的热情。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回国之后,分别到全国2000多个县进行了广泛宣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区的172个市、县和广大乡村,行程5万余里,和1000多万余人见面,向4000多万听众作了报告或广播讲演,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典型人物的宣传,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抗美援朝”,人们就会想到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一个个英雄人物,其社会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舆论威慑。1950年9月中旬,美实施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退却。如果美军地面越过“三八”线继续扩大战争,则朝鲜国家难保,中国大陆的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以强有力的宣传表明我使用力量的决心,以遏制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初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政府发出更加明确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中国政府的警告,使得英国政府非常紧张,要求美国向中国提供出席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机会。在第一次战役获胜之后,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极度不安,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意图进行了诸多推测。然而,美国决策者对中国人民决心与力量的轻视态度,使其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更为可能的是不介入,而不是介入”。从而对朝鲜局势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坚持其占领全朝鲜的政策不变,最终导致了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惨败。
    三是配合军事行动的舆论掩护。为了有效地配合军事行动,在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毛泽东在参战部队的名称上和入朝参战的新闻报道上做了精心设计和安排,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参战部队名称的确定上,毛泽东在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之后,将部队名称由“支援军”改为“志愿军”,从策略上做到了以志愿军的名义而不以解放军的名义参战。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有利于限制战争规模,避免国家与国家间的全面对抗,使美国失去宣布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借口。志愿军出国参战后,美国也公开承认了这个名字,并指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两全其美’。”为配合军事行动,毛泽东对志愿军战报新闻的发表时机和内容作了精心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0月19日进入朝鲜战场,直到第一次战役获胜、敌人已宣布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战之后,中国政府才于11月7日第一次公开报道部队入朝参战的消息。这既宣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首次战役的重大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而且在国际上没有引起不良影响,同时又迷惑了敌人,隐蔽了我军的战略企图,为志愿军进行第二次战役创造了条件,体现出了党中央高超的斗争艺术。
    四是利用国际规则的舆论进攻。利用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准则,对美国暴行进行揭露和打击,是赢得国际支持、孤立侵略者的重要途径。对美国直接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政府明确指出,美国的侵略行径违反了美国政府曾经承诺和遵守的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对美国使用细菌战的暴行,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指出,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的规定,使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在世人面前昭然若揭,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在战俘问题上,1952年4月27日,我国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违反《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侮辱、不虐待、不伤害战俘的原则。1953年3月30日,我国发表声明:“关于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特别是该公约118条的规定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延迟才是合理的解决。”为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迅速实现朝鲜停战,我国提出了遣返战俘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既保证了原则的坚定性,又注意到了策略的灵活性,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五是揭露事实真相的舆论反击。美国侵略者对舆论宣传是非常注意的,不但极力破坏我军的政治攻势,而且经常向我进行反动宣传。周恩来曾指出:抗美援朝运动中存在的几个思想问题,有一部分是由于“受了美帝国主义欺骗宣传的影响”。并指出“美国是用了极大一部分力量在造谣宣传上的,所以对这种怀疑要给予解释”。1950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特别声明,诬蔑中国“干涉”朝鲜,并串通其他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联合提案。针对美国的无端攻击和诬蔑,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控诉了美国侵略中国台湾、侵犯中国领空、轰炸中国领土和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为是完全有理的和正义的。1951年2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为揭穿美国的阻谋,中国政府严正指出:联合国通过美国提出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美国的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战场上,敌军通过投撒宣传品和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实施欺骗性宣传,企图影响我军的思想情绪和行动,削弱我军的战斗意志。对此,我军以有系统、有中心、有准备的揭发工作,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用敌人扣留虐杀战俘、用战俘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的事实,来揭破敌人的所谓“优待俘虏”的宣传;用我们的胜利事实,来揭发敌人伪造的战报;用敌人残害中朝人民的罪恶行为,来揭发敌人对飞机大炮威力的夸耀。经过证据真实、结论透彻的揭发,粉碎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取得了“攻心”作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