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记者 >> 2005年第2期 >> 专题研究

 

关于新闻文风的断想


郑蜀炎


    一

    读者评价报纸,总爱说什么什么气息“扑面而来”,其实,人们感受到的这种气息,就是我们说的文风。文风是读者对媒体感受到的最直接的第一印象,也是媒体自身形象的展示。说窄一点,它是文字的风格,理解的广义一些,那就应该是文化和风气。
    语言作为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体现着表述者的文化形态。文风则往往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或展现的,因此可以说,文风就是文化状态的体现。
    为什么人们厌恶虚假、做作的文风,因为那是由一种脱离于现实生活和当今社会语言之外的语言系统构成的,也就是大家在正常交谈和讲述时绝不会使用的语言,即大话、空话、套话。这种与正常的情感、思维和交流不和谐的语言,受到读者的排斥和拒绝是情理之中的。
    同时,既然称之为风,那必然就是互相影响、感染的。我们常说“风气好人人受益,风气坏人人受害”。我想,不仅是政治、作风、纪律范畴的风气是这样,文风亦如此。因为文风总是反映在版面上的,而版面体现着编辑部思想,具有导向作用。简单的说就是你刊登什么稿,读者就认为你喜欢、欣赏和需要什么稿,并以此来判断你的新闻水准和价值取向。

    二

    我们总有一个错觉,以为生动活泼、轻松明快等受读者欢迎的文风属于小报小刊。但细细一看就不难发现,陈旧、落套、模式化的文字恰恰是许多庸俗的小报小刊的致命伤———抄去抄来的那几个形容词都离不开武侠书,炒来炒去啥内容都没有只靠标题、提要唬人。装腔作势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版面上的花花哨哨不过是“一地鸡毛”。所以,“喜闻乐见”、“可读性强”这些赞誉决不是其可以掠美的,我们千万不要拱手相让。
    我们还有种认识的错位,似乎主流媒体的标志就是要端着架子、提高嗓门说话。硬要把新闻的严肃性、思想的深刻性和可读性分开。主流媒体之所以称之为主流媒体,不是靠正襟危坐、刻板木讷的文风,而是要代表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主体声音,在主要版面回答主流性的问题,传播当前人们最关心的主流声音,并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广谋从众,成为舆论导向的中流砥柱。
    正是因为要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就需要受到社会和群众的喜好、关注。因此,要把内容好的文章写得好看,就应当是我们改进文风的目标。如果有人把可读性和思想性对立起来的话,就请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党八股》以及为新华社写的诸多消息,还有一些新闻前辈的许多文章。这些,都算得上是影响了几代人的主流作品了吧,但它们恰恰是把深刻思想内涵包容、蕴藉于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鲜活的材料中,让读者在获得思想启迪的同时享受到文章的美感。为此,有的作家甚至将这些文章列为散文作品推荐给文学爱好者。可见,真正的大家之作带给读者的,除了思想震撼力外还有如沐春风般的文风。

    三

    媒体总会面临一些新情况,面对那些五光十色的现象、吐辞为经的说法,我们需要规虑揣度。比如网络语言的流行,进入所谓“读图时代”等说法。这些看起来很时尚的东西,不妨去了解甚至借鉴一番,但我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新闻快餐”,虽然很“养眼”,但总体而言却缺乏思辨的色彩和理性的深度,无论再怎样地风行一时可只是热闹一阵,成为不了我们改进文风的方向,就像“麦当劳”不能当作一日三餐一样。新闻可以反映甚至引领时尚,但自己却不能跟着走,因为有些浅薄的东西总是用时尚来包装的。
    新闻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媒体全面、立体发展的今天,消息“满天飞”,谁也不可能独家占有新闻资源,而惟有评论是唯一不能共享的。广义的评论是对新闻事实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媒体通过自己独特的分析思考、整合解读新闻,从而对共性的新闻资源提供个性的视角。
    现在都喜欢用“高端”这个词,媒体要追求的是思维的“高端”———让人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台阶上,用全新的视线来观察、判断自己身边发生的新闻,从而使新闻更加充盈和具体。比如,当前国家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这个新闻事实人人都知道,但经由包括本报在内的主流媒体调动各种新闻手段,全方位地进行了介绍和解答,把一条很大的“高端”新闻拉近了,使国家的这一重大决策成为人民群众既关注又理解的新闻。这就扩大了新闻的内涵,使新闻充满了力度并得以延伸。

   

    现代管理学提出一种新理论:细节决定成败。任何一项工程,都可以分解成为许许多多的细节,某一个细节的不成功,都有可能导致总目标的失败。同样,细节也是新闻文风的重要构成。不妨举几个细节的例子。
    明代苏州有个很著名的说书人叫柳敬亭,在南方北方都可谓名噪一时,明、清数得上的文人就有上百人为其写诗文,专门描述他说书的情形。但说书是典型的语言艺术,柳敬亭的苏州方言别说在北方了,就是南方好多地方也未必能听懂。那他究竟用什么语言来征服听众的?这个细节在所有文章里都没有记载,以至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是种炒作。
    元代诗人郭畀有本著名的书叫《客杭日记》,其中用大量细节记录了自己在杭州为谋取职务如何四处活动,包括修改履历、打通关节,甚至包括行贿索贿的情况,有人担心影响他的形象,将这些细节全部删去。这样一来,成了一本“行楷精妙”好看的文学作品,但其价值却大打折扣。直到后来有识之士将其补上,这书才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吏治、政治、经济的重要作品。
    去年的普利策新闻奖特稿类获奖作品《恩里克的旅程》有两个评语:动人、详尽。文章3万多个英文词,近1/4是注解,7000字,从文中所有细节的考证到人物对话和各种的统计数字,巨细靡遗。作者说,这是用细节一劳永逸地堵住了任何怀疑真实性的人的嘴。
    我们很多稿件不好看,原因就是没有细节。细节是新闻的真功夫,靠的是深入的采访,严谨的调查、认真的观察。反对大话、空话、套话,从技术层面来说最有效的就是抓细节。

    五

    文笔不新鲜不具体,写作叙述呆板、僵化和模式化是文风致命的软肋。文章是写出来的,改进文风,就得从笔头子改起,从具体写作上改起。写作各有各的招数,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位作家提出的“四度”,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
    一是“精度”。将要写的对象(人物、事件、环境、思想等)精确细致地叙述、描摹出来。这就像工笔画一样,既要求细部、微观的描写、遣词造句的文字能力,也包括事件的观察、内心的挖掘等要素。
    二是速度。不是说写作的速度,而是文章要有韵律节奏,有明快的层次呼应,不能让文字疙疙瘩瘩地憋在那里原地不动,或者是叙述绕来绕去地就是进行不下去。借用一个经济领域常用的词,就是要通篇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流畅感。当然,呆滞和僵化的谋篇布局肯定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
    三是密度。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应该包容、吸纳尽可能多的信息含量,也就是要凝练、干净,把空话、废话、套话的空间挤压到最低限度。密度体现着物质的质量,新闻也是同样的道理。
    四是信度。即文章可以相信的程度,也就是事实的真实性,叙述的准确度。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里既有做文,也有做人的诚信,具备了这些,文风才有基本的依据。

    六

    读到一位新闻同行呼吁“不要撒娇”的文章后,我感到了汗颜,因为我们时时可见撒娇之举,常常可闻撒娇之声———尽管我们已经过了撒娇的年龄,选择了不该撒娇的职业。何谓撒娇:采访时爬了几步山,晒了一会儿太阳,少吃了顿饭,睡了几晚硬板床……这些都成了谈体会、讲经验的事迹材料。如果赶上节假日没休息,或去了一些有危险的地方采访了一些有风险职业,那更是要弄出些生离死别、妻悲子泣之状来……
    无论是新闻“三贴近”的要求还是这个职业本身的特性,无论是新闻前辈留下的老传统还是现代传媒发展的需要,深入到一切发生新闻的地方去,走到你所采写的人物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可邀功矫情的。反过来说,假如没有比其他职业从事者多一些的经历和体验,手中的“饭碗”就捧不住了。把从事新闻最基本的条件,最起码的标准当作炫耀的资本、撒娇的理由,只能说明我们对新闻职业理解上的深浅,对事业的态度和职业道德产生了偏差。如果都去当电视剧上常见的那种要么休闲于窗明几净、茶清烟袅、深宅重门间,要么应酬在舞会、宴会、招待会上的“白领记者”,还有什么大报风范可言,还有什么文风可言!

    七

    说文风不仅要谈文说字,还得讲讲感情的事。简而言之,文章一旦感情虚假或没有感情,文风绝对好不了。详而言之,和文风相关的感情有两方面的:一是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感情,即专业良知。山西金矿矿难,有记者收金条后缄其口,装聋作哑,虽然没留下文章,但其风气令人憎恶;二是对新闻人物与事件、对读者的感情。我们常见这样的报道:那边灾害发生了,这里开始动员———立功建功的机会到了。面对水深火热中的灾区群众,首先想到自己的功名,这种感情实在是太冰冷了。还有动不动就“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等描述,一看就是作者在想当然地挤眼泪。我相信,世界上能够以假乱真的东西肯定会有,但唯独感情是不能作假的。想靠虚假的感情来煽情,既是对读者的不尊重,也是文风之大忌。

   

    文风和文化是相连的,这里说的文化不仅是识几个字,而是现代化的综合科学知识。比如说到高科技,就是“鼠标轻点、荧屏闪闪”;说到计算机技术,不外乎也是“苦练打字”等等描写。以这样的文化写文章,让内行不仅看着笑话还会怀疑整体的真实性,文风自然也就要打折扣。
    其实,就单说识字我们也未必敢说自己很有文化了。中国古典诗词歌赋这座宝库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可我们用来用去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小荷才露尖尖角”几句;我国的成语数不胜数,但在报纸上一年看下来露面的不过十个八个;就连特色分明的民间口语,在我们笔下也千人一面:地无分南北,一律称“俺”。还有“动真格”、“正儿八经”等等,不知是那里的的方言,在我们笔下根本不论地域地乱用……
    新闻很强调原创性和第一手材料,那么,能不能多有一些自己引用、嫁接的诗词歌赋、俗语方言,就像毛泽东同志在文章里使用“懒婆娘的裹脚布”、“墙上芦苇”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一样,使文章耐读,文风自然也就得到改观。

    九

    这许多感慨都算不得新话,前人早有高论。这里不妨录几句作为改进文风的励志之语,也是“取法其上”之意。当年,袁枚特别推崇一个名叫苏小的卖艺女的诗文,特刻有一印“钱塘苏小是乡亲”。有一次,一位官居一品的尚书求字,袁枚写好后将这方印盖了上去。那位尚书自然是表示不屑,于是袁枚怒言之:“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苏小,不复知有公也。”
    是的,真正拥有好文字、好文风的文章是会留下来的。但怎样写出这样的文章呢?国外学者韦伯说:“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
    老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要“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
  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则说:“做人亦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文风。
    (作者系解放军社报时事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