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伊拉克战前在美国媒体上呈现的是鼓吹战争的喧嚣，在战争进行中美国媒体又成为美军进行的舆论战的工具，极尽对伊拉克人的欺骗、引诱、恫吓之能事。为战争摇旗呐喊的是美国媒体，为战胜伊拉克不遗余力的是美国媒体，自揭家丑的也是美国媒体，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前后扮演了三个角色：鼓噪者———作战者———评价者。从美国新闻史看，从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战，再到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莫不如此。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认为媒体具有社会关系协调功能，即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评价来协调社会关系。战争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它需要媒体对整个社会进行协调。战争要通过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对敌方进行心理打击，战争也要通过媒体进行评价，因而美国媒体是作为战争鼓噪者、作战者和评价者参与战争的。

　　鼓噪者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新闻属于意识形态，媒体必然要为上层建筑服务，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够控制国民的头脑。政府必须依赖平民来补充前线的兵力和战争工业的劳动力。战争的代价必须被毫无怨言地承受，否则抱怨将使意见纷争在后方蔓延并使灰心丧气的情绪在战壕里蔓延”。为战争寻找理由，制造战争舆论以招揽人心，对外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媒体就成为制造战争舆论的有力工具。在美国新闻史上制造战争舆论是美国新闻媒体的拿手好戏。100多年前的美西战争，赫斯特的《新闻报》进行了疯狂的煽动，以至有人把这场战争称为“赫斯特的战争”。赫斯特那句著名的话———“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成为美国媒体永远的耻辱。伊拉克战争同样如此。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出一连串所谓“无赖国家”名单，伊拉克就在其列。随后，伊又被美纳入“邪恶轴心”。伊拉克成为美国媒体的一味“猛料”：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与恐怖分子有联系、伊拉克对中东国家构成威胁、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定……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即便是美英等联军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打得激烈，塔利班政府、拉丹组织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时，在美国媒体上伊拉克也并没有被“遗忘”，“伊拉克是邪恶之国”的叫声不绝于耳。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解决萨达姆政权问题，便正式摆上美国政府的桌面。美国媒体便乘风而上，关于伊拉克的报道更为激烈。2002年底，《华盛顿邮报》以特大标题在显著位置刊出《基地组织购买伊拉克化学武器》的报道。同一时间，《洛杉矶时报》也报道：美情报人员从伊拉克一政府高官那里获悉，伊拉克拥有4类武器，它们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弹道导弹。“萨达姆”、“屠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格达”等词语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上，其目的就是妖魔化萨达姆及其政权，宣传攻打伊拉克是“正义的解放战争”，是“行使正当的执法权”。

　　作战者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因素作为战略五要素的首位要素，媒体是舆论工具，它通过舆论宣传作用于人的精神，动员鼓舞本方民心士气，打击摧毁敌方意志。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尉缭子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拿破仑说：“报馆一间，犹如联军一队也。”古往今来，舆论战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战的作用在于攻心夺气，不战而屈人之兵。媒介技术的发展，新闻媒体的负载力、穿透力、攻击力和组织力不断地升级强化，使舆论战的地位大大提高。二战期间，广播被广泛使用；电视则把越战变成“起居室战争”；伊拉克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电视直播”，伊新闻部长萨哈夫和美军新闻发言人布鲁克斯准将每天站在同一块电视屏幕上进行“交锋”，给全世界留下深刻的印像。

　　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成战争目的通常要首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领土，最后才是征服敌人的意志。然而，现代战争“威慑”理论已经打破这种顺序，征服敌人的意志已被放在第一位，媒体则成为达成“威慑”的重要工具。

　　在美国政府向萨达姆发出48小时的“通牒”之后，美国媒体对联军的进攻样式、路线、打击的强度以及战争的进展速度等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预测”，这些报道中无一不是展示美英联军的强大、伊军的弱小，无一不暗含着对伊拉克军民的恐吓。美国的可视媒体则反复播放海湾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英精确制导炸弹如何沿通风孔钻入建筑物中爆炸的画面。这一切，给了全世界特别是伊拉克军民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在战争进行中，美国媒体还制造谣言用以打击伊拉克军队的士气。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媒体宣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第一波次的“斩首行动”中已被“炸死”，两个儿子也无一幸免，又说伊副总统拉马丹也被“炸死”。而这些报道随着萨达姆和拉马丹在电视上的出现，变成了虚假的消息。《纽约时报》还报道说伊拉克第51机械化步兵师的师长率领8000人在巴士拉前线不战而向美英联军投降，没有投降的残余部队已全部战死。但次日伊拉克新闻部就反驳说，伊第51师仍在同美军进行激烈战斗，该师师长特地在“半岛”电视台露脸。从客观上说，美国媒体的舆论战的确起到了作用，伊拉克精锐之师共和国卫队的神秘“人间蒸发”充分体现了舆论的作战功能。

　　评价者

　　媒体对战争利弊得失的评价贯穿于战争前后。战前反战和主战的辩论是事前评价，战争中进行的是即时评价，战后进行的是事后评价。虐囚门不过是美国媒体对战争进行事后评价的产物。媒体的评价可以分为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而美国媒体的评价是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标准的。越战过程的即时评价和事后评价，以负面评价为多。

　　1965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主持人克朗凯特乘坐一架轰炸机对越南军队的新春攻势进行广播专题报道，他报道说，“看来惟一切合实际的，然而是令人不快的结论是：我们已陷入僵局……惟一的合理出路……在于前去谈判而不以胜利者自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麦吉1965年12月20日在关于越南战争的专题节目中说：要是美国政府拿不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论点来说明为什么保持一个独立的南越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致可以完全不顾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和道义性的怀疑”，那么美国应该撤出去。克朗凯特和麦吉的报道与评论是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负面评价：战争已陷入泥沼，继续进行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虐囚门属于美国媒体对战争负面评价的一部分。虽然美国轻而易举得取得了伊拉克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但战后美军的伤亡却越来越多。自去年10月开始，美国媒体和政治家一改战前和战中的沉默，对伊拉克重建、战争最初缘由等等批评之声渐涨。《华盛顿周刊》说：“‘V词’重新回到美国新闻之中……每次美国卷入海外的军事行动，军事专家讳莫如深的莫过于提到所谓的‘V词’。V是Vietnam（越南）的缩写。美国在越战所用兵力是伊拉克战争的5倍之多，越战使得美军最后运回6万个尸袋。而最为关键的是越战是美国军事史上一场失败的战争。曾经是美国对伊战争支持者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克凯恩，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重复美国在越战期间所犯的一个错误。而今年4月美国民主党老资格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则将伊拉克称作“乔治·布什的越南”。美国媒体还打破“爱国禁忌”，铺天盖地报道美军在伊拉克的惨况：一个个载满美军尸体的尸袋、战场上的美军跪在地上，伤心流泪为阵亡的同胞祈祷。而美国新闻分析组织“公平准确新闻报道”发言人鲁里卡斯说，自从伊拉克战争于去年3月爆发以来，传媒一直作自我审查，很少刊登美军士兵受伤或死亡的照片，认为做出任何令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削弱的事，就是不爱国，特别在去年战事正酣时，传媒都极不愿意发布伤亡美军的影像。“但从最近几天来看，传媒已经改变了编辑方针，读者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的更多真相……4名美国人在费卢杰被杀乃被虐尸示众的事件，使美国传媒开始对他们的采编手法进行检讨。很多报社察觉到，如果不刊登照片，根本无法让读者知道真实的事发经过……每一个血腥镜头都会改变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虐囚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作为对战争负面评价的一部分被美国媒体刨挖了出来。

　　由此可见，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事后评价主要是负面评价：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军的行为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

　　正如阿特休尔所说，媒体是“权力的媒介”，美国媒体给于的是资产阶级操控舆论的权利，美国资产阶级运用手中的媒介权利制造战争舆论，进行舆论战，对战争进行作出适当与否的评价。尽管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崇尚“新闻自由”和“专业主义”，尽力保持“独立性”，宣称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美国媒体，2003年却进行了恶劣的表演。美国媒体评论网站“媒体频道”执行编辑丹尼·谢克特说，2003年是美国媒体“丧失诚实”的一年，但这并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媒体的性质。“新闻传播事业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它是阶级的、有力的舆论工具”。综观美国媒体在战争前后的角色嬗变，虐囚只不过反映的是美国媒体作为战争评价者的角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