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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于创新

———与解放军报社副总编江永红的对话录(上)

人民网记者 徐 蕾 王永亮


  江永红:湖北天门人,1966年高中毕业时恰逢文革,于是先当小学教员,后当印刷工人。1968年参军,先后任战士、炊事员、班长、排长、指导员、干事、教导员,其间业余写稿,小有成绩。1979年被调解放军报社,先后任驻站记者、机动记者组组长、主任记者、高级记者、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先后获全国好新闻奖1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次,八一文艺大奖2次,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4次,军事好新闻奖若干次,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4年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1996、1999、2001年3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四、第五届中国记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从1999年始,担任中国新闻奖评委、范长江新闻奖评委。出版作品10部。

  第一眼见到江永红副总编,感觉真是亲切,不仅是因为他身上笔挺的绿军装,更是因为他温和的笑容,还有一口浑厚、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采访的过程中,他只要说到高兴处就会显出孩子般的天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将军记者!

年轻人可以超越我们

  记者:在您的名作《名将之奇》中有这样的警句,“名将之奇,奇在超群拔俗,甚至有几分一意孤行。虽然改革的路上有拒马,有陷阱,他们昂首走向未来,而不理睬背后的几多叽喳。”作为我国军事新闻战线的名将,人们公认您的最大成功之处应在于创新,而求新的背后肯定是“浸透过牺牲的血雨”,您认可这个说法吗?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创新对于造就名记者的意义。

  江永红:对我的评价也许失之过高。但我同意成功在于创新这个观点。有的记者很得意模仿大家的手笔,还引经据典说某某是这样做的,他们忘了布封的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是模仿不来的。我自己的体会,不能走别人的路,要想成为名记者,就要另辟蹊径,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尝试别人没有试过的方法,包括思维方法和写作方法,要时时处处想着如何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当然在尝试的过程中经常有失败,要不怕失败,要有一股韧劲,一股愈挫弥坚的韧劲。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在我们开始做记者还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你要是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会被当成怪物,所以我干脆写了一篇体会,叫《我的怪》。但是只要你有韧劲,只要你坚持,时间长了,就被认可了,人家会说:这小子还有点怪才。另外在失败中你还要善于思考,怎么失败的?是什么原因?

  比如我写《蓝军司令》的稿子,从语言文风到写作手法都是比较怪的,我用了陆军某部训练场上的一句流行语作为导语的开头:“别的都不怕,就怕王聚生打电话”。开始这不被认可,消息的导语怎么可以这样写?但是后来这篇文章火起来了,这种方式也就被认可了。消息的导语我就试过12种模式,包括我归纳别人的写法。每写一篇稿子都想和上一篇不一样,不想重复自己的,更不想重复别人的,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名记者。你的作品能让别人感到新鲜,你才会被别人承认。不然只是把写稿子单纯地当成完成任务,那就完了。

  记者:人们在谈到您的代表作时,经常列举的篇名有《“蓝军司令”越演越狡猾、“红军司令”越练越过硬》、《老山有个孙干事》、《孙铁锤传奇》、《改革,当代中国军人的求索》等,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列举?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江永红:你问这些文章算不算代表作,我想只能说是影响比较大吧。有些事说出来别人可能不相信。我不太注意剪贴自己的作品。记者部帮我剪贴的几大本也不知为何不翼而飞了。出版社约我出新闻作品集子时我为收集作品犯愁,不料部队一位我不认识的士官军械修理工寄来了他剪贴的我的全部新闻作品,这让我感动不已。前几天,我带着6个记者到广东去采访。有一些采访对象,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见过我,但是他说,我读过你的作品,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他说我可以背给你听,结果他能说出哪一篇文章写谁,精彩部分他真的背了下来。我当时很受触动,有的我都忘记了,读者却记得这么清楚,所以自己一定要写出好的东西来。至于说最满意的文章。还没有。

  记者: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现在是媒体管理者和青年记者的朋友,您很重视“俯视”、“透视”、“环视”,对于初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各类高校毕业生来说,培养“三视”基本功,您觉得存在的共性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江永红:我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这样自己也会年轻。而且我一直坚信年轻人是可以超过老一代的。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政治工作新闻如何写实写活》,现在一些政治工作新闻是很枯燥的,就像寡妇死了儿子。有时候整篇文章一个人物都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写作方法,对几个年轻记者说,新闻一定要有故事,在讲故事中宣传你的思想和道理。在采访中你们第一要找故事,第二要找载体。年轻人接受很快,他们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年轻人是很有希望的,将来他们一定比我们强。我在做记者部主任的时候,每次新的记者来,我都要给他们讲话。业务上共性的要求就是要深入观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我在挑选记者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大三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发在核心期刊的头题,我看了以后说就是他了。我不是很看重他的在校成绩是第一第二,只要前10名就可以了,我在与他的谈话中观察他的思维方法。现在他上手很快,基本可以挑大梁了。

  年轻人在学校里关键要掌握学习方法,注重积累,有的年轻人思想活跃,自恃聪明,但不注意积累。记者是一个杂家,要接触方方面面的事,形形色色的人。写出的文章要内行看了觉得你不外行,外行看了觉得你是一个内行。我去采访画家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他们的作品和流派,否则就没有对话的基础。他会觉得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来采访我,他就不会和你谈话,他会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如果你不懂还装懂,他就会说你胡说八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采访钱学森,他说,你的湖北话我听不太懂,咱俩用英语交谈吧,我就老实说我学的是俄语,他对我说你要多学习语言,老人是很和蔼的。我写一篇绿化的文章,这种文章是很难上头版头条的,但是我很认真地看了植物学知识,突击认识北京地区各种植物,结果植物学家很高兴,就滔滔不绝地给你讲,素材就丰富了,文章就生动了。

  第二要注重学习历史和哲学,没有历史眼光就没有深度,文章也放不开。我写《蓝军司令》的时候,脑子里经常浮现出很多历史的东西。我甚至写了上个世纪带标志性的50次战争,用现代观点来解读历史上的战争。《中国军事史》、《西洋军事史》我是反复读的。学哲学能使你的思维开阔。哲学的辩证法,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特殊性和普遍性。可以帮助你写文章的时候避免偏激和片面,把握好度。所谓“胸中历历共百年,笔下源源赴百川”,要“共百年”就得学历史,“赴百川”就得学哲学。我特别主张读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那真是集中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现在还读,受益匪浅。

  写文章要有深度,除了要有历史的眼光以外,还要有哲学的睿智。比如说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有的媒体成了美国声音的传声筒,分别不出真假新闻,现象和本质是一回事吗?这是军事心理战的一部分,包括传播假消息以瓦解敌军士气。

  当记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记者不只是记录就可以了,你还要思考,你是一个负有引导舆论责任的人。要练一练新闻眼光。新闻眼光是决定稿件之成败、影响之大小的关键。要“俯视”、“透视”、“环视”。“俯视”指能看到全局的眼光。只有俯视,才有可能发现事物、人物的新闻价值,赋予其新闻生命力,才能将局部性新闻升华为全局性新闻;“透视”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环视”才能把握好度,避免过犹不及。比如说写《蓝军司令》,对军人来说,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让他吃败仗,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熟知敌军勇于挑战的“蓝军司令”来教训我们的指挥员。站在这个高度俯视演习场,俯视“蓝军司令”这个人,他的新闻价值便出来了。将他放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其新闻价值就远远超出了军事训练本身,而对整个军队建设甚至对其它领域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战壕中写出新闻精品

  记者:您曾经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报道工作,其中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惊险经历,这段经历对您的新闻生涯和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

  江永红:作为战地记者,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惊险。有一次要到阵地上去,结果车到半路上就给堵住了,当天下雨,但是能见度很好,是在敌方的炮火控制之内,我坚持要走但是走不了,那个驾驶员是昆明军区派过来的,他说,首长有交代,你的安全我一定要负责,我们俩争论了半天,结果他的车刚发动跑了不到一百米,敌人的炮火就盖过来了,把堵住的车都炸着火了。如果我的驾驶员不坚持,我就完了。

  记者:战士救了您一命。

  江永红:是啊,还有在过炮火封锁区的时候,因为我对军事训练比较熟悉,我就跟驾驶员讲,40迈,不要紧张,开!结果有的人开快车,在弯道上连人带车翻下去了,我的车只是车灯被炮火炸坏了。驾驶员很激动说你怎么知道40迈就没有问题呢?我说第一,40迈弯道不至于翻车。第二,我在训练场上跑过很多,直瞄火炮打坦克,40迈的目标要打到是很难的。

  记者:不管怎么说,您没有碰到那种直接被打到的事情,这样的危险没有影响您的精神吗?

  江永红:我倒是深刻感受到了一点,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难得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记者都能遇到这样好的机遇的。或许不让你去报道这样的重大事件,你就不会有机会,一旦给你这样的机会,你就要很好的去发现,个人的安危是不能放在第一位的,要知人所不知,见人所未见,你才会写出好的稿子。

  记者:这个在您身上应该有体现吧?

  江永红:我举个例子。我当时在前线上了几十篇稿子。几乎每周都有个头版头条。但是有的人在那里两三个月很难有一篇文章见报,后来他们有点发牢骚,说你面子大。我说不是我面子大,我和你的区别是你呆在指挥所里,我在前沿战壕里。只有到最前面,你才能看到活生生的东西。

  记者:他们说您面子大,是怎么回事?您那时候很有名气了吗?

  江永红:有点名气,但不大。那个时候,自卫反击战持续的时间很长,从1979年一直到1986年,中间都会派一些值班记者,每个人去几个月,我是时间最长的,我陪了5支部队。

  记者:您总是在最前面这样危险的环境中,身边也不带着保护您的警卫?

  江永红:他们要给我配备,我不要,那样目标太明显了;要我带枪,我也不要,你说我跑到那里打枪算是什么。但是有一次确实发生了一个笑话。我带了一个女作家到前线战壕里,结果一下子就被团长拽回去,说,你胆子太大了,敌人不用望远镜,用肉眼都能看到你。你旁边还跟个女的,一看就像是大官,人家还不先打你!

  记者:在您做记者进行采访的时候,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怎样的?

  江永红:最难忘的是在战场上的一次经历。一个战士受了重伤,在抬他下来的时候,他一直在喊,让我回去,直到因流血过多而闭上眼睛,我很受震动。这样一个普通的战士,最后到死他也不会被授予什么英雄称号,但是他很忠于职守,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怎样忠于职守?那就是要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记者:那您最幸福的时候呢?是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那一刻吗?

  江永红:你问到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我当时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觉得自己很不配得范长江新闻奖。范长江他为人民说话,他能做到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实话。有一次,他在延安给毛主席提意见,说延安的有些报道不实,不实的报道是对老百姓的不忠实,这样会起到不好的作用,最后毛主席很重视他的意见并让延安新闻界予以纠正。

  我当时获得这个奖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那人开口就说:祝贺你获得了潘长江奖。潘长江这小子还有点良心,演小品赚了点钱还知道奖励记者。我当时感到非常不是滋味,范长江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战线的一个“祖师爷”,竟被人家误以为是一个演小品的,我获奖名不副实,没法和范长江比,但被人说成得了潘长江奖,也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自己最幸福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江永红新闻作品集》出版社库房为零。这是读者对我的认可。这本书共发行了一万九千册。

军报也要多些人情味

  记者:我看到这间会议室里悬挂着我党三代领导人视察军报的大幅照片,记得这一张是1996年初,江泽民来报社参加社庆40周年。他在对军报的讲话中,提出了军事新闻工作的“两为”方针。他说:“办好《解放军报》,必须坚持为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基本方针,办出自己的特色。”您认为《解放军报》的特色是什么?

  江永红:我觉得《解放军报》的特色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军委的机关报,对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威性,这是别的报纸无法替代的。比如台湾问题和特殊时期需要军方发言的问题。权威性和发行量是不能划等号的,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行量很小,但是权威性很强,《太阳报》发行量很大,但是没有多少权威性,只是读者觉得这份报纸挺好看,好看我不见得信它。

  第二点,《解放军报》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性。这是它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它的特点之一,部队把这份报纸看得是很高的。团长以上的军官首先要看《解放军报》的头版发的什么,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党中央、中央军委关注什么问题。这已经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对此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一定要把握好导向。如果有一个单位上了《解放军报》的头条,就像过节一样很高兴。

  第三点,对未来战争的前瞻性启迪。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研究比较超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停留在对过去战争的经验总结上,而把精力放在了对未来战争的研究上,比如像信息化战争,我们很多年前就研究过了,信息战的概念,最早是中国人提出来的。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成了专家教授了。未来战争会怎样,军报的专家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第四点,对于广大军人和相关人员的服务性,它是和读者连接的一种桥梁。军报有它固定的读者群,虽然现在发行量只有50万,但是地方上有很多铁杆读者是自己订阅军报的。

  当然军报还有很多的不足,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在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上有的时候还做得不是特别好。

  军报还没有完全办出自己的特色,江泽民同志1996年视察军报的时候,还对新闻工作者提出12字的要求: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要求。

  记者:《解放军报》作为军委机关报,如何做到融合导向正确与亲和力为一体?

  江永红:从指导思想上要做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统一。不要像一个文件的发布机关,只登上头的事情,不登老百姓的事情,过去的邸报就是这样。现在不只是军报,很多报纸都是上情下达做得比较好,下情上达做得不好,所以胡锦涛同志提出来,要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现在全国“两会”,中央常委到各代表团参加讨论,只写他到了哪个团参加讨论,而不写他发言的内容,过去几个人的发言就把一个版面占满了,其他代表的发言都看不到了。

  从写作上讲两句话,把领导的话变成战士的话,用战士的话来讲中央要讲的话。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文化大革命错误,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把毛主席从天上请回人间,离我们更近啦!》,得到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他就是用老百姓的嘴讲了中央想说又不便说的话,有利于中央的精神真正在地下生根结果。在新闻改革中,通过扩大新闻报道的面,使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实际工作结合得更紧密一些。我们办了三个周刊,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很好的,另外在网上搞一些论坛,在宣传典型的时候,也请典型人物与网民见面对话,给他们一个说话的地方,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你就实话实说,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