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报》既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份重要报纸，也是一支抗日反蒋的嘹亮号角，是它第一个公开揭露了汪精卫投日卖国的消息。它的进步立场和在湖南的影响，受到周恩来、徐特立的赞赏。它的创始人之一———严怪愚，是我国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卖国投日的新闻记者。

长沙创刊

    严怪愚，原名严正，著名报人，湖南邵东人。因当地多产鲶鱼，邵东人见它的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就喜欢用“鲶鱼拐子”和“鲶拐鱼”来骂人。严正在湖南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兴之所致，谐“鲶拐鱼”之音以“严怪愚”为笔名，在《百感交集》专栏里，发表了一篇表现市民生活贫困的杂文，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从此，“严怪愚”这个带有几分诙谐和神秘色彩的古怪名字，就在社会上传开了。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洪流正席卷全国，24岁的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了。他选择了新闻职业，开始了充满动荡和危险的记者生涯。因严怪愚在康德办的《晚晚报》发表了一篇揭发当时湖南省省政府主席何健公馆中的内幕小说，该报被何健查封，于是他们就转而筹办《力报》。
    《力报》于1936年9月16日创刊，雷锡龄作社长，康德任总编辑，蓝肇棋任总经理，戴哲明任编辑主任，严怪愚任采访主任兼编副刊。当时的《力报》为对开日报，日出两大张。创刊之初，除版面新颖外，更以特写和副刊吸引读者。特写多由严怪愚执笔，着重反映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情况。副刊以宣传新文学为主，由严怪愚主编，有些文章记述湖南的风土人情，颇有史料价值。

首揭汪精卫叛国投日

    1937年，长沙遭遇了“文夕大火”的劫难，《力报》被迫迁往邵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同范长江等一批热血青年记者，活跃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前方。1938年春，他作为随军记者来到徐州大战的前线，同其他记者一起受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接见。一次，严怪愚在阵地上捡到一个炮弹引线管，他不知是什么东西，拨弄了几下顺手一扔，结果“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等他清醒过来，发现右腿已被炸得鲜血淋漓了。一些士兵替严怪愚包扎伤口时取笑说：“严书生，怪愚，名不虚传。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报销了！”他也忘了疼痛，跟着众人笑起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在前方短短的两个月中，他采写了十多万字的通讯报道，发表了长篇连载通讯《陇海东线》、《凭吊台儿庄》和《黄河防线》等，用他那饱蘸感情的笔锋，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讴歌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业绩。不久，在武汉，由范长江、陈侬非等人介绍，严怪愚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青年记者协会”和“中国新闻社”。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经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于29日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向重庆当局建议“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声言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和平的原则，国民政府应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害怕丑闻外传，不准报界披露汪精卫已叛国的消息。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国府之地，慑于当局之威，一时也不敢将其消息见报。因为当时邵阳还没有新闻检查机构，范长江同志即将全部材料交给了严怪愚，建议先在《力报》揭露，严怪愚未看完，就被汪精卫等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所激怒，不禁拍案而起。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湖南《力报》。陈楚收电后翌晨即将其刊诸报端。这篇电讯稿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和平运动’是公开投降卖国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日战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东南一隅，顷刻哗然，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因抓不到远在重庆的严怪愚，于是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陷党国，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半个月后，国民党政府当局也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中央社和各报社都纷纷报道了汪精卫叛国丑闻，重庆当局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