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的体验，是人对客观事物进行实践活动形成的一种审美意象，它可以影射到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心理表现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表达形式，它贯穿于人类的各类文化实践活动中。同样，典型传播作为一种倾向性的文化传播活动，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传播过程，成功的典型传播作品往往是美的规律的最充分和集中的体现，是作品自身所内涵的审美情感和艺术价值的真实流露。
    阅读优秀的典型报道，读者深深地为其字里行间所流淌的真情实感，其意识深处所蕴涵的哲理情趣，其文本肌理所折射的审美意境所感染，这一系列情感效应除了来自于文本本身的新闻价值外，还来自于对文本的情感化的叙事形式，来自于作者将笔触伸进到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从而达到“情动而辞发”、“情动而言形”的审美情境。虽然情感不是新闻生命力的基石，但它却是新闻赖以生存的养料，是沟通文本与受众的一种有效符码。“为情而造文”是致使文本产生情感效应的有效因素，作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赜索隐，对文本信息进行审美化的叙述，从而使得作品拥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也建构了典型传播的审美报道模式。
    一、审美主体的情感积累，构成了情感“顿悟”的重要致效因素
    美的创造是一种延时性的主体活动，它的产生并非一日之功，它对创造者的审美感知与情感积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闻写作亦是如此。正如新闻采访中“顿悟”的形成致因，审美主体即新闻作者，要想在新闻写作中产生情感“顿悟”的效果，当然离不开主体自身的情感理解与积累。这种直接或间接从文本中获得的情感经验，有序地存在于审美传播主体的心理结构之中，并帮助叙述者形成合理的情感理智，最终成为审美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在新华社很多典型报道的写作中，正是这样的介入方式才使得作品产生了很强的情感效应。
    首先，对生活原生态的自然情感积累，是致效的潜在性因素。生活作为人生存的一种生态语境，极易对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形成潜在的审美意识。以《爱的礼赞———一个好军嫂和无数好心人的故事》为例，据了解，在采写韩素云这一人物形象时，韩素云坚忍不拔、忍辱负重、贤惠而富有责任感的精神使文章作者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在作者的父亲去逝之后，做裁缝的母亲承受着心灵和生活的重负，不但一人承担起照料作者年迈的奶奶的重任，而且用勤劳的双手，把作者的两个幼小的弟弟一直养育成了大学生。而且一辈子俭朴的母亲还在老家修公路时，寄去了1000元钱。因而在作者的新闻采写过程中，眼前始终重叠着两个瘦小却又高大的形象：好军嫂韩素云和作者自己的母亲。两个人物类似的情感体验激起了作者极大的采写激情，正是对于生活的情感性积累，才使作者饱含深情地创造出了这篇震动全国的作品。正如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言：“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四周的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对于一个新闻作者来说，特定时空条件下对生活的情感和理智的积累，是形成作品情感效应的重要心理结构因素。
    其次，对审美对象情感解读的积累，是致效的主观性因素。审美主体对叙述对象深入的情感解读是文本产生情感效应必不可少的环节，新闻记者要写出充满激情的作品，必须进行写作前的情感酝酿和累积。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对报道对象进行合理的认真的审美解读，才能产生有效的情感“顿悟”，形成有益于后期写作的审美意象。因此，新闻作者能否在新闻写作前，形成对被报道者确切的情感积聚是很重要的。《生命之火为祖国燃烧———追记著名医学专家陆裕朴》的写作就深刻体现了作者的情感调动的效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激情让文章美丽”。陆裕朴老人一生都在造福于人，四度患癌、三次切除器官后却仍用他那双美化人生塑造生命的手医治病人躯体乃至心灵的创伤，在医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陆老的事迹，让作者把高尚、良知、爱国、顽强这些崇高的字眼连在了一起。为了进一步加深对陆老的情感积累，作者甚至不惜远途采访了陆老曾经帮助过的巴山深处南郑县刘洪仁一家。据作者介绍，接受采访的人，几乎都是含泪讲述陆老的故事，他的匆匆离去，让他们一连几年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同样，在《甘将生命化清泉———记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的采写中，为了进一步对采访对象进行情感把握，原汁原味倾听采访对象的人生故事，作者在见证了李国安与边疆军民之间那种令人动情的挚爱之后，提议让李国安放开来，讲一讲自己，任何人都不要打断他。
    一天一夜的敞心倾谈，李国安讲述了他的经历、家庭、爱好、梦想，以及那场差点夺去他生命的大病……讲到动情处，这个被誉为铁人的硬汉子，竟放声恸哭。窗外，雪花飘飘；屋内的一切却仿佛都凝固了。那一会儿，几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记录，定定地望着这个大哭了一场的汉子。采访结尾，李国安擦擦眼泪，深情地唱起了那首《祖国知道我》：“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这样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深深调动了作者的情感，作者认为：没有理由写不好这个有血有肉的人。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和实践的，在审美意象塑造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即新闻作者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从而积聚起对审美对象的情感积累，写出催人泪下的美文。
    二、文本资源的人文化操作，促进了情感的审美化存在
    审美意象的形成，并不等于溢满情感的审美事物已经创造出来。在意象物化的过程中，如何较好地对文本资源进行情感化的操作，如何将作者的审美思想较好地贯穿于新闻写作的文本之中，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审美写作原则。在一些成功的典型报道作品中，为了使人物形象的情感得以自然流露，传播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对文本资源进行了人文化的运作，让受众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作品折射出的审美性和情感性。
    首先，借助层次化的结构形式，合理安排文本的内容。“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季水河：《新闻美学》）。在新闻写作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皆需要作者对叙述文本的人性化进行权衡与思考。以《跨国授勋———记荣膺14枚外国勋章的中国士兵顾伟存》为例，由于篇幅的原因作者只截取了顾伟存与劳伦斯交往的一个片段：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外表演。为了不致于引起文本内容的片面感，在行文时，文章采用双线并行式的结构方式：一个不愿给外国军人授勋的美国将军，一个荣获过去14枚外国勋章的中国士兵。贯穿于文本中的自然不是对立，而是彼此的征服与欣赏，这样的细节安排给文章增添了不少的人文色彩，让受众自然地得到审美化的享受。
    其次，运用人性化的表述形式，挖掘出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表述形式是作者在叙述人物形象时，所采用的一种内容表达和安排方式。在审美意象物化的过程中，选择恰当的表述形式与深刻揭示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是息息相关的。对叙事人称的选择就是构成表述形式和叙事情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叙事文本中，“第一人称叙事所表现的一切都与叙述者有一种生命本体上的联系，因此这种叙述便必然具有一种性格化的意义，它是超乎于叙事本身所提供的内容之外的”（罗钢《叙事学导论》）。在第一人称的叙事文本中，叙述者即新闻记者与文本中人物所处的世界是统一的，因而作品表现出来的审美情感也是非常强烈的。以《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写给张永平烈士母亲的一封信》为例，由于张永平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典型，而且军队装备问题又是公开报道无法涉及的禁区，还有主人公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文章作者认为如果过分张扬和渲染这样的死，其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准确地传达出对审美对象的情感，记者组借用了第一人称和书信体格式来展现这一感人至深的典型，这种人文性的操作手法不仅回避了难点，而且增强了文章的情感，让受众领略到对人性的一种终极关怀。
    再次，立足社会情境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对受众心理疏导的情感关怀。任何审美信息的表达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立足于社会情境对审美信息进行合理选材，是文本资源人文性运作的重要体现之一。作者从这一叙述角度来进行审美表达是建立在对新闻形象的审美意义的考虑之上的。“新闻形象的审美意义主要表现为认识意义、补偿意义、激励意义三个方面”（季水河：《新闻美学》）。综观一系列有影响的典型人物报道，其对主题的选择都是基于社会的大前景来借助新闻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来实现对受众心理的情感关怀。《20岁的生命礼赞———追记新时期的好战士李向群》的主题意在揭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能否经得起人生的考验。成长于海南特区、锤炼于火热军营、牺牲于抗洪前线；三座熔炉、三个考场，李向群以20岁的人生跨越和生命礼赞，向社会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当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记中共金华市委常委、金华军分区政委范匡夫》的写作就是立足于九十年代以来腐败问题日益突出这一背景下，从而在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向人们展现一个清正廉洁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这些审美形象的解读充分实现了新闻形象的审美意义，达到了对受众进行情感疏导的功能化效果。
    三、物化手段的情感渗透，提升了文本的审美内涵
    “‘美的规律’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根据不同事物的尺度，按照人类的目的和愿望，征服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美的产品或形象时所遵循的法则”（季水河：《新闻理论纲要》）。这一定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创造者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尺度才能实现对审美规律的遵循。同样，新闻文本的创立也是如此，新闻作者叙事情感的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化手段，这是提高文本感染力、增强作品情感性的重要因素，许多典型人物报道作品的情感化表达还来源于业务手法上的情感渗透。
    作者从审美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作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报道人物）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句式和细节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请看《当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记中共金华市委常委、金华军分区政委范匡夫》一文中的引文“‘想进步，是好事，可得拿出政绩来，’范匡夫开导他‘分区用人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关键得过群众的‘任命’关啊’。“‘怕这怕那，就不怕得罪党的纪律、党的原则？’范匡夫冷面如铁。”“‘再忙，也得给群众办事啊。’范匡夫真诚地说，‘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些，没照顾好，有我的责任。’”寥寥数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廉洁勤政的崇高的审美形象。文章作者通过对人物语言的合理截取，审现了审美情感的有效传达。
    精巧的细节，同样可以展现细腻的情感实体，让受众体味到审美对象的内在情感，请看这样一段细节描述：“望远镜里，顾伟存在机枪偶尔停顿的瞬间，猛地纵身一跳，踏着了弹落地爆起的碎石，跳入射击死角，紧接着一个敏捷的匍匐，逼近了敌堡……”（《跨国授勋———记荣膺14枚外国勋章的中国士兵顾伟存》），作者用了5个动词，3个副词，3个形容词以及7个短句就向受众表达了一套完整的审美意识，受众也理所当然地随着作者的思绪产生情感的共鸣。仔细精读上述每篇人物报道，笔者深深为其情感化的审美叙事效果所折服，“美不只是具体的、形象的，而且它和审美主体的情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它不是直接诉诸于人的理智，而是诉诸于人的情感”（姚鹤鸣：《传播美学导论》）。这也许就是审美性传播活动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