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须“动情”
刘蕾 房雷
《文心雕龙》在阐述文章用情与文采的关系时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词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意思是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但说话的美妙感人却由于至情至性。正如织布一样，情性是文章的经，语言是思想的纬。只有经线拉直了，纬线才能织成布帛；只有思想感情明确了，语言才能通达流畅。这是文学创作的根本道理。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古人对文章用情的重视程度。
有人戏说，作家把假的写得像真的一样；而现在有些记者却把真的写得像假的一般。作家的工作是再现生活；记者的使命是记录和展现生活。相比来说，新闻应更真实，更贴近老百姓，理应更感人才是。但事实却常常相反。随着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有些记者的工作“效率”也跟着快了起来，新闻事实经记者们用文字快速加工便成了“迎合大众口味”的“新闻快餐”。新闻作品成了大规模作业的模式化产品，哪有时间让他们像工匠和厨师那样去“精雕细琢”、耐心“烹饪”？唯有作家才有这份“闲情雅志”。殊不知，就是因为少了这份打磨感情的功夫，记者们生产出的多是毛坯；而作家们却因于事实中生发出激情，生产了令人难忘的精品。
《北京日报》曾经别出心裁地开设了“作家写真”专栏，报社提供线索，让作家去写新闻，由读者来评介作家与记者写“真”孰优孰劣。著名作家刘恒也应邀参加。北京郊区一位姓卫的老妇，几十年如一日地开荒种树达百万棵。刘恒采访3天，构思两个月，最后，一篇《老卫种树》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单位、个人都给老卫寄了钱款、物资。这件事要是叫“高产”的记者去写顶多两天就能出稿，但社会反响却可能平平。为什么？作家对这篇新闻所倾注的感情也许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当和记者再次去老卫家时，刘恒俨然是老卫的家人，向旁人解释这，介绍那。老卫两口子的心思刘恒全懂。采访仅几天，刘恒和老卫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写作时刘恒更倾注了很深的情。文章通篇饱含了作者对一名伟大却又平凡的劳动者无尽的崇敬，是一种儿子对母亲的爱。他是在用心去写，用刘恒自己的话说：“太累，写这篇新闻比写个中篇还累！”老卫带刘恒去看自己种的树，看到老卫种的那一山一山郁郁葱葱的树，我们的作家激动得又蹦又跳，他冲着老卫大喊：“老卫，你真了不起，你太伟大了！”记者只有动真情才能打动读者，才能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献上精品啊！
作家写作要动“情”，但动的是“幻情”，他们是在为自己想象中的人物、事件动情，所以才有名著问世。施耐庵头脑中有了108条好汉活灵活现的形象、神态、性格、脾气后，才写出脍炙人口的《水浒传》。我们的记者面对的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却动不起情来。古文道：“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文心雕龙》）。喜、怒、哀、乐、怨都表达出来，便会成为文章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记者在一篇新闻中所担任的角色应是了解事实，感受情感，再转述这种情感，随情而发，随感而发，这样的文章才算好文章。有了真情实感根本没必要去费劲地翻找华丽的辞藻，随着“情”而喷涌出的言语，是心灵的写真，是用不着修饰的。记者们会发现，只要自己写作时能做到“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己叹”（《文赋》），写文章便会变得那么简单，令读者动情是那么自然而然。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一文中在描写孔繁森与老母亲诀别，再次赴藏工作的情景时，作者只用了短短200字：要走了，孔繁森默默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可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报道，恰是因为有了他对亲人的爱，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情而拴住了读者的心。若不是记者带着感情去采访，带着感情去写，能写得那么感人、那么催人泪下吗？感情永远是文章生动程度最好的“调节剂”。
看来，新闻记者在用情方面确实需要钻研。如果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叫读者动情呢？新闻作品“有情”还是“无情”，是新闻记者敬业精神的体现，更是新闻记者业务素质高下的重要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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