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1981年秋，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的成就。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阅兵。这次演习和阅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多以后进行的，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内外所关注，因此搞好这次演习和阅兵的意义十分重大。中央军委对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首都各军事口的新闻单位也都调兵遣将，积极投入。

　　　新华社摄影部军事组采访这次活动的前方报道组由我负责，我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我们提前一个多月进驻演习地，在方圆几十公里的部队驻地和训练场之间奔波采访。

　　　由于这次演习属重大军事行动，因此总政对参加采访的记者数量限制很严。即使如此，首都各军事口新闻单位的记者加在一起也将近200人，如果将参加报道的各级新闻干事加在一起，人总数超过300人，其中拿照相机和摄像机的就有100人之多，大家住在同一幢大楼内。

　　　新华社摄影报道组因为有车、有暗房，胶卷可以即拍即冲洗，这在当时条件下已经是很“奢侈”的了，因此其他媒体的摄影记者们都羡慕不已。

　　　世界上军事科学和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特点，而这次演习较好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身着崭新军装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坐在观礼台上，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诸军兵种密切协同，“红”“蓝”两军对阵“激战”。邓小平时而用手挡住阳光翘首远眺，时而拿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时而同坐在他身边的秦基伟同志交谈。连续几天，每半天换一个地方，70多岁的小平同志没有一点倦容，兴致始终很高。看得出，他对演习的成功感到满意，对部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拍摄邓小平观看演习，记者被限定在一定距离外。由于那时新华社莱卡M3相机还没有200毫米以上的镜头，因此很难拍到邓小平的特写，只是偶尔趁警卫不备，跨前几步抢拍两张，但画面均不很理想。

　　　最后一天是盛大的阅兵，邓小平同志登上敞篷阅兵车，在受阅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军指战员排列成的53个方队，并且向受阅部队发表了讲话。

　　　这次阅兵，生动地显示了人民军队朝气蓬勃向现代化迈进的战斗英姿和威武阵容。而拍摄邓小平阅兵是这次采访的重中之重。中央电视台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各有一名记者被安排上了敞篷摄影车，同小平同志的阅兵车同步行驶，他们可全过程不停机地拍摄。新华社、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北京军区宣传部等单位各有一名摄影记者被允许在场地内拍摄。

　　　我作为新华社唯一一名在场地内拍摄的记者，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因为阅兵车的车速较快，不论你站在什么位置，选择什么角度，也只能有一次按动快门的机会。加上那时我们用的是莱卡M3相机，没有变焦头，也没有电动马达装置，尽管我肩背3台照相机，但只能在最恰当的时机按动一次快门，只能有一张照片。

　　　我是第一次拍摄这种大型阅兵，万一砸了，新华社就没有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也无法向国内外发稿，新华社的声誉就要受到损害。我尽力控制住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劝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因为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

　　　初秋的燕赵大地，天高云淡，晴空万里，能见度非常好。

　　　我反复比较，反复琢磨，最后决定用50毫米标准头。为避免因车速快造成影像模糊，我换了400度胶片，这样既可提高速度，又可用缩小光圈来加大景深。我用1/250秒的快门，光圈16，焦距调到无限远。待阅兵车到达取景框的最佳位置时，我迅速按下快门。顷刻间，阅兵车已快速驶远了。

　　　一直到晚上胶片冲出后，我这颗悬着的心才落下。因为举世瞩目的邓小平华北大阅兵这一历史性瞬间被我固定在了胶片上。照片上的邓小平神采奕奕，阅兵车和作为背景的受阅部队相互呼应，清晰度很好，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剪裁。新华社发通稿后，全国几十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和消息同时刊登，海外报纸也广泛采用。

　　　那时彩色胶片还不普及，更不能制成黑白版。因此摄影部规定重要采访必须以黑白胶卷为主，以保证向国内外发稿，便于报纸刊用。因为邓小平阅兵只能按动一次快门，所以必须拍黑白片，故这次华北大阅兵新华社没有彩色片留给后人。

　　　阅兵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站在敞篷车上向受阅部队发表了重要讲话。拍摄讲话就从容多了，因为讲话有六七分钟时间，彩色、黑白，各种角度，全景、中景、特写我拍摄了许多。这次重大采访，我们报道组为新华社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

　　　1984年

　　　1984年10月1日，是建国35周年纪念日。这天，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和群众游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首都民兵。

　　　受阅部队提前几个月就在北京沙河机场进行训练。为了搞好这次阅兵的摄影报道，新华社摄影部派我和杨绍明等同志赴沙河机场采访受阅部队。社总编室特批一台车，供我们专用。我们从8月中旬起，每天早出晚归，跑了一个多月，顶着烈日拍摄战士们刻苦训练的镜头，并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情况。这期间，中央军委还应我们请求，调了一架直升机，供我们从空中拍摄。

　　　正式受阅前的这段采访，我们受益匪浅，不仅向国内外编发了两组数十张反映受阅部队训练和生活的照片，还掌握了许多报道线索，熟悉了武器装备情况，对国庆当天拍好照片大有帮助。同时，受阅部队指战员冒着酷暑，刻苦训练的大无畏精神，也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们，促使我们更好地完成任务。除发稿外，我们还为摄影部提供了大批资料照片。

　　　摄影部的国庆报道组提前半个月就已组成，第一线采访的记者有27人，我是其中一员。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位置在拍摄受阅部队分列式和群众游行时，可以天安门作背景，活动空间较大，我对这个位置感到满意。

　　　“十一”这天，北京的天气不大好，雾较大。庆祝大会上午10点开始，送我们的大轿车7点多就来到广场。我带了4台照相机和10多个长短镜头，并带上了3米和1.2米的铝制梯子各一个。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早已列队完毕，从广场往东排出几公里。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等待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我抓紧大会开始前的时间，扛着1.2米的梯子，沿着受阅部队往东走，一边抓取受阅部队的英姿，一边寻找拍摄邓小平阅兵时的角度。

　　　这次和华北阅兵不同的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各有一名记者上了敞篷摄影车，该车和邓小平阅兵车同步行驶，可以一路不停地按动快门。有了华北拍摄阅兵的经验，我知道，站在地面上正面拍摄，势必同在摄影车上的记者拍摄的角度雷同。同时，因为这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大阅兵，我不能重复第一次阅兵时的拍摄角度。一定要有所变化，我心里想。一种求“新”求“变”的欲望驱使我选择新的角度，力求和我第一次在华北拍摄的阅兵照片有所区别。

　　　摄影部这次拍摄邓小平阅兵，编辑部并未给我们广场上的记者下达任务，我心里没有压力。我想能拍到一张角度有点变化的更好，拍不到也不算失职。

　　　我从受阅部队的前面走到后面，看到战士们的钢盔在太阳照耀下，逆光效果很好，心里一亮，何不以受阅战士为前景，从他们背后拍摄邓小平阅兵？这样画面比较新颖，角度也有了变化。

　　　打定主意后，我就开始寻找最佳位置。一个有陆海空三个方队紧连着的理想角度吸引了我，站到梯子上一看，我高兴极了，远景是两枚导弹，还有“实现四化”的大幅标语及色彩鲜艳的群众游行队伍，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那时摄影部刚给记者换了尼隶FM相机，我对马达还不熟练，为防止忙乱时“卡壳”，干脆卸掉了马达。我用80———200的变焦头，将焦距设定到200毫米的位置上，彩色400度胶卷，快门1/500秒，光圈8。一切准备完毕后，又反复检查了几遍。待邓小平在首都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下，分乘两辆敞篷红旗阅兵车驶过来时，我适时地按下快门。

　　　分列式开始了，陆海空军、武装警察、男女民兵和机械化部队1多万人，组成42个方队威武雄壮地相继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因为有沙河机场那一个月的采访，我对行进中各方队的人员和武器都较熟悉。看到这壮观的场面，我既高兴又激动，时而登上3米高的梯子，时而又跑到相距20米远1.2米的梯子上，一刻不停地轮番按动4台相机的快门。

　　　大会结束后，我们回到编辑部时，第一批胶卷早已冲出，摄影部领导和七八位编辑正紧张地忙碌着。一位老编辑告诉我说，你拍摄的邓小平阅兵的照片不错，角度挺新颖，已经发稿了。

　　　这幅照片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并被十几本大型画册收入其中。我看到的几个大型图片展览，都把这幅照片放成1米大，挂在显著位置上。这幅照片还被新华社评为当年的社级好稿。

　　　因这场景较大，天气又不太好，因此这幅照片影像不是太清晰，这是一个遗憾。

　　　邓小平同志华北大阅兵和国庆35周年大阅兵，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亮点，而摄影记者们拍摄的大阅兵的照片也会因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盛况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