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新闻传播
李文明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开始，全国新闻界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进行了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报道，其广泛程度实属空前。“抗美援朝报道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主题，军事宣传与政治宣传相结合，面向国内与面向国外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最先派出记者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采访，后又陆续派出多批记者。1951年1月，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北京、天津和沈阳的广播工作者则组成“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活跃在战地火线。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战地摄影队更是紧跟前哨部队开展实地拍摄。地处抗美援朝前沿的东北日报社还曾一度实行“战时体制”，并多次派出记者随军入朝。
在战争进程的一些重要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都及时派出记者，甚至组成中外记者团进行现场采写、重点报道和及时而富于针对性与战斗力的评论。从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报道到调查揭露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报道，从讯问被俘美国空军官兵事件的报道到遣返病伤战俘斗争的报道，一直到开城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举行签字仪式的报道，中外记者尤其是中国记者不仅发稿多，而且影响大。志愿军中的部队新闻工作者还出版有《志愿军》报等报刊。
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战地记者与志愿军指战员一同经受了空前的战火考验，并真实地报道了中朝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及其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一些新闻工作者甚至在战火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作为举世瞩目的突发事件，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时刻关注朝鲜战争的进展。中国新闻媒体不负众望，及时地报道了战事动态，并揭示了战争的实质，增强了人民的必胜信心。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6月26日，《人民日报》一收到朝鲜半岛发生战事的消息，立即安排版面于次日展开突出报道。27日的报纸以《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为大字标题，整版编发集纳9条消息的一组新闻，并配发了一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形势图，同时发表题为《朝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的社论和一篇“平壤通讯”，揭露美国扶持朝鲜李承晚集团挑起战争的经过，指出“朝鲜的全面内战爆发了”。
从7月份开始，《人民日报》以周刊形式将第5版开辟为《保卫世界和平专刊》，集中报道朝鲜战争。7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本报朝鲜战地特派记者李庄”的第一篇朝鲜战地通讯《美丽的山河
勇敢的人民》。到9月中旬，李庄共发回12篇通讯。《人民日报》的这组专稿吸引了众多读者，后来曾汇集出版小册子《朝鲜战地目击记》。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周之后，《人民日报》正式展开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11月2日头版头条在刊出大批读者投书该报的消息时，在标题中首次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11月8日，《人民日报》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参加下，朝鲜人民军获重大胜利》，首次公开报道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并从12月4日起，在第5版增辟《抗美援朝》专刊。总共刊出190期的这一专刊曾先后设有《抗美援朝动态》、《在朝鲜前线》和《写给志愿军》等专栏。这一专刊还同时在《光明日报》上刊出，并曾编成刊物另行印发。
1950年12月中旬，《人民日报》派出实力雄厚的7人记者团赴朝鲜采访。“此后两年多，抗美援朝这一头等大事，始终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和国际版的大量篇幅。”
新华社有关抗美援朝的报道则及时、活跃而颇有力量。除播发大量消息和通讯以外，还以“新华社记者述评”或新华社署名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既有理有据又尖锐犀利的评论。有统计说，在1951-1952两年中，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讯和评论约1000篇，采用率为93%左右。其中仅有关上甘岭战役的报道就发稿60篇，采用54篇。多数读者正是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得以从多方面详尽了解这一著名战役之全貌的。“这在人民新闻事业军事报道史上是没有过的。志愿军总分社发稿量之多，采用率之高，大大超过了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的军事报道水平。”
全国各报广泛采用照片、时事漫画、形势图和画刊专页等形式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时事手册》等期刊也对抗美援朝运动作了大量有声有色的宣传报道。
广泛运用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体裁突出宣传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是抗美援朝宣传报道的突出特点。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交通障碍等条件限制，及时采写和传播消息相当困难，汇集朝鲜战场的大批记者和作家同志愿军通讯员团结协作，广泛采用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体裁来进行突发事件新闻传播。在短短两三年中，《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发表的通讯和报告作品数以千计，并产生了诸如《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和记述罗盛教烈士事迹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等在读者中广为传颂的大批名篇。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共7辑的朝鲜前线通讯集。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共三集计109篇的《朝鲜通讯报告选》，成为了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光辉篇章。其中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为深远。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战士”，后来，“最可爱的人”成为全国人民对志愿军官兵最亲切的尊称。“朝鲜战地通讯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传世之作。”
抗美援朝过程中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揭露和抵制“美国之音”等宣传工具的心理战，巩固全国人民的“思想国防”。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之音”大力扩充其华语广播，每天播音达十几个小时，并分别用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客家话、潮州话以及藏语大搞宣传侵略战争的心理战。1950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报道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群众自发制止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活动。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揭露“美国之音”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进行“宣传战”的主要武器。为配合侵朝战争的需要，“美国之音”一再用漂亮的谎言和精心选择的事实进行歪曲报道以欺骗世人。“美国之音”和美国报纸、通讯社等新闻媒体煽动侵略战争的宣传，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揭露和驳斥。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新闻传播工具的桥梁作用，激励、鼓舞、揭露、批判、推动等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赢得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志愿军读者的欢迎。”在朝鲜前线，《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等报刊成为了将志愿军战士同祖国联结在一起的精神桥梁，人民广播则成为了“精神食粮的空中加油站”。
抗美援朝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出记者赴国外采访，从朝鲜战场发回不少录音报道和广播通讯。我国对内和对外广播曾举办各种节目以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过《美国真相》和《美帝侵华史》等讲座，并曾于1951年初到1953年间举办过《对侵略朝鲜美军的英语节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这个节目曾通过播送战俘的录音讲话，揭穿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叫嚣的所谓朝中方面“虐待”战俘的谎言。1952年，对外广播还曾在12天之内播出美国战俘的19个供词，证明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从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有关朝鲜战争的报道和评论，更成了国内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
“朝鲜战争的报道丰富了中国军事报道工作的经验，比起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的报道，有许多提高和发展。”其主要之点如下：
（1）军事报道的思想性、战斗力大大提高。有了一个分别针对国内和国外读者不同需要的明确的军事宣传报道方针，能够从各种现象中抓取本质的问题，注意用科学的观点阐明战争的基本形势，不但反映战斗事迹，而且注意描写战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强化了对敌斗争的观点，能够比较经常地注意在宣传报道上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关于停战谈判的报道相当有力度。
（2）军事报道的方法和形式更加多样。除新闻、评论和通讯外，还采用发言人答记者问、首长发布命令或慰问信等多种报道形式，战报的发布也更加及时、多样和灵活。其中诸如有关停战谈判、战争形势和反细菌战等述评的广泛运用，以丰富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做到了既述且评，避免了述而不评或评而不述的弊端。
（3）新闻通讯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打破了军事新闻老一套的公式化和技术性过强的写作方法，努力写得准确鲜明而又具体生动。
按照专家意见，抗美援朝报道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三多三少”，即报道主要战役多，反映次要战役少；写个人典型多，表现群体典型少；介绍壮烈牺牲的烈士多，报道活着的英雄人物少。尽管在稍后有关解放祖国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战斗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自觉地借鉴了抗美援朝军事新闻采写的经验教训，但这“三多三少”的差距却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我国军事报道乃至整个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实践之中。
这期间，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稿，凭事后推测描写黄继光的心理活动，引发了新闻界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最后共识是：新闻的特征和威力在于其全部细节都是事实，新闻报道必须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记者的“合理想象”只能让人感到虚假，故“合理想象”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
参加中外记者团的外国记者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也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其中发稿最多的是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巴黎《今晚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
魏宁顿曾于1949年1月北平解放之际及时报道首批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消息。朝鲜战争期间，他以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身份赴战地采访，曾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大量报道战争真相的文章。
贝却敌作为澳大利亚自由撰稿的记者，是以报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闻名世界的。朝鲜战争中，他以巴黎《今晚报》记者身份，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报道战争真相的文章。
先后参加中外记者团赴朝鲜前线采访的，还有苏联塔斯社的记者和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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