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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视专题片的事理情

——电视纪录片《中国士官》创作一得

刘灵芝


      谈到电视专题片的创作,人们往往比较关注“3种语言”(解说、画面、音乐)的运用,而忘记或者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电视专题片的事、理、情。所谓事,就是片子所反映的对象,它常常是一个或一段故事,特别是故事里活生生的人;所谓理,就是故事中所蕴涵的哲理,它往往需要提炼和开掘;所谓情,就是作者在叙事和说理中的情感体验和抒发,它最终是作者通过作品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事、理、情是专题片的三要素。在总的创作意图确定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事例阐明主题、诠释什么样的道理突出主题、抒发什么样的感情烘托主题。

 

   这三者相辅相成,可以说缺一不成片。事,是理、情之源,一片之本;理,是事、情之基,一片之魂;情,是事、理之伴,一片之韵。有本才能生,有魂才能立,有韵才能亮。只有事、理、情水乳交融,本、魂、韵相互辉映,片子才能征服人、陶冶人、激励人。下面,笔者想结合11集电视系列片《中国士官》的创作,谈一谈这方面粗浅的体会。

 

   事,是理、情之源,一片之本

 

   说理、抒情,都必须以事、特别是事中的人为依托。没有值得一说的事,理从何出?情源何来?电视专题片成功与否的前提之一,是有没有内涵丰富、能让观众牵肠挂肚的事。有一个极简单的道理,搞电视的人切勿忘记:“说什么”永远比“怎么说”重要。事过硬,片子才能过硬;事“打人”,片子才能“打人”。

 

   当然,这里的“事”,不能是一般的“大路货”,而必须反复筛选,力求典型。

 

   所谓典型,第一,从时间的角度看它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与时俱进的需要,蕴涵着一般事物的发展趋向;第二,从空间的角度看它是有代表性的,具备了同类事和人最具说服力的特点:三,从时空系统的角度看它也是有代表性的,是影响或制约系统运行的关节点,抓住了它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士官》所担负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反映士官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个是反映全军士官的整体风貌。这个主题可谓大矣!士官制度改革历时9年,过程纷纭复杂;全军几十万士官,值得一写的事更是不胜计数。如果搞不好,就可能挂一漏万,或者“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创作伊始,我们首先学习了江泽民同志有关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论述和中央军委有关士官制度改革的文件,在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确定了选“事”的标准,那就是:反映士官制度改革不写一般的过程,而着重从宏观的角度抓关键时刻和关键举措;反映全军士官的整体风貌,不写一般的好人好事,而突出打得赢、不变质的使命要求。

 

   指导思想明确后,我们先后采访了上至总部下至基层连队的几百名同志。他们之中有决策的参与者,有改革的见证者,也有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普通士官。同时,从各军区、各军兵种搜集了上千份有关士官制度改革的经验材料和反映士官先进事迹的典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多次筛选初步确定了反映士官制度改革的几件大事和40余个能代表全军士官整体风貌的典型人物。在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过程中,这些事和人又经过反复再比较、再筛选。最后的完成片和当初的脚本相比,所反映的事和人都更换了1/3以上。有些被更换的人物,事迹很感人,让人“难舍难分”,但是,为了更加突出“打得赢”、“不变质”的使命要求,也只好忍痛割爱。

 

   回头看看,当初在“选事”上花时间、下功夫是值得的。否则,如果片子在源头上出了问题,那以后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事选定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叙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以12个字为座右铭:惜墨如金、突出特点、聚焦细节。

 

   首先要努力做到惜墨如金。《中国士官》每一集所反映的人物,少则四五个,多则七八个,允许占用的篇幅最长不能超过千字,大多数只能写几百字。要在这么短的篇幅内把一个人的事迹说到位、说丰满、说感人,叙事就必须简约、精练。

 

   如某部四级士官窦树军是飞机探伤方面的专家,事迹材料上有万字。但是,在《中国士官》的解说词中真正反映窦树军事迹的篇幅却不到两百字:“他熟练掌握了4种无损探伤技术,先后监测过多种型号飞机5000余架次,及时发现重大故障9起,从未出现任何差错。飞行旺季,窦树军所在的部队平均每天参训飞机达10余架,把所有飞机检查一遍,他需要在飞机进气道和喷管内爬进爬出40余次。十多年下来,窦树军累计在直径不足50公分的金属管道里工作了3000多小时,检查各型叶片达60余万片。十多年,3000多小时,窦树军连60万分之一的差错也没有出现过!”这段文字虽短,却道出了窦树军身上最难能可贵、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其次,叙事一定要“突出特点”,要找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只有特点鲜明的人和事,观众才可能感兴趣。

 

   《中国士官》的第四集,《兵头将尾亦风流》写了11个士官班长。如果11个人一个面孔,那片子肯定让人倒胃口。创作之初,我们首先下功夫从不同的侧面找这11个班长各自的“特别之处”:赵彪带兵善于动脑筋,悟出了“赵彪带兵法”;舒中才带兵注重身教,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赵发明不但自己“见第一就争”,而且发誓“一定要带出比自己更强的战士”;王尽葆、王进富兄弟俩带领各自的班摽着劲争先进;6个女兵班长在军事训练中各有各的绝活等等。11个班长“一个是一个”,所以观众虽然不一定记得住他们的名字,但却记住了他们的形象。

 

   再次,叙事还必须“聚焦细节”。有人坦言,二三十分钟的片子,如果能有两三个感人的细节,就成功了一半!这确是行家之谈。搞专题片,必须敏锐地发现有价值的细节,宁可在其他方面“抠”一点儿,也要在细节的刻画上舍得用篇幅。

 

   在《中国士官》第三集《“小兵”挽弓射大雕》中,我们通过文字、画面和音乐,对驻香港部队仪仗队士官刘金国练军姿的细节着力进行了渲染:“有一个月,他每天中午扎3条腰带,笔直地站在烈日下纹丝不动;为了练好嗓音,他每天坚持提前半小时起床,到营房附近的群山中喊口令两百次;为了练好拔刀的动作,他把双腿绑上沙袋,坚持白天踢正步一千米、拔刀一千次,晚上踢正步八百米、拔刀八百次。脚练肿了,穿不上鞋子,就脱掉鞋子练。虎口磨破了皮,就贴上几层胶布练。”为了拍出解说词所描写和刻画出的刘金国苦练硬功的细节和威武的气势,摄像张小光和赵景秀也和刘金国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反复“踢正步”和反复“拔刀”(或跟拍、或手持沉甸甸的摄像机俯首弓腰仰拍和横移拍摄)。为了把解说词中表现刘金国从早到晚练正步和拔刀的那句仅由32个字(包括标点)组成的话让观众“读了”觉得真实,小光和景秀愣是跟着刘金国“练”到夕阳西下,并用仰拍这种造型性镜头使人物的意志品质在逆光拍摄下透过人体剪影得以树立和张扬。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段细节渲染起了很好的作用。许多看过片子的观众都提到了这段画面。

 

   理,是事、情之基,一片之魂

 

   电视片不能光说事不讲理。一部片子,即使有再曲折生动的故事,如果缺少发人深省的哲理,也难免苍白无力。同样,专题片的感情抒发如果不建立在一定理性的基础上,也会流于浅薄甚至滑稽。创作者不应忘记的是,叙事、抒情都不是目的,让观众明白某个道理、接受某种思想、张扬某种精神,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标。即使是单纯的所谓“娱乐片”,在理性层次的褒贬倡抑也必须泾渭分明。

 

   当然,理不讲不行,但要讲得让观众听得进、记得住也不容易。

 

   专题片讲理,首先要注意切中要害、言简意赅、点到即收,而不能漫无边际、唠唠叨叨。观众爱听的是短话,记得住的是警句式的词语。那种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只不过是徒劳无益费精神。

 

   比如,要论述士官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足可以写一篇几万字长的论文。但是,为了让观众坐得住、听得进,这几万字在《中国士官》中就被浓缩成了短短几句话:

 

   “恩格斯说过:‘在军事上,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

 

   兵役制度必须与‘士兵成分的改变’相适应,是历史的昭示!

 

   兵员结构应当符合‘更好的武器的发明’,是‘打赢’的要求!”

 

   《中国士官》第八集《我爱我的称呼美》是赞颂士官爱岗敬业的精神,这之中有许多“大道理”要说,如平凡与伟大、索取与奉献、使命与责任等。如果搞不好,这些“大道理”就会让观众感到空、硬、老。

 

   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我们决定从“撑破天立个功,干到底是个兵”这句极易被观众认同的话破题,与观众“唠嗑”、“叙家常”,把“理”一层一层往深里说。

 

   第一层,揭示士官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兵就不是一个好兵’,但是士官却必须一辈子在兵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撑破天立个功,干到底是个兵’,这虽然是某些人对士官这种特殊职业的调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却也道出了士官这一职业的特点,”“然而,他们却为自己是一个士官而自豪。因为他们理解这个岗位的重要和崇高,钟情这个岗位的艰辛和欢乐,知道在这里付出的一切都将变成国旗和军旗的辉煌。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我的称呼美!’”

 

   第二层,揭示士官所经受的特殊考验:“‘撑破天立个功,干到底是个兵’,你自己对此理解,你的父母、妻子、孩子对此也能理解吗?‘士官’这个称呼,想说爱你不容易。”对于士官来说,考验事事处处、奉献岁岁年年。

 

   第三层,揭示士官精神的时代特点:“‘撑破天立个功,干到底是个兵’,在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的时候,有人对此望而却步,但也有人就是冲着这个‘兵’字,做出毅然决然的选择!”

 

   这之中没讲一句“大道理”,但是大道理的精髓尽在其中。而且,片子中许多没有直接说出来的道理,观众通过镜头的叙述和刻画,加之那段撼人心魄的歌唱性音乐的重复使用,都能引起内心的“感受”和“冲动”,并在不经意中体验到。

 

   情,是事、理之伴,一片之韵

 

   “伴”者,互为依托、如影相随、相得益彰之谓也。在专题片中,如果叙事不和抒情相伴,就会失之干涩;说理不和抒情相伴,就会失之枯燥。事和理必须搭上情之舟,才能驶抵观众内心深处的那个“彼岸”。

 

   专题片抒情的第一要求是真实,编导一定要动真情。发于衷,才能形于外。“写得、说得有口无心,看得、听得就毫无所感。”虚假的东西永远不能打动人,虚假的感情尤其令人生厌。

 

   在撰写和编导《中国士官》的过程中,我们总是被自己所反映的人和事打动着,每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而凡是我们含泪写出的章节、编出的段落,观众的反响就比较强烈。

 

   比如,在第五集《条条政策总关情》中,有这样一段:“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军人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祖国的山河知道,边疆的界碑知道。”

 

   字幕打出“青藏高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青天’。这里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是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哨所,和世界上最具献身精神的士兵……两年后,义务兵退役了,而士官留了下来。他们像雪山一样‘刺破青天锷未残’,也像雪山一样‘什么也不说’……”

 

   字幕打出“南沙礁盘”:“这里的气温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地表温度可达70摄氏度。赤日炎炎,熔化了肥皂,晒软了胶鞋,灼伤了战士的皮肤。空气中浓重的水分、盐分更使守礁官兵关节发炎、皮肤溃烂。两年后,义务兵退役了,留下来的仍是士官。本来,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去;但是,他们说,这里必须有人守卫,除了留下来,我们别无选择。”

 

   字幕打出“某科研基地”:“这条路通向大漠的深处。这支担负科研任务的特殊部队,夏天暴晒在炽热的烈日下,冬天鏖战在狂暴的风雪中;沙暴肆虐,他们在大漠中驰骋;雷霆万钧,他们在泥泞中跋涉……一茬又一茬义务兵来了又走了,一代又一代士官义无返顾地坚守在战位上。”这时候,画面出现了烈士陵园:“这片坐落在大漠中的陵园,告诉人们什么叫无怨无悔,什么是赤子情怀以身相许,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终身不渝,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

 

   在写、拍和编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们的眼里都曾满含热泪;而许多观众在收看这一段的时候,眼睛也湿润了。

 

   这个段落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除了解说词的力量外,我们编摄人员在二度创作中也尽情地运用了大全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等各种景别的拍摄方式,和写意与写实交错编辑等手法,该张扬的地方让它荡气回肠,该过细的地方就娓娓道来……

 

   其次,专题片抒情要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如果全片从头到尾都“感情澎湃”,那观众倒不会被感动了。要善于“蓄势待发”,只有在平缓的叙述中把“势”蓄足,感情的波涛才能在关节点上“一泻千里”。

 

   第六集《考验岂止在战场》中,对某部五级士官杨启银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他第一次钻进坑道算起,17年过去了。17年来,除了被上级派往南京工程兵学院学习一年外,杨启银都是在这大山中度过的……17年中,杨启银有过好几次离开大山的机会,但是他都没有走……杨启银这17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山上的小路知道,路边的大树知道,树下的坑道知道……”

 

   “17年中,杨启银哭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父亲的坟前。父亲病危时,他因为工作离不开,没有回家尽一天孝心。父亲病逝后,他匆匆赶回老家,看到的已是一堆黄土。他趴在这堆黄土上,禁不住嚎啕大哭。第二次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结婚刚一年的妻子忍受不了两地生活的孤独寂寞,向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回家和我团聚,要么离婚。杨启银选择了后者,但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这个刚强的老兵流下了眼泪。”

 

   上面这些话,都是在“蓄势”。接下来的解说词,才是“较劲”之处:

 

   “两次眼泪,都是边关热血男儿的泪,洗涤人们灵魂的泪。

 

   壮哉,杨启银!

 

   壮哉,中国士官!”

 

   这两句话,一下子打开了已经“蓄”足了势的感情闸门,让许多观众为之泪下。

 

   谁看了杨启银这个段落,谁都会忍不住为之动容。

 

   再次,抒情一定要有分寸,否则就会流于造作、浅薄。有时候,含蓄胜于张扬。

 

   在第九集《春风化雨沐边关》中,有青藏兵站部某汽车团四级士官程波与战友们用背包带捆头止痛的镜头:“汽车行至5000米以上的高原,强烈的高山反应会使人的头部剧烈疼痛。程波和战友们用背包带把头紧紧地捆住,为的是缓解头痛,确保行车的速度和安全。”

 

   当时的场景是很感人的,按说可以好好地来一番抒情。但是,接下来的解说词只有这样一句话:“头上缠着背包带的程波,几年来把18万公里的漫漫征途甩在了身后。”

 

   然而,这句话不但牵动着观众的心,而且掀起了观众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