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中不该出现的九类问题
程广民
新闻报道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受众的关注，其缘由无疑是报道的新闻信息真实、清楚，介绍的知识准确、可靠，以致于不少受众已习惯于把它作为了解社会、学习各种知识的重要读物。
但是，近年来有些新闻报道在这方面却辜负了受众，出现了以下九类不该出现的问题。
新闻要件不齐全 新闻报道的写法，同任何文体一样，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中。这自然是好事。只是万变不能离其宗，仍要让受众明白新闻内容，不要留下什么疑问，也就是一定要把“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故”这五个新闻要件（即“五W”）一一交代清楚。这是新闻的基本常识。时下有些新闻报道却不是这样。2004年5月27日，有一家报纸刊发《贪嘴干部一尾鱼
无辜百姓一条命》的消息，转发自我国一家通讯社，发生地仅写“高安市”。笔者国内地理常识尚可，却不知高安市隶属何省，几番寻答不得，最后才在一张国内电话号码及邮码的表格中，从江西省56个地名中找到。可见这条新闻发生地交代不明确，给受众带来的麻烦不小。还有等而下之的，完全不提及发生地，简直像虚构的故事。如，《公交车冲进门诊部》，最为受众关注的肯定是发生地，此消息从导语到结尾就是只字不提，只配发一张“事故现场”的照片，似乎用来证明消息的真实性。
其次是有些新闻报道不交代时间，或者交代具体时辰却不交代日期。消息《三家医院接力救流浪汉》，就是写救流浪汉的全过程，精确到几时几分，却不说明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酷似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另有《十万居民紧急停电救小偷》，也是详述抢救过程，但对最后的结果，这一至关重要的新闻要件———小偷到底救活了没有或有无生命体症，却没有只言片语的交代，而且是在此消息发表于小偷被送到医院至少一天后，这不能不令受众遗憾。
前后叙述不一致 这类毛病，按说只应出现在中小学生的作文中，实际上新闻报道中却不少。有的十分明显，受众通过上下文的分析，可以了解真谛；有的则反复思索，也莫衷一是。《当爱情和友情都成了往事》中，首先写道“1993年，20岁的我”，不难推出“我”出生于1973年，可是在刊载此文的2003年时，又说“我”现在已23岁，“我”的出生日期又变1970年了，难道出生日子可以像万花筒变来变去？
下面的前后叙述不一致更为严重。
有一篇杀人犯作案过程的报道，导读中写受害人是被“电线残忍地勒昏并抛入浴缸溺毙”，是死于“溺”。但正文中的叙述是将受害人“脖子捆住勒死，随即将其拖入浴缸”，是死于“勒”。两相对照，好像公安部门对受害人的死因在报道时还未确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篇叙写角膜捐献经过，开头无庸置疑地说明“眼角膜必须在患者去世后6小时摘取”，否则失去使用价值。后面的报道说捐献者“凌晨1点多钟”病逝，取出的时间却在“中午12时35分”，即捐献者死亡后近11个小时。这里前后的矛盾，不能不令受众大惑不解，从而影响到媒体的公信力。
报道内容不恰当 目前最突出的，是不恰当地报道个人隐私以及政府、部门、单位的秘密。它重则触犯了法律，引起新闻官司；轻则给报道对象带来麻烦，报道者自身也难脱干系。如，2004年上半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司法不公的情况展开暗访，有一家中央级大报在版面上发消息，把暗访的开始时间、检查对象、范围、目的一一和盘托出，酷似在为有问题的人员通风报信。个中原因，极可能是写作者只注意到这内容有新闻性，却不具备传播性，以致在客观上造成了“帮倒忙”的负面影响。
有的报道内容本身并不存在“不恰当”，比如《仰头放风筝
一男青年跌落沙沟》，作为一条社会新闻刊发，全然不错。可是有一家报纸把它置入“轻松新闻”的栏目中，便有幸灾乐祸之嫌，受众有理由怀疑媒体的审美趣味是否有偏差。这是由于版面编辑处置不当造成的报道内容不恰当。
突出方法不正确
以同一时间段的比较，或者强调“第一”的方法，来突出某种意思，历来是新闻报道的有效之举。不过这“比较”必须是切切实实的对比，这“第一”必须是真正的第一。否则将适得其反。
2004年“五一”长假后，某大都市电台总结该年此时旅游人数之多，多到是去年同期的多少倍。这里的比较，就令受众觉得滑稽。因为2003年“五一”期间，众所周知，正是非典肆虐，全国停止放长假，旅游活动根本没有开展。这种比较，其价值只能是零。
伪“第一”突出法，当下在报纸上相对而言更普遍。2000年11月，为纪念我国神舟飞船首飞成功，我国邮政部发行了一套三角形邮票，好几家报纸宣称这是我国三角形邮票的“首发”。其实稍有邮票常识的人都知道，“首发”是1951年3枚一套的《保卫世界和平》。又，北京一家报纸一位首席记者撰文称2004年3月31日公布的一部《律师执行行为规范》，是“我国律师行业第一份完备的行为规范”，视1996年5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为乌有，把真正的“第一”推迟了8年。
还有涉及政治色彩的一例。2003年春，某省、市领导到企业植树，本来只是重复前任的一次普通活动，这个地方的党报却界定这是第一次到企业植树，与前述两例一样，意欲突出这篇报道的意义。然而分析起来，这可以说是向领导同志脸上抹黑。不是吗，我国植树节1979年就设立了，第一次到企业植树，多少省、市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可这个地方的领导的“第一次”岂不是太晚了吗？
常用词句上的问题 这类问题的数量不多，只是由于是常用的词句，每一次错用所造成的误导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先看错用常用词的例子。
噩耗，历来是“死亡消息”的代名词，如今权威辞典中也仍是这个意思。不少新闻报道中把某人不幸坠地、遭遇车祸以致生命垂危，家人得到这一消息，竟然称“噩耗传来”。如此误用，非同一般差池，不能不说是对伤者的大不敬。
常用词句上出现毛病，也有在语法上的。如一家省会党报的图片说明云：“他们用朴实的言语诠释了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和实际行动。”此句在“和实际行动”之前语法成份完整，意思表述清楚，就是加上这五个字，导致全句意思含混不清。究其缘由，是怨了“杂糅”的语法错读，即：把应该分开说明的两句话强行裹在了一起。另一种常用语句上的毛病是不合事理。有一家晚报，在介绍一个两天前已被击毙的歹徒简历时，一本正经地称他“至今无正当职业”，宛如他并未归西。“至今”置入此句中，荒诞不经，令人发笑。
称谓上的问题 称谓上出问题，暴露了编辑记者一些常识的缺乏。例如，完全不了解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把现在村里负责人称为“村长”；完全不了解医疗界现状，就把“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简称为行政职务的“副主任、主任”；完全不了解古代女孩称谓的含意，在雅典奥运会报道中，就称“赵蕊蕊是个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姑娘”，现已23岁的赵蕊蕊戴上指代十三、十四岁的少女的桂冠。
还有的称谓问题，不一定是报道的作者不懂，只是由于一时的疏忽，一般来说，也无甚了不得，但在某种特殊的场合，就有失体统，不太严肃。有一则消息称李敏之女孔东梅“是毛泽东第三代后人中惟一的女性”，便是称谓上的一大失误。因为按此说法推算，李敏自然是“毛泽东第二代后人”，那么毛泽东本人岂不是“毛泽东第一代后人”？
还有些称谓，本身并不错，只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给受众表述的意思欠明确，乃至出现歧意。以广播用语为例，有的大城市电台在述说中已习惯称某人配偶为“爱人”，便不知道这是指的“丈夫”还是“妻子”，下文再提及这个人物以代词“他”或“她”来称号，由于这两个字读音并且声调没有一点差别，受众仍不明白“爱人”的具体指向。
引导运用上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除了表现在不必用的地方却用了之外，更多的是在该用时却未用，致使表达的意思发生错位。它们不像“菜单”一类词语，不用引号，受众也知道其引申义。下面是该用引号而未用的两例。
一家直辖市日报，2004年6月5日报道美国总统布什左臂右膀之一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辞职，该报所拟的一行单排标题却是“布什断臂自救”，没有在臂字上加引号。这里，仅此六字，受众便只会以为是布什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甘愿砍下自己的手臂来保住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这则报道极像布什个人在医疗上的事情，难以联系到是政坛动态。
还有一张城市健康类报纸，在头版目录中推出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消除疲劳的6种自助餐”，此处也没有引号，显然谁都会以为这是在推介6种吃法。细看正文，方知是与“吃”风马牛不相及的健身方法。不用引号，恶果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医学知识上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更加关心自己的健康，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比以前要自觉和迫切，尤其是涉及自己日常生活的防疫知识。媒体对此有责任和义务，千万不可出错。而现实中却不是这样———
首都一家报纸刊发的一篇科普文章，文中有一个结论式的陈述句是：“有些生物有些病毒在高温下杀不死，包括艾滋病毒。”这不仅很不该地宣扬了艾滋病毒恐惧论，也是缺乏医学常识的表现。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时已经强调过：艾滋病毒是易于杀灭的，不值得过于害怕。科学已论定，它在摄氏56°时只要十分钟便会土崩瓦解。
更有甚者，一家发行于大都市的报纸，在知识性短文《狂犬病是怎么传染的》，竟然以惟一条件句式写道：“狂犬病只能通过狗作为媒介传染”。反之，只要不接触狗，就可以与狂犬病无缘，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误导。已有许多资料表明，狂犬病的传播媒介，不只是狗，还有猫、鼠、兔，乃至其他野生动物，如黄鼠狼，这也是并非高深的防疫知识，且不知何以不知道。
历史知识上的问题
历史知识，浩如烟海，要求新闻报道在这方面一点闪失也没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这里说的是在极其一般的历史知识上的错误，很遗憾地出现在媒体上。有一家在全国影响颇大的地方报纸，在一篇有关革命前辈的专访中，言之凿凿地告诉受众：“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语气非常肯定。历史事实却是1948年秋，仅仅是辽沈战役开始，淮海战役和平律战役于1948年11月才打响，此处反映了写作者、编者中国现代史的知识太缺乏。要说这三大战役全部取得胜利是在1949年1月。
另有一例表现出的问题更严重。那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知识掌握得太少，致使文章中冒出“早在1969年5月18日，当时作为国家副主席的林彪……”这样的文字，而且它就出之于一篇有关“文化大革命”“大揭秘”的通讯中。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国家主席”一直是林彪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自我爆炸的起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由于这一纲领不能得逞，且不知此文作者及发文编辑何以连这一点也不知道，竟让林彪当年已破灭的野心得以在此文中实现。
（作者系长江日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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