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 张双
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激烈阶段,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场战役被公认为二战的转折点。
奥马哈海滩是诺曼底登陆战中最浴血奋战的地区。在阴雾沉沉、血肉横飞的海面上僵持着一双手臂,小心翼翼地托捧着一台相机,右手食指不停地按动快门。浸泡在海水中记录这噩梦般瞬间的人,正是被一般人称为“伟人”的唯一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罗伯特·卡帕,原名安德烈·弗列德曼,1913年生于匈牙利,少年时期为躲避家乡的政治迫害和反犹太主义活动,从匈牙利逃往柏林,后为躲避纳粹党远走巴黎。
在空中密集的炮火和海面漂浮的死尸之间,卡帕花了90分钟,一口气拍下106个镜头。由于工作失误,几乎所有底片都在伦敦《生活》杂志暗室的烘干机里熔化了,只有10幅侥幸留存。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对盟军战士爱德华·雷根的特写。这是一张被认为技术上存在许多缺陷的照片,但它又是最杰出的战争摄影佳作。照片上虚浮模糊的影像,可能是摄影时,情况紧张来不及仔细调焦,或者握照相机的手颤抖,或者是烘烤事故造成的。然而正是这种虚动的影子,使我们仿佛置身战争岁月,炮火震撼着大地,浪涛冲击着战士的身躯,一切都在摇晃……
焦距、光圈、快门在他的照片里都是无用的名词,卡帕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用机器。
用生命作赌注
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卡帕有两个选择,可以跟部队机关人员一起,也可以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他把赌注押在了后者上。他说,“我想战地记者比战士有较多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游戏的自由是他可以选择既不作胆小鬼、也不会被杀死的地点。战地记者的赌注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他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用在选定的注上,也可在最后关头放回自己的袋中去。我是一个赌徒,所以我决定跟E营的第一梯队冲锋。”
卡帕的摄影生涯就如同赌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个战区———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北非战争、意大利战争、诺曼底登陆战、法国解放战……的枪林弹雨中,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莱卡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他从来就没有将赌注在最后一分钟从牌桌上抽回,一直抱着不输即赢,孤注一掷的豪情。
卡帕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的其他记者给了他一个诨号“走运·卡帕”。他赢得了迄今依旧无人超越的战争照片,却在1954年5月25日的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赌局里用完了他的运气。在越南战场战火初熄的时刻,几位记者走出战壕散步,卡帕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久,这些记者朋友听到自卡帕走去的方向传来爆炸声。大家不由自主地说:“他妈的,又让走运·卡帕抢到好镜头了。”结果是地雷夺走了他的生命。卡帕死时手中还抓着他的那台康泰克斯相机。那年他才41岁,是第一名在东南亚战争中牺牲的美国战地记者。
寻找战争的悲剧诗
卡帕没有留存下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但他是摄影师中的诗人。
卡帕认为自己是反艺术、反宗教、反对诗和伤感的,但他的双手却流露出他的真实性格。他的双手像女性一样的柔软,完全不同于他的外表和他的说话声音。其实从很多方面看,他是在寻找———如果有人可以这样来形容的话———在寻找战争的诗,因为战争的现象是诗的悲剧。 卡帕将人类的同情与受难注入一种残酷的见证之中,他确凿无疑地证明:照相机不一定就是一件冰冷无情的器具,就像钢笔一样,关键看谁来用。
他记录了最血腥的战争、最痛苦的死亡,也记录了战争中最悲伤的面孔,成为第一位把战争全部的恐怖情景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摄影记者。他一辈子拍过数千张流浪儿童的照片,还有那些惊呆了的母亲和她们失落的家园。虽然“卡帕本人看起来却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哈哈大笑的人,一个总抱着酒瓶的人”,但“只有在早晨,在他从床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的时候,卡帕才会显出,他从中走出来的悲剧与悲哀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迹。他的面色惨白,他的眼睛干枯无神,那是头天晚上的噩梦造成的。在这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卡帕,他的相机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与邪恶,这里才是这个内心绝望和痛苦的人,一个心有悔意的人,一个不那么时尚,也不那么开心的人。” 卡帕因为战争照片而扬名天下,但他憎恨战争,他决心终生将战争作为他采访的题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残酷的武器,记录下人民在前线和战乱生活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所蒙受的苦难。
“他有冒险的性格,但许多次他竟然扶在我肩头上痛哭。”马奎猜想,卡帕是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让他失去了初恋女友格尔达的那种恐怖情景。
在柏林大学求学后,他先在一家通讯社做暗房工作,后到巴黎闯天下。鬼怪精灵的他和女友格尔达·塔罗自称是美国摄影高手———罗伯特·卡帕的经济代理人。由于“卡帕”先生不屑于用照片糊口,因此每张照片均以三倍于当时最高行情的价格出售,世面上形成了一股“卡帕热”。谜底被揭开后,安德烈·弗列德曼才以罗伯特·卡帕的身份正式亮相。
1936年西班牙内战,卡帕和格尔达·塔罗共赴西班牙硝烟弥漫的战场。7月24日,格尔达和朋友爱伦采访结束后搭载上一辆白色巡逻车的踏板,一辆失去控制的共和军坦克撞上小车侧面,把格尔达挤扁了。卡帕陷入了无限的悲伤和自责中。
他曾经对好友加斯曼说,“我把她留在危险地带,如果我在那里,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死。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她总是安全的。只要我在那里,她就会照我的样子做。我永远也不会让她站在踏板上的。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永远都不可能让她做那样的事情。”悲伤的卡帕自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从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
一台莱卡相机总挂在脖子上,一支柴郡烟总含在嘴唇之间,好像粘在那里一样。“他的长相,他的吉卜赛人生活风格,他的摄影带来的名望,还有他危险的生活”,无论是好莱坞明星、饥饿的农夫,还是四星上将,大家都被他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风格所打动。
贝丁娜说,“如果你过如此危险的生活,而且你知道随时有丧命的可能,那你往往会把生活过到极致,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乐趣”。他“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但活了下来,超越了自己体验过的邪恶与恐怖生活,并把轻松的心情传递到别人的生活中。
离炮火最近的“战士”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还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火还不够近。”
1936年西班牙佛朗哥叛乱,在南部科尔德巴战场,一个义勇军战士刚从战壕里跳出来,就被敌军机枪射中头部。这时卡帕仅距这个战士不到5米。就在战士中弹即将倒下的一瞬间,卡帕又冲向前,在距离2米处,冒着同样中弹的危险,拍摄了《士兵之死》,记录下士兵中弹后身体倾斜和右手步枪即将失落的瞬间。自此,“安德烈·弗列德曼将永远以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为人们所记住,这位美国摄影家如此大胆,如此尽力贴近战争的脉搏,竟然记录下了一个人的死亡瞬间。”
从卡帕的照片中可以听到子弹疾飞、炮弹隆隆的声响,闻到炸药和鲜血的味道。他的照片让人不会觉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显露出一股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不够精致,裁切得不够紧凑,快门机会不够恰到好处,调子不够丰富。那些作品一直确切无疑地是20世纪最动荡的年代里最有召唤力的摄影纪录。卡帕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他的勇敢,他对战争受害者深刻的同情和关注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然而,卡帕害怕战争,正因如此,他那生长在恐惧中的勇气更显可贵。《卡帕传》中至少描述了两次卡帕在战场上吓得拉裤子的事情。一次是在西班牙内战,22岁的卡帕随军向曼萨那尔斯河进军,他第一次品尝到了战争的恐怖滋味。莱格勒回忆说,“那年轻人(卡帕)很不喜欢不久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尽管炸弹是在很远的田野里炸响的。后来,他请求离开去换裤子,幽默地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打仗,说他的大肠比脚还软。”另一次是1945年3月,卡帕报道美军第17空降部队的总部,反映盟军准备向莱茵河地区投放空降部队的情况。他一边降落,一边拍照,目睹了很多战士挂在树上,被敌人打死的惨状。加斯曼回忆说,“卡帕从来不喜欢危险的事情。他是在忍受危险———那是他的饭碗。他告诉我说,着陆之后,他打开自己的包裹,换上了一套新内衣,因为裤子已经拉满了。他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在炮火底下换内裤。”
卡帕把战争比作“越来越不容易上镜头,但其危险性却越来越高”的半老徐娘,而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战争的追求,直到在越南触雷而亡。他在被地雷撕成碎片的瞬间还按下了快门,这就是那张“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说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卡帕作为军人中的军人倒下”,热内·柯尼将军将一枚奖章别在盖在卡帕棺木上的美国国旗上———那是法国人最高的荣誉:带棕榈叶的战争十字勋章。
永远的怀念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1岁,短暂的一生中参加了5次战争。卡帕在战争、饥荒、灾害基础上完善博爱和关心人的原则,并把这种道德扩展到世界各地。
为了纪念他,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卡帕的作品打开了新的视觉纪元。他意识到新闻摄影的本质正是在行动发生时你正好在那里,而不是作品的形式。1947年,他主持创办马格兰图片社,使成员摄影家第一次拥有了保存自己版权和底片的权利,成员们以忘我的热情,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第一线去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
但是,卡帕最大的遗产不是一打照片,一个机构,也不是卡帕奖。“他在人世活了很短的一个时间,但他活得充足,爱得广博,”康奈尔·卡帕论及他兄弟时写道,“他留下的是他特立独行的故事,也是视觉上的一份证词,确证他对人类忍受和不时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信心。” 历史将永远铭记约翰·斯坦贝克为卡帕写下的墓志铭:“伟大的卡帕,他的照片是我们时代真实和核心的记录———丑恶和美丽通过艺术家的思想记录了下来。他把年轻的摄影师聚拢在他周围,鼓励他们,指导他们,甚至为他们提供吃穿。他教会了他们不但可以用摄影生存,仍可以保留自我。因此卡帕的影响并不是让他们拍摄类似卡帕的作品,而是从他们的工作中看到卡帕与他们在一起,他们会一生保留卡帕的某一部分,也许还会把卡帕的精神传递给他们的后来者。”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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