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战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武器缺乏又无外援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极端残酷的抗日战争，并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抗日战争中，除陕甘宁边区外，我党还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一批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地方党组织、军队等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刊物，同时，新华社地方分社也开始在各地建立起来。各地分社的发展，使新华社的采访通讯业务逐步扩展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新华社遍布各根据地的通讯发稿网络的建立，也为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交流延安与各根据地间信息，充分反映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敌后分社的建立与发展

　　新华社早在其前身红中社时期，就开始有了最早的地方分社———西安分社，尽管西安分社存在的时间不长，却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发展主要始于抗战时期。那时地方分社基本都是与当地党报合在一起的，组织上往往附属于报社，业务上与延安新华总社发生关系，一些规模较大的分社后来发展为总分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地方分社，主要工作是负责向报纸提供新华总社发出的国内外新闻电讯，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反映根据地建设和抗战形势的发展，还负责发展通讯员等工作。新华分社的记者同时也是地方党报的记者，分社社长常由地方党报的社长或总编辑兼任。当时，规模较大的地方分社主要有：

　　华北总分社。193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省沁县后沟村创刊，社长兼总编辑何云。10月19日，为传播华北敌后的抗战消息，经北方局决定，所有华北战报和新闻，由《新华日报》（华北版）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播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当时，尚没有华北分社的独立机构，编写电讯的工作，是由《新华日报》（华北版）电讯科负责的。电头有时也用“新华社华北分社”名义。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何云任社长，陈克寒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报社与通讯社仍是合在一起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身二任。1942年何云同志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陈克寒同志继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华北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43年《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太行版，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亦改为新华社太行分社。华北总分社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紧密联系当时的形势和斗争实际，深刻揭露了日伪军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的“扫荡”、“围攻”中的暴行和在其占领区开展的“强化治安”、“奴化教育”的情形，充分反映了华北敌后军民浴血奋战，坚持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战绩，系统报道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各项建设事业，有力地宣传了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基本方针。

　　山东分社。1939年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蒙山区腹地沂水县西部王庄创刊。不久，附属《大众日报》的大众通讯社即开始摘编报纸上的要闻，发往延安新华总社。1941年6月，新华社山东分社在大众通讯社的基础上成立，6月28日，《大众日报》上首次出现“新华社山东分社”字样。分社首任社长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李竹如兼任。处于抗日战争艰苦年代的山东分社，始终与大众日报社一起，分社就是报社的通讯部，分社、报社一家。除本身的编辑、记者和电务人员外，分社还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4个支社。1942年春，社长李竹如调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陈沂接任大众日报社长兼新华分社社长。不久，分社调整了内部机构，新成立了采访科，统一管理分社和报社记者；设立广播编辑科，专门负责向新华总社发稿。分社报房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增加了人员和设备，电台由最初的1部增加到3部。山东分社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敌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支前、民主政权建设、统战工作、减租减息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报道。特别是对1943年冬，我军讨伐鲁南大土匪头子、汉奸刘黑七（刘桂堂）战役的报道，受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和新华总社的通报表扬。

　　晋察冀分社。1939年5月14日，晋察冀通讯社在阜平县城南庄成立，社长刘平。同年10月1日，曾以新华社晋察冀边区分社名义参加了新华社在延安召开的通讯员大会。为适应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加强新闻工作、统一领导的需要，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1940年5月，晋察冀通讯社合并到北方分局机关报《抗敌报》（1937年12月成立），成为报社通讯部。通讯部除保留原来通讯社的编辑科、采访科等外，又增设通讯指导科。1940年11月，《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编辑部与通讯部合并为编辑通讯部，下设国际新闻组、国内新闻组、边区新闻组、副刊组、通讯指导科。报社指定专人负责选用《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以及记者提供的材料，加以综合精编，以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名义向延安发稿，系统介绍晋察冀边区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情况。1945年6月，新华社晋察冀分社正式成立，中共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胡锡奎任分社社长。晋察冀分社下辖冀晋、冀察、冀中3个支社。晋察冀分社处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前沿，在反“扫荡”斗争中，分社与报社同志共同坚持在敌后新闻阵地上，他们与边区军民一起战斗，边行军边打仗，在敌人“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之中照常发稿出报，许多来自抗战前线激动人心的报道，就是在这种险恶条件下诞生的。狼牙山五壮士、爆破英雄李勇、拥军模范戎冠秀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报道，在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晋西北分社。1940年9月18日，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创刊，初为三日刊，1942年初改为日刊。当时反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情况的稿件由《抗战日报》向延安新华总社提供。1942年7、8月间，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在陕西省神木县杨沟村成立，社长郁文兼任《抗战日报》采访通讯部副主任。这年9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抗战日报》成为晋绥分局机关报。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和《抗战日报》采访通讯部是统一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合署办公，下设有编辑记者、通讯联络和电务3个科，配备有收发报电台。它除负责新华社和报社的双重报道任务外，还向西南大后方和其他解放区的报纸寄发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稿件，包括反映边区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围困袭击敌据点、扩大解放区，还有根据地民主建设、减租减息、劳动互助、英雄模范的报道等。

　　太岳分社。新华社太岳分社于1942年3月1日在山西省沁源县城南10公里处的阎寨村西岭成立。分社是在《太岳日报》原有的通联科基础上组建的。在建制上，分社和报社一样，都是由中共太岳区党委直接领导的。两社同驻一排窑洞，生活在一起，工作密切配合。金沙任分社社长。1944年春，《太岳日报》准备改为《新华日报》（太岳版），区党委为集中力量办好这张由石印改为铅印的报纸，决定分社和报社合署办公。由《新华日报》（太岳版）社长、总编辑魏克明兼任分社社长，何微任分社副社长，兼任报社通讯采访部部长。按照总社电示精神，分社健全和充实了组织机构，下设编辑科、通采科、电务科。记者采写的稿件供给《新华日报》（太岳版）和新华总社采用，电台抄收总社的国内国际新闻送报社刊登。1944年秋季的反“扫荡”中少数同志分散到各县和民兵一道打游击，反“扫荡”结束后，由于根据地的扩大和工作的需要，分社、报社随同太岳区党委机关转移到沁水县郎壁村附近的石室村。太岳分社建立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分社克服重重困难，报道了太岳军民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的胜利，揭露了敌人疯狂烧、杀、抢的暴行，对全区农民减租减息、互助互济、生产自救、参军参战等也作了连续报道。

　　华中分社。1942年9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根据华中军民抗日斗争工作的需要，决定在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阜宁成立新华社华中分社。新华社华中分社成立后，与当时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报《新华报》同属一个机构。政治上由华中局文委书记钱俊瑞负责。受陈毅同志指派，刚从沦陷区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范长江同志任分社社长，负责日常工作。华中分社成立后，逐步加强了对所属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皖中、浙东等分（支）社的业务指导，并出版《业务通报》。在华中分社的指导下，各分（支）社记者深入战斗第一线，采写了大量反映解放区、沦陷区工作、生活、战斗的报道，引起很大反响。同时，记者们还深入群众，发展通讯员和组织通讯小组，在华中各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华中分社在反“扫荡”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宣传报道工作，发稿量和采用率常居各地分社首位。1945年3月，华中分社升格为华中总分社。

　　新闻宣传由分散走向统一

　　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尚处于分散状态。为进一步统一国内各根据地宣传上的分散状态，更好地宣传我党的政策方针及抗日形势的发展，1941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指出：“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

　　根据中央指示，新华社加强了对分社的业务联系和指导。经过积极筹建，新华社总社通报台于1941年7月建成。任务是负责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抄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补漏纠错，并向分社发布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最初通报台只有一个，报务员10余人。通报用的机器都是15瓦的小型发报机和手摇马达。通报台的建立为加强总社与分社的联系，建立统一的发稿网络奠定了基础。1942年上半年，新华社基本统一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广播。

　　1942年5月29日，《解放日报》、新华社编委会讨论了如何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现代通讯社的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总社工作和对分社的指导等意见。社长博古发言说：现在，发稿、通讯网、指导分社等工作都应向正规化方向努力。要做到统一指导敌后各分社的业务，利用通报台与山东、晋西北、冀中、晋察冀等分社加强联系。广播科要研究各分社发来的电报稿件，给以指导。10月26日，博古又在编委会上指出：新华社在抗日根据地的对外宣传方面比《解放日报》还要广。我们党办通讯社事业从延安开始了新的创业阶段。不久前，新华社才统一了全国各地的电讯新闻广播，这是通讯社的一大进步。今后，新华社在传达中央意志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的作用、影响会更大。目前的任务是真正管理好各个分社，了解各分社的具体状况，指导他们的工作。

　　此后，新华社更加重视各地分社的工作，逐渐把加强分社建设提到了经常性的议事日程上来，陆续开展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向分社发有关新闻业务的指导性材料；二、针对不同时期和情况，不定期向分社索取指定的汇报性材料；三、针对分社来稿情况，每月或两三个月给分社以指示；四、依照形势发展，不断调整机构，改进内部管理教育。

　　在总社的不断指导和支持下，各地新华分社的业务发展很快，在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加强。如山东分社社长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同志兼任，他经常向分社同志传达中央及山东分局的有关决定和指示等，以帮助记者了解、掌握政策。分社经过党的系统建立起一些新华支社，发动各地提供情况和信息。分社还与当地党政军各部门联系密切，各部门凡有工作布置、经验总结等都能及时告知分社，尤其是大的战役行动，事先都通知分社组织采访，并动员部队协助记者工作。因此，山东分社的消息比较灵通，工作也较易开展。

　　敌后抗日根据地各分社，一般都把主要力量放在采写和组织根据地新闻上，对周围沦陷区的报道则不够。而在沦陷区报道方面华中分社却做得比较出色，曾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华中分社从1943年开始逐步加强了对沦陷区的报道，他们发出的敌伪占领区的新闻，在沦陷区和海外一些地区都引起了反响。华中分社就沦陷区报道给总社写了报告，1944年6月，总社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分社参考。总社在《对华中新闻报道的意见》中指出：“华中分社的报道工作有许多特长，主要是：新闻报道能与时局动向紧密结合，且能够顾及全国范围的要求，因此大部分都能采用，对外宣传价值亦大。对战争与敌伪动态的报道一贯比较注意。尤其是许多沦陷区消息的系统报道，常有别人所搜集不到的材料，对于党了解沦陷区情况和发展沦陷区工作有很大帮助，颇受读者欢迎。”总社还就如何适应战时的农村环境及如何与当地报社结合等问题，对华中分社提出一些建议，如分社应和当地报纸互相依托、密切合作，分社和报社共同在当地组织一个通讯网等等。

　　华中、山东、太岳、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等6个分社都在1945年初给总社写了工作汇报，对于分社的工作成绩、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总社根据各分社的总结报告，于3月4日致电各分社并各地党委，提出了加强分社建设的具体意见，主要包括：一、在机构与人事上，要求各地分社具有单独的组织，在精简的原则下初步可设编辑、采通和电务三科，其中采通科特需加强，编辑应由熟悉政策与地方情况的同志担任。电务必须自备发报机，而人事则尤须减少流动。地域辽阔的战略区，需要建立支社，分社要加强对支社的领导。二、在通讯工作方面，以通讯小组为基本形式的通讯网应建立在党组织的基础上，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并实行记者、基本通讯员、普通通讯员三者互相结合的办法，加强各地的通讯报道工作，其中要特别注意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又热心宣传报道的得力的基干通讯员。各地还要注意通讯报道中最薄弱的环节———军队通讯网的建设。三、各地党委要加强对分社的领导，分社和当地党委的关系，应该如同头脑和手足的关系一样。各分社要打破“闭关自守”与社会脱离的状况，要主动同各部门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四、各分社来稿，应多从与其他地区交流经验的观点出发，多介绍本地区的新经验与新创造，报道对整个解放区有意义的典型事例。要克服通讯多新闻少的现象，要学会写新闻电讯，用笔务求简练。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老老实实，讲求分寸，不应故意夸大或造假。

　　这个通电发出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新华分社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进一步加快。此时，总社与分社联络的通报台已发展到4个，分别与晋察冀、晋西北、冀鲁豫、苏北、山东和太行等地总分社或分社通报联络，报务员有十几人。总社对分社的业务指导逐渐加强，各分社也不断以各种方式开展业务研究活动。如1945年8月上旬，苏中分社在宝应县鲁家大桥附近太平庄小学召开新闻采编工作会议，华中总分社通知交通方便或邻近的分社派人参加，会议由苏中分社社长谢冰岩和副社长兼通联科长邵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淮北分社戴邦、淮南分社张义侠、苏北分社王维，以及苏中分社和各支社的编辑记者。会议交流了各分社、支社新闻工作的经验，推动了华中地区的新闻报道。

　　在总社指示下，各个分社和支社都把建立当地的通讯网作为一项基本的业务建设来抓。晋察冀和华中各分社，依靠当地党组织，各级机关都成立了通讯小组。稿件按系统分别集中到党委宣传部或军区政治部，经审核后供给通讯社使用。党委定期发布对通讯工作的指示，分社负责日常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有些地区实行读报、发行与通讯工作结合成一个组织形式，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以利于通讯网的巩固。

　　至抗日战争胜利后，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已初步形成。设在延安窑洞里的新华总社就是整个通讯网络的神经中枢，分布在各个抗日根据地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是其躯干脉络，而广大农村的各个通讯小组则是其基石支柱。在这个通讯网中除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采编人员外，还活跃着一支由近3万名通讯员组成的业余通讯大军，来自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新华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分割的情况下，新华分社为各根据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报告工作以及与其他地区交流经验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新华社系统反映上来的情况和信息，对中央及时了解下情并实现对各地的领导，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