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长征，新闻是失语的。无论是国民党媒介连篇累牍的毁谤性报道，还是辗转奔波的红军间断战斗檄文，都无法准确地还原历史。尽管“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那时的新闻不可能在历史的整体困境中独善其身，像《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优秀通讯并不足以弥补新闻的缺憾。
    或许诗歌可以高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浪漫，或许小说可以重筑红色将士的精神世界，当然史书更善于将细微的事件定格交织在时空的经纬线中，但谁都不能像新闻那样更精准地把目光聚焦在每一刻现时。于是，关于长征，新闻人更多能做的是：通过当下的人事切入历史，将追述和怀想作为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建国后，无数的人物访谈和纪念性报道，和文学与历史读本一起，完成了国人对于长征的想象———有关艰苦、执着、牺牲与胜利。
    新华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联合推出了大型报道《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看起来，这似乎又只是一次想象的确认———除了纪念长征出发70年这一特殊的时间标尺。但当北青报的大开大阖与军分社的清爽磊落相融会时，我们发现，浩浩70天的连续整版报道，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对长征精神的再次确认，也不止是视觉与心灵的全面冲击，更重要的是呈现出一种新闻介入历史方式的全新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轻记者充满激情的新闻文本是对长征经典的一次重新构筑。

理念建构：
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的转向

    如我们所知，今天的中国新闻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契机。话语环境的宽松，市场因素的渗入，新锐风格的尝试，新闻业正从一个单调的黑白时代转向一个斑斓的彩色时代。在我们阅读以往的有关长征的新闻文本时，尽管会为湘江苦战而感慨，也会为四渡赤水而兴奋，既会为飞夺泸定桥而振作，更会为三大主力会师而激动。但所有让我们心潮起伏的主人公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集体的红军———她有足智多谋的将帅和坚韧勇敢的战士。在那里，个人的追述常常是对集体记忆的补充、旁证和确认，我们从中提炼出伟大的长征精神，但也许忽视了精神背后的支撑是倒下和没倒下的一大批无名将士。
    集体的太阳容易淹没每一个个体的光芒，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性格，当你把镜头从“我们的长征”聚焦到“我的长征”时，你会发现你的叙述时空无限广阔。《我的长征》寻访的是那些还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年轻记者的探访让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北青报这次一天一版的主人公在当年大都是普通的战士，甚至在现世的舞台大都也是沉寂者。鲜正学13岁参加红四方面军童子团，如今在大巴山的深处颐养天年；王金武17岁参加红31军，现在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13岁的钟发镇加入了红军医院工作，后来却被俘成为红军失散人员；邓秀英、邓玉乾姐弟一个13岁，一个6岁随父长征，却流落藏区历经苦难，务农至今；肖瑞林20岁加入红军，任红二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以后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负伤，导致右耳失聪，双眼失明，1959年回桑植老家居住。
    这些老战士当年也许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爬雪山、过草地，但“穷人翻身做主人”的质朴信念让他们在长征的漫漫征程中与无边的苦难斗争，而两年的长征也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报道中，记者们这样叙述与老人们的对话。“回忆中，老人有时涕泪横流，悲伤难抑；有时兴奋异常，手舞足蹈。”（《袁林———长征中的袁破坏》）“88岁的黄老记忆非常清楚，回忆极为详细，以至于他常常会停下来问我们：我是不是讲得太细了？”（《黄欣———长征路上拜干娘》）“干净明朗的客厅里，早已摆满了苹果、香蕉、花生、瓜子。采访前，88岁的钟明一定要给记者开酒，而且要开白酒。”（《钟明———长征始于我家乡》）“赵老说话声如洪钟，滔滔不绝。从四渡赤水到西安事变的背景，他说得一清二楚。”（《赵德仁———死里逃生十二回》）
    在老人和记者们拉家常似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关于长征的整体记忆，而是每一个个体身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断断续续的剪影。我们并不指望90多岁的老人们对于历史的清晰指认，但仅仅是一次战斗，或者一幕场景，或者一次欢乐或悲伤的情感过程，却足以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在苦难中经历的磨练。片段固然是不完整的，但不同人的片段黏结在一起时，布满划痕的历史胶片就会真实地转动起来———新闻的力量恰恰在于真实。很欣赏这次报道的一个创意：每一位老人都为报道题了“我的长征”这几个字。看着这些或流水行云或干瘦古朴，甚至歪斜无力的大字，你可以感受到岁月与生命的凝重。“我的长征”并不会减弱对于长征精神的表达，而更能体现出对于生命本体的珍视。“我们的长征”或是光茫四射的太阳，但报道组的记者们轻叩历史之门，“我的长征”里涌出的却是一片灿烂星空。

方法转换：
线条勾勒中的故事化呈现

    “我的长征”联合报道组组成了六路小分队，在赣南闽西，在鄂豫皖，在湘西，在川陕，河西走廊以及全国各地的干休所和光荣院，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很显然，报道组是力图求得历史覆盖面的完整，他们把足迹踏到了当年的几乎所有红色土地。因此，通过不同事件亲历者的佐证和互涉，“我的长征”报道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甚至西路军西征的历史曲线。但这并不是报道的目的所在，如前所述，报道的中心是“人”。
    对于延绵的历史之河，70年只是那么一朵跳过的小浪花；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70年却足堪称之为古稀。长征这一伟大征程的步行者们，如果还健在的话，从迈出红土地的脚步算起，也已经走过了70个年轮。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漫漫的人生大书，但限于采访时间和文章篇幅，记者们并不可能去给每一位老人做“传记式”的追述。于是我们看到了匠心独运的报道设计：每个主人公都先用简练的介绍语言划出他的人生曲线———与长征的历史曲线紧密呼应，在这澄明的历史脉络中，不时让形象生动的故事与风格各异的人物一起跃然纸上。正是这些故事紧紧摄取了读者的心。
    向守志在雪崩前的一刹那用手中的竹棍救出了掉队的红军战士；萧克扣留外国传教士，翻译了英文地图，才找到了与贺龙会合的方向；方槐的很多战友，没有见过电灯，在电灯泡上点烟抽，半天也没点着，一气之下把灯泡打碎了；赵天明长征途中拉肚子，接了马尿喝，竟然把肚子给治好了。被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休息的时候和女战友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竟成了一种乐趣；队伍过草地时，人困马乏，段克礼和同伴们排成一溜拉着草绳走，竟然练就了边走边睡的本事；陈利财用打土豪得来的玉石手镯换了藏族群众6个锅盔一样的大饼，拯救了过草地的全班战士的命。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叱咤风云，都能全局在胸。这些故事更多的是属于普通战士们的长征———记者们都说是“找寻和抢救”出来的，这是老人们捧出的个体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内凝着他们对于长征的深刻理解和真挚感情。鲁迅先生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我的情感诉求。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并不都是骄傲与胜利，我们也能看到困境中的失落，看到失去战友的悲伤，甚至看到无望时的痛苦，但这只能更增加我们对于这些人类英雄的无比敬意———而不是令我们困惑。这些故事仿佛是偶然被潮水冲上海滩的贝壳，鲜亮而真切，让我们仅仅凭借着海水冲刷的痕迹，便已能够怀想曾经是怎样的沧海桑田！

意义延伸：
历史描述与现实沉思的结合

    历史是不可逆的，历史事实是永恒而不能被改变的存在。但因为时代、价值观和角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从而不断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对于长征也如是，人们早先更多注意长征中共产党人和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和牺牲精神，继而又更多地把长征引申为一种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民族精神，甚至是人类精神。
    如何写出新意，对于“我的长征”报道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报道组选择了高龄的老人们作为切入点———这几乎是最后也是唯一的新闻选择，这题材本身就蕴藏着深刻的思想资源。认真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有一篇报道的主人公的题字与众不同，老人叫苏力，她奇迹般地9岁就参加了红军，现在也才78岁。她的题字是“我在长征”，不论是笔误还是刻意，这一字之差却无意间呼应了“我的长征”整体报道最大的成功。
    如果说“我的长征”更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长征中的我”的话，那么“我在长征”则很容易让人理解：其实，对于每一个还活着的老人来说，他们的人生又何尝不也是一次漫漫的长征？于是，这次报道把长征的意义由历史引入现实，由人生的横断面延伸到人的一生。
    在报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红军长征中的战士，更有战士们以后异样的人生长征。他们有的以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成了威风四面的将军，建国后又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有的平平淡淡，退了伍回到家乡一辈子务农；有的在战斗中受伤被迫复员回家，拖着残缺的身体活到现在；有的甚至在部队失败之后被俘流离失所，不被自己人所认同；有的在后来的"文革"中遭受迫害以至于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
     故事自然是不同的，有不同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主人公们都坚持并闯过了人生的难关———他们都还活着！很多老人都回忆他们当年过草地翻雪山时，曾经互相鼓励要活着，活着就能看到希望。或许也正是这种“活着”的信念一生都在支撑着他们。在这个意义上，长征便真的将如同播种机一样通过他们的后代生生不息。
    作为历史事件的长征离我们渐行渐远，而这些仅存的新闻人物也会渐渐地离开我们。对于长征这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可以留住些什么？我们又怎样将她保留？或许这更应该是新闻人急切思考的问题，因为新闻书写历史。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