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的，你偏偏没说；我不想知道的，你倒是说了不少。”不少编辑处理来稿时，常常这样对报道员慨叹。

　　　“我费劲写的，你总是不采用；我随便写的，你却很快编发。”说起投稿经历，一些作者往往也有怨气。

　　　这种在工作范围和业务层面上的矛盾关系，说到底是因为信息交流中存在着双向逆差———作者（当然也包括记者）与编辑之间信息互不对称，各自为对方提供的信息既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剩余”，同时又显得格外“匮乏”。

　　　大量新闻实践表明：只有积极消除交流逆差，才有利于新闻事实的快速传递；只有真正实现信息合成，才有利于新闻成品的高效传播。本文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试图运用传播学原理对作者与编辑的矛盾状态进行分类描述，并对这种矛盾关系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进而对矛盾和解作出新闻学层面上的审视与把握。

　　　矛盾状态的传播学描述

　　　范敬宜在担任《辽宁日报》农村部记者时，曾以消息《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乡村干部不必熬夜守电话，等候上级指挥生产，清晨也不必担心老百姓堵门要钱要粮、告状报案。可以说，从作者发现新闻事实到读者看到这篇脍炙人口的报道，至少经历了四级传播———从事实到作者是一级，从作者到编辑又是一级，从编辑到报纸是第三级，从报纸到读者已经成了第四级。

　　　以这条消息为例，按照传播学原理来看，作者与编辑在采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常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对的信源不同。

　　　信源就是信息的来源，作者面对的信源是活生生的“事实”———“记者在公社值班室睡了一个晚上，没有任何人打扰”。如果作者就事论事，只是客观地传达这一点，碰巧编辑也很平庸，不作深究，写出来的稿子也许照样可以见报，但决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

　　　这一“假设”恰恰说明，编辑面对的信源一般说来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反映事实的“稿件”———它，常常因作者素养不同而千差万别。比如，从“没人打扰”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样几个不同的结论：①干群关系差，老百姓不信任公社干部；②村干部从中作梗，老百姓很难见到公社干部；③公社干部经常走乡串户，老百姓不需要到值班室找公社干部；④公社一级党委和政府作用不大，公社干部无事可干；⑤老百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想让公社干部插手他们的事情……或者还有其他可能。凡此种种，每一条都可以成为“新闻”。

　　　究竟哪一条更符合实际呢？不敏感的作者肯定看不到新闻，比如当时与范敬宜同行的那名记者，只能让“素材”从眼皮子底下“溜走”；平庸的作者可能只抓到“皮毛”，就事论事，让一篇“好稿”失之交臂；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抓住“要害”，点中“穴位”，让一篇好新闻灵光乍现，催生出可圈可点的新闻精品。

　　　2、采取的信道不同。

　　　申农和韦弗认为，信道就是“一种将信号从传输器传送至接受器的媒介”。显然，作者与编辑采取的信道既有相通之处———都是运用语言进行编码，都是通过文字媒介来实现信息传递。

　　　同时，两者又存在着明显差别———从信道位置来看，作者更靠近“事实”，使用的是从“事实”到“稿件”之间的“前端信道”；编辑更靠近“稿件”，使用的则是从“稿件”到“新闻”之间的“后续信道”。从信道类型来看，作者面对“事实”，一般要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共同参与，使用的是各种官能整合后的“复合信道”；编辑面对“稿件”，主要依靠视觉阅读，使用的是未经整合的“线形信道”。

　　　无论从信道位置来看，还是从信道类型来讲，作者始终处于接近事实“本源”的优势地位，而编辑始终处于与事实“隔”了一层的劣势地位。这也就决定了作者与编辑的信息不对称是必然的。

　　　3、预期的信宿不同。

　　　所谓信宿，就是信息的终点和归宿。新闻多级传播，存在着多级信宿。一般说来，作者往往更注重“稿件”能上什么位置、能发多少篇幅，而编辑常常更看重“新闻”能产生多大影响、能流传多长时间。换言之，多数作者预期的“信宿”是报纸效果而不是读者反响，多数编辑预期的“信宿”是读者反响和社会评价。

　　　试想，全国与范敬宜资历相仿、经历类似，大大小小媒体的农村部记者为数何止成百上千？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类似“新闻”又岂是惟独“两家子公社”一个地方才有？范敬宜幸运地“看”到“新闻”，原因固然有很多，最根本的恐怕在于他没把信宿预期定位在“见报”篇幅长和刊登“位置”好上。可以说，信宿预期的这种高起点，为范敬宜提供了一个目标参照；从“无”中见“有”的逆向思维方式，又为他达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一条“捷径”。

　　　矛盾关系的社会学考察

　　　四川省剑阁县委宣传部曾经给人民日报编辑送来一篇题为《发展旅游业，振兴剑阁经济》的报道。编辑从这篇更像一份导游简介、不宜见报的稿子中发现，剑阁名胜古迹较多，历代地方官重视保护参天大树，形成了一条条遮天蔽日的绿色长廊，游人夏天来到这里就好像进入一个自然空调室。结果，题目改成《剑阁有个大空调》，令人过目难忘。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作者与编辑社会角色不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待稿子的态度存在差别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新闻传播系统中，大致存在着这样一个链条：新闻事实—采访对象—作者—新闻作品—编辑—版面—出版发行—读者。这个链条中8个要素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物的要素，即新闻事实、新闻作品、出版发行（出版发行工作需要人去做，但更多地要依靠物质手段）；一是人的要素，即采访对象、作者、编辑、读者。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后面4个要素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岗位之间的关系。不同岗位之间良性互动，促成了传播流程的依次展开和信息的流畅运转。就新闻传播的实际状态而言，作者更靠近采访对象、信源一端，编辑更靠近读者、信宿一端，因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三种明显的矛盾关系———

　　　1、供与需的矛盾。

　　　作者是供给的一方，编辑是需求的一方。理想的供求关系应该是，编辑所需要的稿子，作者都及时写来了；作者所写的稿子，编辑都及时刊登出来了。这种供求平衡亦即信息对称的理想状态，即使存在也只能是短暂的瞬间。

　　　1989年4月，辽宁《金融报》一位副总编在废稿堆里发现一篇200字左右的简讯：《中国银行沈阳分行为韩忠海颁发荣誉证书》。从题目看，就是一般工作动态，没有多大刊登价值。这位副总编见文中提到韩忠海做了40年出纳员，手中点过的银票多达几十亿，便随手拟加肩题“几十亿元手中过，四十年出纳辛苦多”，放在备用稿中。后来，稿子在当年5月1日头版头条刊出，这一天是国际劳动节———宣传上的需要成就了那位业余作者。这也说明，作者为编辑提供有效信息十分重要，编辑从无效信息中发现有效信息，既是职业所需，也能更好地以此引导作者，在共同努力中服务读者和社会。

　　　2、局部与全局的矛盾。

　　　就工作环境和新闻传播的具体环节来说，作者站在局部，编辑站在全局。这并不意味着谁比谁高明，只不过岗位不同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各有侧重而已。作者对全局的研究，常常是为了用“面”上的精神来解剖“点”上的问题，以提高具体报道的针对性；编辑对局部的关注，往往从“面”上出发来研究“点”最后又回到“面”上来，以提高编发稿件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饶洪桥通讯名作《优秀义务兵的好母亲———赵趁妮》，从发现线索到刊登见报，历时5个多月，其间两次犹豫，差点放弃。据介绍，作者发现这个典型以前，就曾关注“兵难带”、“战士想回家种责任田”、“战士家属发假电报成堆”等现实情况。经过观察思考，饶洪桥认为只有抓住“问题后面的问题”，部队和地方一起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饶洪桥当时只是一名驻军区记者，可以说，他的成功在于具备全局眼光，因而站在局部又超越局部，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好作品。

　　　3、代表采访对象与代表读者的矛盾。

　　　作者请编辑编发稿件，最常说的3句话是：“我们领导很重视……”、“我们单位最近没发稿……”、“我们单位的经验做法确实很不错……”而编辑在是否采用上最先考虑的3条原则是：“读者喜欢什么……”、“版面缺少什么……”、“这些经验做法与上级精神是否一致、是不是对更多的单位有用……”言为心声，作者与编辑着眼点之所以不同，根本上在于两者立足点不同。

　　　解放军报2001年2月19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的通讯《硕士边建勇为何请求调离》，曾经引起较大反响，并一度引发了对如何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讨论。据作者之一曹瑞林介绍，当时边建勇所在单位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一些人担心稿子一旦刊登后对本单位影响不好。既是作者又是编辑的曹瑞林，从时代特点和读者需求出发，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这篇报道顺利见报，取得预期效果。应该说，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新闻报道，大都是作者与编辑达成共识，代表采访对象与代表读者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之后，共同以新闻事实激发读者的兴奋点，从而引起强烈持久的共鸣。

　　　矛盾和解的新闻学诉求

　　　从传播学角度看作者与编辑的矛盾，我们发现了两者在信息传播流程中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社会学角度对这种矛盾关系进行深入考察，我们弄清了矛盾的根源及其必然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矛盾怎样消除？报道怎样写出？

　　　实际上，消除矛盾就要消除交流逆差，写出报道就要实现信息合成———最终结果是“你知”与“我需”达成平衡。矛盾和解的理想状态是，作者本人就是编辑，或者编辑本人成了作者。通常情况下，作者就是作者，编辑就是编辑，两者只有既相互“让步”又彼此“牵引”，才能更好地促进信息传递，完成新闻传播。

　　　从新闻学角度来看，作者要想在新闻传播中争取主动，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提高能力素质———

　　　1、在“角色转换”中抢占发稿先机。

　　　可以说，作者编辑意识越强、版面意识越强，为编辑提供的有效信息就越多，稿件采用的几率就越大。解放军报著名记者江永红曾经于1979年和1985年两度上前线担负报道任务，据他本人介绍，第一次“虽然十分勤奋，写出来的稿子却不行”，而新华社记者李耐因隔几天就在人民日报上一篇中型通讯，轻松潇洒，事半功倍。第二次上前线，江永红每周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上一篇通讯，共上9个头条、50多篇通讯。前后两次迥然有别，在于作者悟透了一个道理：身在前方不忘后方———针对后方的某种思想倾向或后方所关心的问题，去抓新闻，去写新闻。

　　　李耐因和江永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思维方式不断地向着编辑靠近，脑子里始终绷紧了“读者需求”这根弦。

　　　2、在“及时沟通”中避免以偏概全。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这一年12月2日，新华社播发通讯《迟到二十年的历史跨越》———反映黑龙江省双城市黎明村第四生产队，怎样在全国生产队解体20年之后才走向解体。稿子播发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作者解国记在采写“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的过程中，先后与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负责纪念报道的何平及时沟通，最终按照邓小平所一贯倡导的“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作为通讯主题反复进行修改。

　　　作者与编辑及时沟通，使稿件走出了一时一地一事的局限，避免了对小范围“是是非非”的评价而陷入以偏概全，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性报道的一篇重头稿。

　　　3、在“保持自我”中成就风格特点。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段存章认为：“写稿要求新，逼逼自己最要紧。”实践证明，越是有个性的稿子，越能引起编辑注意。同时，个性也容易造就作者的风格特点，形成作者的品牌。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润时认为，记者大致可分为“新闻型记者”、“文学型记者”和“学者型记者”三种类型。从信息传播来看，语义信息、语法信息、语用信息、审美信息等各自不同比重及其在稿件中的排列组合方式，决定并形成作者的风格特点。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风格都是生成而不是“捏”成的。风格特点一旦形成，就能更好地吸引和影响编辑，为稿件刊发赢得优势和便利。

　　　当然，在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信息合成中，编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提高新闻报道质量，还是培养优秀作者，一个称职的编辑都应该重视抓好这样几个环节———

　　　拓展题材———牢固树立“自我以外的一切信息都是客观事实”的编辑理念。

　　　1985年全国获奖好新闻《有胆略的决定———武汉三镇大门是怎样打开的》，开头这样写道：“把城门打开，让外地产品冲击自己的市场，让自己的企业在市场上参加竞争，经风雨，见世面。制定这一决策，对重镇历来讲‘守’的江城来说，的确是要有胆略的。”评奖委员会认为，报道用气势恢弘的“议论”开头，有“大气磅礴”之感。殊不知，这一看法恰恰把武汉市党政领导的“认识成果”当成了作者的“议论”，把新闻“事实”的传达当成了新闻“手法”的运用。

　　　新闻的要害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靠作者的“议论”和“说明”来说明。因此，只有把“自我以外的一切信息”看成是“客观事实”，才能为作者拓展题材扫清障碍。诸如瞬间感悟、心理倾诉、理论发明等个体思维变动状态，以及读书学习、共同研究、集体决策等群体思维成果，才能理直气壮地作为新闻事实而存在，走进新闻报道的视野。像1986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作品、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采写的《大户心态篇———温州风景画之三》，以及经济日报1992年11月25日刊登的《说话“彷徨心理”》等，都可作如是观。

　　　丰富体裁———大胆肯定各种“非驴非马”的新闻样式。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曾经当过14年记者，他认为：“大记者无一例外都是天才。”天才有很多表现，体裁上不拘泥于传统和定式就是其一。

　　　美国波因特媒介研究所所长吉姆·诺顿以《费城问询报》记者蒂姆·德怀尔为例说明，“伟大的新闻作品经常是试验的结果。冒险。鲁莽。打破常规。”蒂姆·德怀尔一篇人物专访，助理编辑、栏目副主编、栏目主编都认为“不行”，但都没有贸然“枪毙”稿件，最终把文章交给了报纸的二号主编，隔了一天原文照登，专访引起轰动。由此可见，编辑能够慧眼识珠当然更好，不能慧眼识珠的时候，至少要做到手下留情，给新的新闻样式保留一线生机。

　　　创新技巧———真正有意识地在“舍旧留新”中保留作者的风格特点。

　　　新华社记者解国记受朋友之托，为全国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揭晓写条消息，他写成第一稿后越看越不满意，后来翻阅获奖作文，被其中的一篇《名声》所打动，然后把这篇作文内容提炼为“梗概导语”，重写消息，结果在全国引起反响，人民日报配发了系列言论。这篇消息的编辑就是新华社著名记者郭玲春，她对作者“创新技巧”的尊重和认可，以及在职权范围内的维护和争取，不仅仅是作者的幸运，更是新闻的幸运和读者的幸运。

　　　编辑对创新的肯定，实际上就是一种导向。这种导向也许短时间内难以见效，但长此以往，肯定能够吸引大批有特点、有追求的作者，从而支撑起丰富多彩的版面。可以肯定，一份报纸的全体编辑共同努力，足以改变这份报纸的面孔，使她赢得更多的青睐，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讲政治与讲业务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