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的内核与外壳
——对一种集中方法的实践与思考
江永红
人人皆知写稿子要集中，但到底什么是集中？怎样集中？似乎还有说一说的必要。
在文法范围内讲，集者，集合之简称也；中者，中心之简称也。集中首先要集合，没有集合就谈不上集中，但集中非一般意义的任意的简单的集合，而是一种特殊意义的集合，即目的明确的围绕一个中心的集合。集中比集合的“门槛”要高、复杂得多，集合之对象（思想、背景、现实各等素材）多多益善，而集中之对象不仅必须同类，还须按顶用节约的原则取舍。比如将所述问题大体相同的稿件集合起来可以编一组集纳，但无论如何不能做成一篇文章。做文章必须要集中。文章的结构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所叙之事、所讲之理紧贴这个中心，是谓集中，否则就是不集中。集中的反面是分散、分岔，说集中就是不分散、不分岔也许更明白些。对此，也许稍通文墨者人人皆知，但是要说集中不仅需要一个中心，还需要一个装材料的“壳”，就像人群集中需要一个场所一样。有人也许会对此说感到陌生，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
构思一篇作品，先要确定其中心，然后才能以其为核来集中。中心即主题，可谓内核，但就像一个果子一样，有其核就必有其壳或皮。严格地说，我们平时看果子是只见其壳或皮而未见其实（核在其中），只有将其剥开才能见其实。从经验的角度看果实好坏，首先是看其壳或皮，壳或皮好，实不一定好；壳或皮不好，实肯定不好。新闻作品特别是通讯特写也是如此，有其内就必有其外，内核是观念形态的主题，而外壳是物质形态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客观存在的或是由作者编织出来的一个外壳。有没有这个“壳”，这个“壳”是否合体、是否漂亮，直接关系到作品能否集中、怎样集中的问题，进而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核体现内在美，“壳”体现外在美。内在美固然是根本，但所谓人看衣装佛看金装，人的欣赏习惯总是先外而后内。外在美是一眼就看得到的，内在美是要慢慢品味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哪怕再具内在美，大概除了故意要追求强烈反差的文学家之外再不会有人去看她是否具有内在美，因为其内在美被外在的丑掩盖了。在媒体众多的今天，人们看新闻，一是选择余地很大，二是匆匆忙忙，只有具有外在美的稿子才能吸引他进而去品味其内在美，否则他最多溜一眼就过去了。因此，在写作之前的构思中，我们既要定好集中思想的内核即主题，又要选择好集中材料的“容器”即外壳，应尽量做到内核与外壳的兼顾和谐，追求内外皆美。这很难，也许不可能篇篇做到，但我们应把本该做到的做到，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做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注意了内核而忽视了对外壳的研究，有人甚至将“‘壳’说”视为异端，所以鲜见内外皆美的作品。
如前所说，集中首先要集合，集合了才好确定中心。反之，如果先入为主地硬定一个中心，也会因主客观相悖而捉襟见肘，功败垂成。内核是从集合的素材中抽象出来，并权衡其针对性后确定的。外壳也有赖集合才能发现和编织。外壳因实际纷繁复杂而变化无穷，或是一个特定的时、空，或是一句话、一件器物。
一般来说，内核所说明的问题越具体，外壳所规定的时空就越有限，集中的难度也就越大，但唯其难，集中的度便越高。集中的度越高，文章便愈紧凑，愈集约，愈有看头。新闻作品一般比较短小，不能企求一篇稿子说明许多问题，能说明一个问题足矣；不能企求把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都说清楚，能说清一两点足矣；不能企求把一个人物塑造得“高大全”，能反映一两个闪光点足矣。这一特点为我们寻找外在的“壳”提供了一定方便。
一、以一件器物为“壳”。高明的剧作家可以围绕一件道具编一出戏，如川剧《柜中缘》即是。新闻作品中的通讯、特写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可以如法炮制。《床头柜里的指导员》（1991年1月10日军报一版）是以床头柜为“壳”，《“二胡中校”和他的两名军士》（1990年8月31日军报一版）是以二胡为“壳”。如果报道对象的事迹频频与某件器物相联系，即可考虑以这件器物为“壳”，但是这种联系往往并非彰如日月，挂在天上给你看，而是若隐若现，要靠记者的眼力去发现。在写《床头柜里的指导员》之前，作者未曾想到床头柜，当然更没想到用这个题目，听完指导员的介绍、看了连队图书室之后，记者提出要看看战士的床头柜，这一看看出了名堂，也看出了灵感。战士的床头柜里都有不少书，并且大多认真读过，既然如此，何不以床头柜为“壳”来结构这篇通讯呢？于是围绕床头柜再采访，稿件便瓜熟蒂落了。“二胡中校”一稿中的二胡，是在采访即将结束时作者去看中校的住所无意中发现的，通过围绕二胡拉家常完成了再采访。
二、以一个“舞台”为“壳”。借鉴舞台表演艺术，将新闻事实客观地而不是违背真实地集中到一个“舞台”或“窗口”上来。表演要凭借舞台，每件新闻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社会舞台，每项工作都会有体现其成效的“窗口”。上述“舞台”或“窗口”也许不止一个，但其中必有一个是最利于“表演”和最便于集中新闻事实的，记者要选择的就是这一个。以《从收发室看“四个教育”》（1995年8月22日军报一版）为例，“四个教育”规范很广，几乎涵盖了部队经常性政治教育的全部，如果铺开摊子做文章，即使洋洋万言也许还说不清楚，聪明的办法是找一个“舞台”或“窗口”来做“壳”，以便于集中，而能体现“四个教育”成效的“舞台”或“窗口”不止一个，如一堂经典课、一次讨论会甚至黑板报、招待所、泔水桶等等，但其容量和表现力似乎都不如收发室大，不如收发室便于集中新闻事实，且作者已占有部分收发室发生的故事，故选择收发室乃理所当然。
三、以一个时间段为“壳”。在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时空坐标中，截取其时间轴上最能体现新闻本质的一段作为稿件的外壳。此种手法在新闻写作中运用较多，如某某人生命的最后24小时、惊心动魄的30秒之类即是。但有的作者一般在遇到采访对象有英雄壮举时才想到运用，而遇到凡人小事时不大运用，殊不知人物越小，事迹越平凡，便越需要高度集中才能使平凡变得不平凡，才能使稿件产生看点，而以一个时间段为“壳”不啻为一种集中良方。1982年夏天我去采访工兵某团司务长袁明辉，此人感人的事不少，但都是些零碎的小事，如何集中颇费脑筋，突然发现其进南京城时关于如何坐公共汽车一笔账算得很精，于是死死抓住这一线索采访，最后以他进城出城这一时间段为“壳”，写出了《司务长进城》（1982年8月24日军报三版）。虽然还是写的一些小事，但集中在一天这一“壳”中，人物的个性鲜明了，故事性可读性增强了，思想性提高了。老编辑毛文戎有如下批语：这是一篇继《桌上的表》之后难得一见的佳作。
四、以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为“壳”。有时我们无法从时空上找到集中的“壳”，可考虑打乱时空，借一句话或一个动作来做“壳”。比如，在当年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场上，“我是党员，跟我上！”这句话叫得很响，有记者以这句话为“壳”，把不同单位党员的事迹集中起来做出了很漂亮的文章。1990年，我采访空降兵降落伞研究所室主任刘玉柱，其事迹技术性特强，如果不另辟蹊径，写出来的东西会十分枯燥且一般读者会看不懂，苦恼之中，发现此人每说几句话后都要说一句“你说是不”以强调他的观点，于是干脆用“你说是不”为“壳”做题成稿（军报1990年4月13日二版）。《“咱不能忘了老百姓”》（军报1994年8月16日一版）也是用主人公马振峰的一句话为“壳”，把他最感人的事迹集中到了这一“壳”中。
五、以同类项为“壳”。人物或单位的事迹林林总总，集合起来总可以按同类项分出几个类型，可选择其中一个最能表达主题、最能表现人物、最具陌生化特征的同类项为“壳”。比如1991年3月作者采访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所写的《女将论兵》（载军报本月31日一版），不过是将军队女代表在会上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发言整理成篇而已，费劲不大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原因何在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将女将这一同类项进行了合并，以女将为“壳”。人大代表成百上千，谈同一话题的也不少，但由女将来谈就与男性来谈不大一样，对读者来说“女将”二字本身就有新鲜感不说，女性看问题的独特角度，也能因新颖而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在人代会期间，写人大代表发言的稿件可谓汗牛充栋，如果把他们的发言散放于其他稿件中，而不用女将这个“壳”，许多读者也许就不会注意他们的声音。有时我们对众多采访对象的特点或某一采访对象的事迹进行同类项合并时，会出现我想要的同类项很短，我不想要的同类项却很长的情况，此时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要通过再采访使短变长。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丁柏铨教授誉为新闻美文的《王营长的家庭琐事》（1991年9月9日军报一版）是以家庭琐事这一同类项为“壳”，但作者在第一轮采访后的同类项合并时只发现一件家庭琐事，考虑到别的同类项虽长而不新鲜，家庭琐事虽短而有味道，便在再采访中有意往这个“壳”里装材料，如此这般各种逸闻趣事都访出来了。
六、以人物的一个特点为“壳”。人皆有自己的特点,或显或隐而见,显者易见,隐者不易见，但只要深入采访、密切接触，总是可以发现其特点的。一般来说，采访对象的事迹往往与其特点有血肉般的联系，想分也分不开。抓住人物的一个鲜明特点以之为“壳”，就可以装下他的主要事迹，还可以增强作品的文学色彩，让人物活蹦乱跳，让读者过目难忘。《孙铁锤传奇》（军报1991年6月1日一版）所以能给读者打下较深的烙印，无非是因为抓住了人物富有传奇色彩这一特点，以传奇为“壳”来写作。在我之前已有好几拨人去采写过他，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完全撇开了人物的特点，想人为地塑造一个雷锋。人物的特点往往即其个性。作家把人物特点当宝贝，唯恐特点不鲜明，而我们有些编辑记者却相反，唯恐人物特点太鲜明，以新闻不是文学为由，习惯性地有意抹杀人物的特点，造成新闻作品千篇一律，只见思想不见人。要知道，人物的鲜明特点不仅可以给作品增色，而且可以使人物相同的事迹增加分量。《李秋贵的穷琢磨》（军报1995年2月3日一版）所写的那几件事应该说并不稀罕，许多单位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人和事，由于以“穷琢磨”这一特点为“壳”来写，人于是变活了，事于是变“神”了，稿子于是上了头版头条。反之，如果撇开人物这一特点，就事写事，那就难免干巴，别说上头条，恐怕只能上编辑的字纸篓了。
客观实际是千变万化的，新闻作品的内核与外壳因之也是千变万化的，文无定法当本于此。上述六种，远不可能包括所有现成的经验，比如常见的还有以作者的亲历为“壳”，以某一独特视角为“壳”，以特定的某一人称为“壳”等等。限于篇幅，暂且打住，不知新闻同行对“‘壳’说”以为然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