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喀喇昆仑的新藏公路,漫漫三千里,巍巍立万仞。
它起于新疆叶城县,止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拉孜,是我国与印度、尼泊尔等国交界处的战略要道,也是连接新疆和西藏阿里高原的“生命保障线”。新疆公路所过之处山高路险沟深,并蜿蜒盘旋于平均海拔4500米的连绵山脉之上,号称“通天路”。
“五一”前后,我随新疆军区某汽车团踏上了这条“钢铁运输线”。喀喇昆仑的春天姗姗来迟,高原的冰雪尚未融化,但一辆辆奔驰的“铁马”,给这漫长而艰险的“天路”带来了难得的春意与生机……
不期而至的机会,昆仑去登昆仑山
这次上昆仑山完全是一个玩笑引发的。刚刚在南疆采访完三十营房医疗站护士长姜云燕,南疆军区的同志跟我打趣:“黄记者,你名为昆仑,敢不敢上昆仑山走一趟新藏线啊?”我心神往之,但可惜没有上山的机会。
机会终于不期而至。还没离开南疆,新疆军区联勤部的新闻干事张应翔打来电话,说某汽车团即将开始今年的高原运输,马上有一次到阿里狮泉河上送物资的任务,问我有无兴趣同去。机会当然不能放过。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来到新疆叶城,这里是新藏公路的起点。
我跟随的车队是某汽车团今年以来第一次上送物资。从叶城零公里处出发时,部队举行了简单却隆重的出发仪式。第一次走上昆仑山,我的心中涌动着无法抑制的激动和兴奋。与车队同行的还有阿里分区搭便车的14名官兵,此外还有3名分区干部家属。弱女子上高原,令人感佩。
车队在宽阔的柏油路上缓缓而行,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偶尔能看到一些骆驼刺和野草。可惜这么好的路面只有100多公里,进山之后,全部是砂石铺筑的简易公路。在山脚休息时,有手机的人都在往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柏油路面消失后,手机就完全成了废物。
“库地达坂险,犹如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三尺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高,伸手可摸天……”还没走上库地达坂,就听到驾驶员张强嘴里念叨着这么几句话,等上了达坂才知道这路的险峻。道路的左侧是数百米高的深谷,右侧则是刀削斧劈般的绝壁,路尽是坑坑洼洼和肋骨似的“搓板路”。一上达坂,刚才还有说有笑的张强面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双手紧紧地抓着方向盘,两眼死死盯着前方的路面。我回头一看,所有的车辆都在这样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向上爬行。
过了库地达坂,路更难行。因为我们是第一批上山的车队,所以很多地方都在修路。很多时候都必须走河沟里的便道。河沟里自然都是沟沟坎坎,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遍布路中,我们就在这乱石堆似的路上行驶着,汽车颠得像筛糠似的。
麻扎达坂是路上的一道险关。“麻扎”在维吾尔族语里是“坟墓”的意思。这里平均海拔5100米,高山陡峭,直入云天。路边的嶙峋而狰狞的巨大山体,相互扭结交错,坦诚地显露着彼此间力的较量。据说第一次上山的人到了这里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后面就基本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这次带队上山的团副政委牛冰毅是带着感冒上山的,他没什么反应,高兴地说:“还没什么感觉嘛,看来这昆仑山也没那么玄乎。”我亦欣欣然,也跟他开起玩笑:“怎么这高原反应还没来呢?我还想体验一下呢!”
昆仑山还真有点玄乎。刚刚翻过麻扎达坂,我的鼻子就开始出血了。在高原上出鼻血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没办法,我只能把出血的鼻孔堵上,高原反应立竿见影。车队走上黑卡达坂,我就感到胸口上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心跳的速度和海拔一起爬升。牛副政委也出现胸闷、头痛的症状。
到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同志非常热情地为我们检查了身体。可能是由于出鼻血的缘故,我血压很不正常:高压150低压110。这时不但头痛胸闷,而且因为鼻孔被堵住,我不得不张大嘴伸出舌头大口喘气。另外,负责整个运输协调的团副参谋长的情况比我还严重,直接送到医疗站打点滴,看来明天也不能正常出发。张应翔看到这种情况,就劝我搭便车下山,不要再往上走了。我也有些动摇,但路才走了不到一半就往回撤,我不甘心。不上昆仑非好汉,只要能走,就上!第二天一早,我揣着降压药和车队一起出发了。
朝发三十里,夜宿红柳滩
出了三十里营房。刚刚翻过一个达坂的车队就全部停了下来,所有官兵全部下车列队。牛副政委告诉我,每年开运第一次下山路过这里,团里都会组织官兵到这里的康西瓦烈士陵园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康西瓦烈士陵园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长眠着数百位为国献身的英雄。“向烈士———敬礼!”所有官兵的右手庄重地举起。简单的祭奠仪式后,车队继续前进,所有车辆都鸣响喇叭,向已化作山脉的烈士致敬。
走过康西瓦,车队突然转入一片巨大无边的河滩,巍巍青山,漫野红柳,风景如画。一条白云如哈达般缠绕在皑皑雪山间,两侧陡峭山壁相夹的深谷中一片簇簇殷红拔地而起的红柳 ,在残阳的映射下犹如金色的霞光,逶迤而来,愈近愈红,在这天荒地老般凝固的群山间显得生机盎然,春意勃勃。
夜宿红柳滩兵站,这里海拔4800米,吃住都非常艰苦。我们路上一直都是啃干馕就咸菜,晚上等了两个小时,一位炊事员才端过一盆像浆糊一样的面条,里面有几片西红柿。他用陕西话说,记者同志,饿(我)们在山上只能吃这东西了,你们就将就着吃吧,山上的水70℃开锅。
最要命的还是写采访日记。白天全部用来赶路、采访,晚上必须把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记下来。这也是我的采访习惯。但是缺氧使我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完全不能正常思考。刚刚裹着大衣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了百把个字,眼前的屏幕就变得模糊起来。平时半个小时可以写完的日记,这个夜晚竟然写了3个小时。资料显示,在海拔5000米,记忆正确率下降1/3,听力严重下降,视觉明显障碍。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刚刚钻进被窝,外面就纷纷扬扬飘起雪来,寒冷也接踵而至。被窝好像永远都睡不热,再加上缺氧,寒夜里似乎只能听到我的心脏在超负荷泵动的声音。在寒冷与缺氧的双重夹击下,我直到后半夜才昏昏睡去。
红柳滩到多玛,体会极限的滋味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红柳滩到多玛。”这是高原汽车兵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这次我亲身感受到了这段345公里路程的惊心动魄。
凌晨6点,繁星还在夜幕中闪烁,车队就出发了。车刚刚爬上奇台达坂,海拔表就蹦到了5000米以上。在达坂上,六连一辆车的水箱突然爆裂。车辆遇到这样的故障已经无法前行,只能把货卸到其他车上后返回红柳滩。二营教导员雷常忠带领战士们在这海拔高达5300米的地方开始倒货。奇台达坂的“冷”是新藏公路上出了名的,刺骨的寒风挟着冰粒阵阵掠过,打在人脸上钻心地疼,气温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两个多小时后,货全部转移到其他车里,好几名嘴唇乌紫的战士瘫坐在风雪达坂上。
出师不利,后面也一直“倒霉”。我乘坐的车刚走到标有“甜水海兵站”的路牌时,只听到“啪”地一声———胎破了。驾驶员张强马上下车,用最快的速度把胎换好。“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反应大。”他坐进驾驶室,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走!”
中午在“死人沟”吃饭。车队一到,一些驾驶员就赶忙带着助手卸轮胎。“后面的路还长着险着呢!”老兵杨志文对我说。吃饭的时候,许多第一次上山的战士刚刚咬着牙吃下的东西,一站起来就全吐了出来。我勉强走了两步,就觉得胸闷眩晕,好像有万根钢针扎进头颅。头太疼了,眼球、耳膜、鼻孔、嗓子眼感觉向外爆裂,身子却软得像泥巴。我赶忙坐上车吃下几颗“丹参滴丸”,抓起氧气瓶吸了两口才缓过来。
界山达坂,号称6700米,据介绍实际的海拔是6300米。这里以山为界,把新疆和西藏划分开来。在山顶界碑处有一处飘扬着五彩经幡的“玛尼堆”,使人一进入西藏就感受到西藏的神秘与瑰丽。在这可以摸到天的地方,我的高山反应更加强烈:胸闷气虚、头昏眼花、四肢乏力、脑胀欲裂。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车子在这里又出了故障,而同车的阿里分区的一位干部家属又发起高烧。虽然医生杨继光就在车上,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给她吃一些退烧药和吸氧之外,杨医生也束手无策。
好在故障很快就被排除了。在多玛沟里,黄沙似海,狂风如浪。
又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多玛兵站。这10多个小时的行程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生理体验达到了极限。这种向自己的毅力和耐力极限的挑战,却是高原汽车兵普通的生活方式。
山顶的班公湖,天边的狮泉河
最后一天目标是终点狮泉河。
官兵们说,这一段行程就如同马拉松长跑过程中超越极限后的舒缓期,由于海拔趋缓,这段路的高原反应较小。
较前一天的艰苦来说,这段路确实是轻松多了。在这神奇的藏北高原,一丝微风,就能让一片伸手可触的白云变幻无数次。雪山、草地、羊群,还有偶尔经过的牦牛和藏羚羊,构成一幅诗意的图画。湛蓝的天空下,巍峨的群山间,一支浩荡的绿色车队正在高歌猛进,演绎着一曲英雄的咏叹调。
中午车队在班公湖休息。这里鸥鸟翔集,野鸭结对,微风起处,细浪轻柔。很多战士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在湖边的小河沟里抓鱼。
休息过后,车队继续在湖边的翻浆路上前进。车队走走停停,打头车的驾驶员不断下车,用十字镐、铁锹挖来泥土和石头修补路面。
傍晚时分,我们看到了夕阳里的狮泉河镇。银带似的狮泉河穿城而过,彩云飘落在山间,空气清新得没有一丝污染。当汽车驶上水泥路面的时候,那真是一瞬间的幸福。除了水泥马路,这里还有交警和红绿灯、大小商铺与来回奔跑的出租车。在生命如此脆弱的昆仑山上,有这样一座天边的城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只有到了昆仑山,才知道什么叫做“昆仑”。因为它的伟岸与博大,因为它有雪山,有边关,所以就有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这段道路的艰险使我完全相信了这样一个事实:
零公里外的叶城烈士陵园里的数百个坟茔里,有一半埋着血洒昆仑的汽车兵!
这次经历的艰险也使我完全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于记者来说,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就会有别人得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