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在于创新
———与解放军报社副总编江永红的对话录（下）
人民网记者徐蕾 王永亮
记者：人们可以感觉到，《解放军报》在反“台独”斗争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特殊作用的？
江永红：解放军报在反“台独”斗争中确实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替代的。我们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评论，还有3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这几篇都是针对李登辉搞台独的，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比如著名的言论《李登辉不要玩火》，《评李登辉“两国论”背后的“四张牌”》。我们的军事新闻有的时候是很有针对性的，我发一篇新闻，告诉你我要军事演习了，我要向哪里发射导弹，有的时候我不说我是演习，我说是在那里训练，还要告诉你我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其实是在警告台独势力不要轻举妄动。
记者：依您看来，军事新闻传播在内容和题材选择以及表现形式上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拓展和突破？
江永红：军事新闻传播在形式的变化上比较明显，从纸质媒体到网络媒体，形式的变化是很大很多的，电台电视台对于军事新闻的报道有压倒纸质媒体的倾向，网络媒体的发展更是很迅速。
军事新闻传播在内容和题材的选择上有所突破，第一，宏观地反映决策、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有所突破。军报影响决策的新闻不少。比如军企分开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军队经商弊端的是军报。1988年我们在头版头条发了一篇文章《军企分开，势在必行》。清朝的绿营是怎么败掉的，就是做生意，战士拖着个大辫子，摆小滩，补贴生活，因为兵饷不够吃，最后是军心涣散，遇到洋人不战而溃。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后，下决心一刀把军队经商这个毒瘤砍掉。你想想，枪杆子和金钱结合在一起，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后果！还有军官的任职资格问题，军官制度的改革问题，都是最先在报纸上提出的并反复报道，影响了上面决策。在军事领域，军报报道合成营、“蓝军司令”、科技练兵等，也都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在治军上是有所贡献的。
第二，现在报道的国际新闻的比例增多了。为我们的官兵和读者拓宽了视野，这对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好处，这方面版面占得比较大，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还专门办了军事杂志《环球军事》，我们自己的报纸每天都有一个国际版，还有时事周刊有一半的篇幅都是介绍国际军事方面的新闻。有利于拓宽视野，看到自己的不足。
另外在人性化上面，人文关怀上有所突破。很多禁区是通过报纸突破的，比如过去战士是不能戴手表的。
记者：为什么不让战士戴手表？
江永红：20世纪80年代讨论过战士应不应该戴手表的问题。还有战士不准听收音机，怕你听敌台。现在这些早就不是问题了，过去我们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写推迟婚期多少次，该结婚的不结婚，该回家的不回家，刚回到家接到电报就迅速赶回部队，现在我们的新闻批评这些东西，呼吁尊重官兵的休假权，提倡人文关怀。还有业余时间的支配权、隐私权这些东西都加强了宣传，甚至于“性”这个问题也在慢慢突破。
记者：这么敏感的话题是您提出来的吗？那是什么时候？
江永红：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不能说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是积极赞成者之一。以前军队是不可以说这些事情的。因为我曾经当过指导员，很了解战士的感受。另外像心理医生、律师经过军报呼吁，引起总部重视，都已经列入军队的编制了，一开始有的人把心理学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很多心理问题是和思想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有的时候问题很可能出在心理缺陷上，并不是说他思想有问题。比如说恐高症，你不能说他怕死，只是他有一种心理障碍，心理医生对战士进行心理疏导，克服了就好了。另外过去有的战士爸爸被人打死了，妹妹被人拐卖了，就要求战士正确对待这样的事情，现在看来是不行的，必须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战士的合法权益。
纵论新闻说人生
记者：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近年来，典型报道为什么出现弱化的趋势，请您结合自己亲身写作以及组织大型报道的实战经验谈谈典型报道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江永红：国内的典型报道数量上比过去多，但是影响力有弱化的趋势。典型报道一定要与时俱进才行。穆青当年写焦裕禄的典型报道，现在读起来还叫人感慨万千，确实是名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百读不厌。但是现在很难再有影响那么大的文章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多元化，造成人们就业方式的多元化，生活方式就多元化了，价值取向也就多元化了，一个典型很难得到多元化的读者群一致认可。第二个原因，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呈现出一种多彩多姿的状况，信息获得的渠道是很多的，不可能专一地接收你的信息。不像过去，有电话的人很少，有文化的就看报纸，一般的群众就听广播。因此我觉得典型报道的改革应该在贴近读者这方面下功夫，不在于多，也不在于长。具体来说，首先要讲辩证法，不要把典型写成什么都好，一面的讲，应该如实客观报道一个人。这方面我是有深刻体会的，比如说我曾经写的《孙铁锤传奇》，这篇稿子不是“奉命”要写的典型，在我之前有好几个人“奉命”写过他，但是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不讲辩证法，作茧自缚，一定要把他写成一个雷锋式的典型，结果怎么写怎么不像雷锋。后来我去调查这个人，发现他是有雷锋的思想境界，但是没有雷锋的修养的这么个人，稿子我就干脆如实地写了我眼中真实的孙铁锤，这个稿子很短，但是反响相当大。举个例子，这个人很可爱，他到武汉军区去开会，一个副司令员是河南人，他也是河南人，副司令员说：“铁锤啊，我们是老乡啊，你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他给首长敬了个礼说：“报告首长，俺连长说了，当兵的不能搞老乡观念。”他在街上看到人家卖登裸照的杂志，就把剩下的5本全部买下来，当场烧掉。有一个女的被流氓追，情急之下一下子挽着他的胳膊，他刚要发火，回头一看原来这个女人被流氓追打，火了，大喊一声：“我是解放军，你们谁敢上来试试！”
记者：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江永红：对，我们应该借助于文学手法把他的个性生动地展现出来，这是先进典型宣传的第二个方法。小说把假的写得像真的，为什么新闻会把真的写得像假的？因为典型报道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好多典型写得太有共性，怎么可能大家都跟雷锋一模一样？第三个改进办法是要人性化，有的典型妻子生孩子也不管，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最近有一篇战士写的文章《连长请多给嫂子一点爱》，就很受欢迎。人性化这一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记者：典型报道的题材应该怎样改进？
江永红：题材上应该多样化。一个典型能在某一领域站得住，学起来，其它领域的人能受感动受教育就算不错了。不要企图树立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学的典型，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战士有战士应该学的典型，军官有军官应该学的典型，工人有工人可以学习的典型。目标定得越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做起来就越难，所以不妨把目标定得专一点，有分类指导的作用。总之要在辩证法、个性化、人性化上面下功夫，否则我们的典型报道只会越来越弱化。前年的时候，我带着一帮记者写范匡夫，他是比较高级的干部，而且廉政典型是很难被人信服接受的。我们有意作了摸索改进，其中有一篇稿子叫做《先进文化可以养廉》，从一个很新颖的角度去讲问题。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他的一个老熟人来求他办事，带了一些东西，他没有说收也没有说不收，就问了一句：你是读书人么？对方说我是读书人啊，我大学本科。他就笑着说读书人你还做这种事情吗？哈哈。廉洁与否和他的学历没有关系，但与他的文化修养是很有关系的。有文化修养的人会以贪为耻。结果这篇文章反映很好，大家都接受这个典型不说，这组文章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二等奖。
记者：新闻的度，既是新闻学上需要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新闻实践中时时碰到的一个现实问题。然而尽管“要注意把握度”的提醒频频出现在有关新闻宣传的指示中，但有关新闻的度的论点较少。您认为什么是新闻的度？
江永红：你提的这个问题颇有新意。我认为，新闻的度就是指在将新闻事实写成新闻作品并将之发表的过程中，保持新闻的质的数量界限。但这个界限不像物质上的度无一例外地可以直接用数量来表示，新闻的度有时直接表现为数量，而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态度和程度。
如果上述定义成立，那么新闻的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是媒体和编辑、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某一新闻人物、某一社会现象的态度。态度是把握新闻的度的首要问题。对某一新闻或热处理，或冷处理，或中性处理，或“枪毙”，这无不在有意无意地表明媒体的态度，或褒，或贬，或不褒不贬，或不予理睬。即使同持一种态度，还有程度差异的问题。态度有的直接体现在新闻作品中，有的新闻作品本身不露声色而体现在版面语言中。
二是新闻的真实性，或者叫作可信度。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度越高，可信度便越高。因此真实度是构成新闻的度诸因素的核心。真实度主要由下述4个要素组成：首先是“5个W”的准确度，每一个“W”都应交待得清清楚楚，不可含糊其词；其次是细节的保真度，一篇新闻作品即使只有一个细节错误或不准确，也会影响整篇新闻作品的可信度；再次是对新闻事实、新闻人物评价的科学尺度及辩证程度，且不说将蚂蚁说成大象似的夸大其词，或盲人摸象般的以偏概全，即使稍有拔高之嫌或绝对化之嫌，都会影响新闻的真实度；最后是新闻作品与时代的吻合度，新闻是时代的产物，所报道的人和事应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否则读者就会有恍若隔世或非我族类之感，怀疑其真实度。
三是媒体及新闻作品对读者的贴近度和亲和度。成熟媒体和名专栏等无不拥有固定的读者群，名记者也无不拥有“铁杆”的读者群。撇开别的原因，此乃贴近度和亲和度使然。媒体对读者的贴近度和亲和度愈高，读者对媒体的认知度便愈高。因此，记者在写作新闻时，编辑在编辑稿件和安排版面时，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不可能不考虑贴近度和亲和度的问题，同时又要防止失度，或丧失原则，迁就某些读者的不正当要求；或降低品位格调，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此外，新闻的度还包括各类新闻的比例度，各版面之间的协调度，版式风格的统一度，宣传时机选择的恰当度，等等。
总之，新闻的度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每一篇新闻作品中，又体现在版面语言中，从总编辑到编辑、记者，不可不察。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进一步延展，新闻的度与舆论导向存在什么关系？
江永红：这使我想起1996年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曾直截了当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毫无疑义，舆论导向的正确，首先取决于质，即宣传的内容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度是质与量的统一，如果不注意把握度，导向也会出问题，甚至会导出与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正如列宁论度的那段名言所指出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在新闻宣传中，那种认为只要内容没问题，即使有点过头，导向也不会出问题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这样描写美人“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也许是骚客在故弄玄虚，但借用这几句话来讲新闻的度是不错的。处理新闻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常常会遇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情况，稍不留神，都可能因失度而造成导向失误。尤其是在处理敏感政治新闻和外交新闻时，度的微妙有时“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应慎之又慎。
新闻实践中，在三种情况下最容易因失度而造成导向失误。第一种情况是盲目跟风“起哄”。看到别的媒体出了一篇有轰动性的新闻，其它媒体惟恐漏掉新闻，失去卖点，于是趋之若鹜，竞相报道，你登消息，我写通讯，他来系列报道，不知不觉在媒体上刮起一股风来。上世纪80年代一些媒体曾刮过的“气功风”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气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和辅助治疗的功能，开始的报道还算基本客观，结果，“气功风一刮，量变‘刮’”成质变，气功几乎被吹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功，千奇百怪的“特异功能”，五花八门的功法门派，鱼龙混杂，叫人真伪难辨，上伪气功之当者难以数计。直到权威部门强力干预，此风方止。此类刮风的教训，我们应记取。
第二种情况是搞商业式“炒作”。“炒作”一词是近年才引入新闻领域的。严格地说新闻的客观性与任何商业式“炒作”都是水火不容的。这里所说的商业式“炒作”包括两个方面：因媒体或编辑、记者个人与某一“新闻”有共同利益而有意“炒作”；为提高媒体的发行量或收视率，对某些能“拿人”的新闻有意“炒作”。事实证明，凡搞商业式“炒作”的常常因失度进而造成导向的失误。对沈太福集资的“炒作”“炒”出一个全国大案，殷鉴不远。“辽西化石”的新闻“炒”得连中科院的个别科学家都上了当。人类基因组草图问世，有报纸“炒”出一个大标题———《人能活到1200岁》，可谓科盲误导科盲。
第三种情况是“木匠的斧子一面砍”。由于不讲辩证法，搞片面性而造成失度。党的十五大报告发表后，有些媒体对报告中关于股份制的论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宣传国有企业“一股就灵”，“一卖就灵”，造成误导。
记者：那您认为新闻失度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探寻防止失度的对策？
江永红：造成某些新闻失度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新闻界自身的原因。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许多地方、部门、单位、个人想通过媒体提高知名度，千方百计打通与媒体的关系，个别的甚至不惜买通记者、编辑为其服务。记者被人家牵着鼻子，那就根本写不出客观公正的报道，更谈不上把握新闻的度了。这是造成某些新闻失度失实的社会原因。但是不论外因如何变化，内因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从新闻界自身找新闻失度的原因，主要有下列4种：
首先，调查研究功夫欠缺。现在新闻工作者真正沉到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时候少了，跑机关，访上层，靠材料写稿的时候多了。有些被采访单位的领导接待记者，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成绩讲得越充分越好，问题讲得越轻描淡写越好。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真理位于一口水井的底部。”记者如果不深入到“井底”去了解情况，写出来的稿子往往会失度。
其次，对金钱的腐蚀抵制不力。花钱买版面的现象时有发生，以新闻稿为筹码拉广告的情况并未绝迹。尽管已有新闻与经营分离的要求，但仍有媒体给记者、编辑定广告指标。新闻一旦沾上了铜臭，即使不有意造假，也失度无疑。前面讲到的盲目跟风“起哄”和搞商业式“炒作”，也与片面追求发行量和经济效益有关。
再次，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现在单篇作品中的问题是说满话，一俊遮百丑，或只有先进性没有人情味等等。表现在版面上的问题，一是只有“主”，没有“副”，造成正面报道与批评报道的比例失度；二是只注意上情下达，领导讲话、会议报道连篇累牍，而不注意下情上达，忽视对基层的报道和反映群众呼声，造成高层报道与基层报道的比例失度；三是只注意突出宣传中心，而忽视其它方面的报道，造成宣传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比例失度，酿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后果。之所以出现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有的人是因为确实不懂辩证法，有的人不是不懂，而是别有苦衷。在相当一部分媒体的负责人中，存在着“搞正面报道保险，搞批评报道危险”，领导讲话“登长点保险，登短了危险”等“经验”。不管版面上各种报道的比例失度不失度，也不管读者爱看不爱看，先求个“平安保险”。因此，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不能就事论事地解决，除了加强学习，还应树立向党和人民负责，向工作负责的观念才行。
最后，缺乏对把握度的教育训练。高等学校新闻院系在采编教学中没有如何把握新闻的度的专门内容，有些媒体也没给从业人员补上这一课，连这方面的论文也寥若晨星。毛泽东同志要求文章要准确、鲜明、生动。所谓准确就是对质量度的准确把握。度既然是新闻工作者一个天天遇到的问题，就应该有专门的研究和训练。比如，记者采写新闻，如何戒偏听偏信，戒说过头话，戒下不留余地的结论，戒武断等等，都是把握度的基本训练。再如，编辑处理稿件，如何从全局出发掌握好各类稿件的比例，如何区别情况对稿件分别进行热处理、冷处理或中性处理等等，也在训练之列。另外，新闻业务刊物应加强对度的研究探讨。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有自己的人生格言？
江永红：也不算是人生格言，我最喜欢的一副对联：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文章是可以流传的，当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你会说，我还留着这么一点东西。官不是永远的，历史上有多少官，流传下来的有几个？官啊，给我，我也不拒绝，我没清高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更看重文章，也愿意以“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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