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作战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是指传媒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所起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在狭义上,是指传媒具有的作战能力,即在战争条件下,以给敌方造成心理恐慌、感觉冲突、意志挫伤、思想上的疑虑动摇和行动上的混乱涣散为目的,通过信息扩散和舆论攻势,使战局朝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本文主要论述后者。
影响传媒作战力的几个关键因素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遵循心理学、传播学的规律以及传媒的运作模式,才能抓住传媒作战力的关键,为开发它提供理论支持。
政治环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国家的利益与政治目的贯穿战争始终,政治目的达成之时往往也就是战争结束之日。要不要开战、打到什么程度、使用什么手段,都要取决于政治需要。战争条件下,传媒被作为政治工具纳入战争轨道,必然首先要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服从本阶级的意志。美军在越战中铩羽而归,表面上看直接原因是传媒对血腥战争场面的报道,导致国内反战呼声高涨,迫使政府做出撤军决定。其实更深一层的原因却是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在统治阶级内部,代表传统重工业利益、主张战争的西部权势集团逐渐失势,代表新兴产业、主张停战的东部权力集团后来得势,在统治阶层中占了多数,媒体顺应了后者。所以尽管美军在春季攻势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约翰逊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
传媒实力。硬摧毁离不开软杀伤,软杀伤也要硬武器。如果把传媒比做大炮,信息比作弹药,那么舆论就是被大炮击发后射出的炮弹。没有“大炮”,弹药威力再大也发挥不出来。传媒是传媒作战力形成的物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大量掠夺被占领区的广播电台,扩充其传媒实力。到了1943年,希特勒已拥有23座短波电台和110座中、长波电台,使用53种语言向世界散布言论。幸亏英国及早发现,大力资助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发展,逼得希特勒不得不采取守势。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这个“传媒帝国”,不仅调动了本国几乎所有的传媒,而且还成功地调动了来自全球的其他众多传媒,共同上阵,展开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相比之下,伊拉克的传媒则与其军事装备一样落后几代,完全变“聋”变“哑”。“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舆论就是愚弄”。这些虽是歪理,但在现实中却屡屡奏效。毕竟,在来势凶猛、真假莫辨的舆论洪流面前,多家传媒联合起来传播同一种声音,不同传媒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人们被动接收的信息可能远远大于抵触反抗。拥有雄厚传媒实力的一方,能将声音放得更大、传得更远,肯定比又“聋”又“哑”的一方占据更有利的舆论地位和心理优势。可以说,不论是正义的表达,还是战争欺诈的运用,离开强势传媒的渲染,都是很难达成既定目的的。
非强制性手段。人类的战争史表明,征服人心的战争才是最有效的战争。传媒作为武器被使用,不同于一般武器之处在于,它靠的不是直接杀伤肉体,而是用经过精心选择和加工的信息,影响与攻击对象人员的认识、情绪、情感和意志,造成敌方意志和士气崩溃,指挥决策紊乱,作战信心动摇,最终影响其行为与状态。这种人心的征服说起来简单,但操作起来却是最难的事,难就难在它无法强迫别人接受不愿接受的意见。在早期的传播理论中,曾经非常流行的“魔弹理论”,认为传媒对公众的作用如同子弹一般击中人的身体,在传媒的攻势面前公众是被动接收的。因此,希特勒、戈培尔他们相信,利用收音机和扩音器,对民众没日没夜地宣讲法西斯主义,可以煽动日耳曼民族无穷的扩张野心。而现代研究的趋势是,公众在接收传媒信息时具有随意性、交融性、互动性和差异性的心理特点,即人们总是有选择地、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这就要在运用传媒时巧借其他力量的配合和支持。二战期间,令英军胆寒的德国电台节目“哈哈爵士”,利用地道的伦敦方言和幽默风趣的话语取得了成千上万英国民众的信任。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大兵魂不守舍、状态低迷,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东京玫瑰”甜言蜜语、美仑美奂的情感召唤。中国共产党三大战役就打败国民党,有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控制了中国的传媒,坚持宣传民主和正义,实际在抗战期间已经赢取了国内外民众的普遍支持。在国与国交战中,传媒常常要面对另一国的军民。由于跨文化、跨国界,一方对另一方的传媒报道会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甚至还会出现逆反心理。这就决定了更得精确把握对方军民的心理特点,遵循传播的一般规律,采取更加中看、中听的方式。
正确的作用方向。传媒作为一种舆论武器,具有一般武器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使用得好,可以制敌;使用不当,也会自伤。由于传媒的特殊性和舆论的重要性,对传媒不当使用所造成的危害性可能涉及面更广、影响更深远。1993年美国在索马里“维和”失利,媒体大量报道了18名美军士兵尸体被游街,深深地刺痛了美国民众,致使国内反战呼声高涨,美国不得不撤军。提前设计好传媒的作用方向,事先打一场头脑中的战争,既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发挥传媒作战力的前提条件。从人对传媒的依赖性讲,在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对整个外部世界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传媒提供信息。围绕一定目的,把经过巧妙加工的信息传递给民众,肯定要比无所作为更能塑造出期望的民意。战争启示我们,发挥传媒的作战力,一定要根据战略需要,提前定好作用方向、统一实施。这是必须的,也是能够实现的。
提升传媒作战力的对策
1、发展“攻势”传媒。在舆论争夺和心理对抗中,传媒的作战力,主要体现在进攻力上。要在巩固我国国内传媒实力的同时,放眼世界,把提升传媒的对外传播实力放到国家传媒发展的战略层统一考虑、统一筹划,以加强国际传媒建设为突破口,促使传媒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提高传媒的进攻力。对那些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媒体,国家要大力扶持,必要时由政府全权投资和开发。美国政府对国内传播媒体不特别干预,但对国际传播媒体建设却高度重视。作为美国官办媒体的“美国之音”,全部经费由政府拨付。1986年为1.6亿美元,1988年为3亿美元,最近几年更增加为5亿美元。2003年,美国当局启动了名为initiative“9·11”的专门对外广播的电视公司,该工程第一阶段的预算投资便达50亿美元。以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实力,有重点地扶持一个或几个在世界传播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强势媒体,形成外强内坚、强弱搭配的新型传媒队伍,短期内也还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在加强攻势传媒建设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传媒本身的防护问题。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在对萨达姆“符号目标”发动了一个多星期的猛烈轰炸后,改变空袭策略,重点打击伊拉克的通讯设施,破坏伊拉克电话交换设备、电视和广播发射器,以及伊拉克的媒体办公室。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可移动、便携式的通讯设备和卫星传播技术,另一方面要建立寓军于民、军民一体,乃至渗透到境外的传媒网络体系。
2、做好国际尤其是敌方民众心理调查。准确把握受众的心理状态,是确定传媒运用战法战术的基础。根据受众的心理状态,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国际受众,确定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选择恰当的信息、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传播,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提高效率,达到预定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在熟知国际受众语言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国际受众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加强对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研究,了解国际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
3、磨砺传媒进攻的战略战术。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事先获取了伊许多军政高官的手机号码、电子信箱地址和家庭电话号码,用电话联系、发送电子邮件等多种途径,宣传美国的政策,介绍投诚的办法,令许多伊高官惊慌失措。我们现在就要针对下一场战争中敌方不同的对象,对需要运用的传媒、攻击的方法手段进行推演,并精益求精地加以完善。如对敌方民众采取议程设置法,需要哪些种类的传媒,选择哪类新闻,如何展开大规模、高强度、连续性的报道,把敌方民众注意力吸引过来;对敌方重要领导人物,如何利用掌握的事实和“高精度”传媒武器如手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策反、离间;对敌方官兵,如何结合战场情况,灵活运用散发传单、广播等传统方法和影视图像等智能化、多样化手段,实施信息剥夺,制造信息混乱等等,进行深入研究,确定具体方案。
4、加强战时传媒调控法规建设。健全的战时传媒调控法规,是传媒服从政治的具体体现,是确保传媒正确的作用方向的制度保证,也是传媒“聚焦”作战力的机制保证。这个法规要对战时传媒领导机构的设立、战时媒体的征用、战时传播渠道和信息公开方式、新闻管理模式等作出规定。当然,这些都是一般性的规定。由于每一场战争的军事条件不同、媒体环境不同,对可能要发生的下一场战争还要根据其具体的特点,事先制定不同的传媒调控法规,提出把握舆论导向的具体注意事项,采取适当的战时传播动作方式,以取得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效果。
5、加快储备三类人才。人才是胜利之本。提高传媒的作战力,最终要靠一大批能够胜任现代化战争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要采取外引内联、筹建专门机构等办法,吸引和汇聚一批既有深厚的军事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现代传播知识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形成一支传媒作战的智慧团。采取在职培训、院校进修、参加大型报道演习等办法,培养一批具有全局观念、善于筹划和协调传媒运作的军事指挥官。采取深入调查、人才共用的办法,建立一批由知名新闻记者、IT精英、美术绘画、广告宣传人员等组成的人才库,形成一支能够熟练从事传媒信息采集、节目制作、传播和技术保障的专业队伍。一旦形势需要,可以召之即来,来之能用,确保在未来战争中牢牢掌握信息传播和舆论控制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