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是未来中国军队在信息战条件下的一种独立作战样式，是增强军队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有效手段。作为最早的电子传播媒体也是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广播，自诞生起就在舆论战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结合近几次局部战争的启示，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传媒在舆论战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充斥着电波传播的信息景观，交战双方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媒体在争夺制信息权、制传播权的过程中充分展示出广播在舆论战中的优势。在谋划中国军队现代舆论战略的过程中，也需要深刻认识广播在舆论战中的重要作用，继续将广播置于舆论战的重要地位，从多方面寻求广播舆论战的观念更新和手段创新，切实增强广播舆论战的作战功能。

广播担负舆论作战任务的优势

　　广播是出现较早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体，诞生之初就被应用于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在舆论战中发挥出超强的战斗力，而且至今不衰。这主要是由于广播的传播特性能够极大地适应舆论战的作战要求。

　　（一）无与伦比的即时性符合先发制人的战略要求

　　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各新闻媒介在时效性上的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操作层面讲，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有着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印刷媒介受印制、运输和发行上的限制，不可能高密度地随时传播信息；而广播则不存在这种客观上的限制，它可以在传播过程中随时加入新的信息，可以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达到信息的传播与事件的发生过程同步的实时传播。而从便捷性的角度说，目前广播比电视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广播的采录和传输设备更为小巧、灵活，机动性更强。在军事战略中历来强调“先发制人”，而广播媒体的及时传播刚好能达到“先声夺人”的目的。可以说，广播无与伦比的即时性符合舆论战中先发制人的要求。

　　（二）远无疆界的覆盖面能够提供较为广阔的作战空间

　　就信息接收的可能性而言，广播具有很大优势。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电子化、数字化传输手段，比起印刷媒介来，广播和电视具有射程远、覆盖面广的优势。特别是与人造地球通信卫星相配合，其信号的传播可以高质量地覆盖全球。相对于电视来说，广播的有效传输成本较小，更利于其覆盖面的实现。除了运输距离和运输条件的制约外，印刷媒体还会受到一些人为的制约，例如敌方的封锁、查禁；而广播、电视的信号传播，则可以突破这些限制，实现远距离、跨障碍的传播。这一点在战争期间显得尤为突出。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新华广播在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增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宣扬我党抗战宗旨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人民更是把新华广播称作“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它通过报道事实真相，揭露国民党宣传机构传播的谎言，宣传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起到了瓦解国民党军心和斗志的重大作用，因而被称作无法抵御的“越顶攻势”。

　　（三）引人入胜的人际传播方式直接作用于以人为根本的战争

　　广播可以运用先进的通讯和传输手段，将某些人际传播的方式特别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引进到大众传播领域，并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首先，广播的传播者与受众在热线直播等节目中的互动性交流，可以及时地消除在传播过程当中产生的不确定性，使传播更具有针对性。其次，建立在即时信息反馈基础上的交流情境，更符合人们日常的信息交流方式，因而能够引发受众的关注和参与感。在这一点上，广播同印刷媒介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战争最根本的对象还是人，因为从战争意图的策划到战场争夺的实施都要靠人去完成，而广播独特的人际传播模式更利于传播效果的实现和达成。

广播舆论战的基本作战功能

　　广播舆论战以声音为载体，以信息为弹药，以无线电发射、接收装置为物质保障，它是舆论战将广播作为具体媒介手段的运用，能够迅速形成大规模的舆论宣传攻势，有效作用于舆论战的对象。针对不同的作用对象，广播舆论战能够发挥不同的作战功能。

　　（一）瓦解敌方军心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与解放区广播工作者密切配合，发起了解放军军事新闻宣传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敌广播宣传战。1947年1月2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逐日播送放下武器、脱离内战的国民党军军官名单。9月5日，正式开办每天半小时的《对蒋军广播》（后改名《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之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等相继开办了类似的广播节目。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在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展开了战略大决战，各解放区的广播电台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专门以国民党军官兵为听众对象的广播节目，采用多种方法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时局的主张，对放下武器国民党官兵的宽大政策，如实报道战争局势的发展，播送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对国民党官兵的广播讲话和书信，揭露国民党军的欺骗宣传，在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官兵的斗志意志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淮海战场上，毛泽东亲自指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发5篇敦促黄维兵团缴械投降的讲话，使一万四千多人自动放下武器。据当年黄维兵团一个被围困的军长回忆：他们最头痛共产党的广播（宣传），听了以后惊心动魄，四面楚歌，听不下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在前沿阵地设立了37个大型广播站，第一线各军都有播音宣传站，每一站都有固定播音员，有5部扩音机和5部留声机，利用各种时机对敌人进行宣传瓦解工作。

　　（二）动员激励己方军民士气

　　1940年，法国被希特勒的闪电战打得一败涂地，逃到英国去的戴高乐在征得丘吉尔的同意后，6月18日在BBC发表广播演说：“我，戴高乐，现在在伦敦，号召所有在英国领土上的法国军官和士兵同我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正是这番激动人心的演说，导致了后来“自由法军”的迅速形成，戴高乐自此被称为“麦克风将军”。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元帅通过广播进行战争动员。他说：“你们在干一件无与伦比的大事业。世界将通过你们完全变一番模样，历史将为你们树一座丰碑，写上，你们是迄今最优秀的军人！这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拔河比赛，那些即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军人们所负的责任，是成功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并最后作为一个自豪的人，回到家里同亲人团聚。”士兵们听了广播，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他们说：“元帅的演说和他的红色贝雷帽，给了我们扑向死神的力量。”

　　（三）团结友方获取同情支持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受艰苦条件所限，我军占有的新闻资源与对手相差悬殊。革命报刊更多地起到了对内鼓劲的作用，对外影响力难以发挥。面临着新闻实力不够雄厚的实际，毛泽东决定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把新华社的文字稿改写成广播稿，使大后方和沦陷区拥有几十万部收音机的听众直接听到党的声音。“皖南事变”的斗争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在争夺新闻发言权的关键时刻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国民党牢牢控制着新闻发布权，不允许任何媒体报道事件真相，只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能够穿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用普通话、方言和外语，向全国人民反复播出毛泽东起草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播出叶挺军长被俘后严辞拒绝诱降的感人消息，及时揭露了敌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广播舆论战作战功能的新要求

　　1999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外宣会议上强调指出，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力争在21世纪的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因此，在以信息为核心技术和明显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广播舆论战必须紧密结合现代战争特点进行多方面的谋划创新。

　　（一）以夺取制舆论传播权为明确目标

　　在信息时代，舆论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夺取制信息权，制信息权是相对于马汉的“制海权”和杜黑的“制空权”而提出的战场制权理论，这一概念是在海湾战争后由美军首先提出的，其基本界定是：“敌对双方争夺制信息权的斗争，是国家或集体之间借助全球信息、太空卫星、电子通讯网络和媒体进行的战争，它不是单独的作战形式，它包括指挥与控制战、新闻战、电子战、心理战等。”

　　（二）以舆论战谋略创新为不竭动力

　　“兵者，诡道也”，我们将广播作为一种舆论战的作战武器，就必须在广播传播中讲究传播策略。而这些传播策略必须是既遵守新闻传播规律又符合传统战略战术原则的策略，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争取实现中国广播的全球覆盖，使得我国的声音成为强势。目前，中国有一些英语广播、电视进入了美国，如“中国时讯”英语广播节目进入了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之一的CBS，黄河台进入了美国SCOLA电视网。但除继续巩固、充实、提高已有的阵地外，还要以开拓进入美、欧主要强国的新阵地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稳定地进入西方各种媒体，特别是影响大的媒体，逐渐增加我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在不断增强传统的短波广播发射功率的同时，应针对欧美国家听众使用调频、中波收音机的习惯，积极开展在对象国大中城市调频、中波电台租时播出节目的工作。特别是在发展国际卫星电视方面，我国提出了要在21世纪之初覆盖全球的设想。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东方卫星电视总公司，继而在北美、西欧、亚洲、非洲、澳洲建立东方卫视分公司，把中国的电视节目信号送到全球；第二步，把英语电视节目送到全球；第三步，多语种覆盖全球。一些大的语种，如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可以播出我国的新闻。那时中国的声音、形象可以通过电视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就非常大了。

　　其次，施行“疏”、“堵”有序的心战谋略，以夺取国际舆论主动为目标。必须明了，我国的舆论宣传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巨大挑战。西方跨国传播的媒体信息，既有恶意的诽谤，又有人类共享的文明，不能因噎废食，要因势利导，变“堵”为“疏”，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我国受众的免疫力，提升我们媒体的竞争力。但在战争状态下，必须控制和压制敌对国家广播的传播。虽然现在是相对和平时期，我们也要不断强化宣传纪律，居安思危，提前制定战时舆论管控政策，保证广播传播发挥“倍增器”而不是“减速器”的作用。

　　（三）以舆论战技术、设备为有力保障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广播电视的高科技的研究，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迅速采用先进的传播技术，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以保持和提高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因此，运用、开发传媒产业的高新技术是今后新闻竞争的重要领域。产业链技术，指通讯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移动办公技术等新技术，从长远看，这些技术的发展将催生新的媒介载体，将帮助传统媒体进行产业升级，将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嫁接和链接。中国传媒特别是广播必须高度关注媒介形式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并与前沿技术合作。财力投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媒体的装备水平和信息传播的规模，因而，对国家重点网站建设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舆论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