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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戰時關金政策的演變(二)


  關金券運用于政府的公債募集,雖然擴展了使用渠道,有益于抗戰的籌款,但終究還是一种票据形態,發揮的功用与通行市面的法定貨幣還是有差別的。然而,這一差別卻隨著抗戰的不斷深入,也漸漸抹平了。國民政府為了緩解各种財經壓力,決定將關金券也作為法定通行的貨幣用于市面流通。 1942年3月9日財政部發出公告:“查中央銀行關金券計分十元、五元、一元、二十分、十分五种,自民國二十年五月一日發行以來,准備十足,信用卓著。茲為便利流通起見,特規定每一元關金按折合法幣二十元行使,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均照上項定率折合法幣收付,不得折扣。”同時,為使關金券的含金量按外匯牌价套算,等值于法幣20元所值外匯數目,又將關金每一單位含金量由原定60.1866公毫改定為88.8671公毫。至此,關金券作為繳納關稅的特种有价票据在面世十多年之后,最終轉變成了与法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法定貨幣。■


  隨后,中央銀行通過分發各地軍政費用,開始把庫存關金券投入市面流通。國民政府為什么在此時改變關金券的發行定价,并將其作為法定貨幣投入市面流通?這一措施的出台,實際上与國民政府當時所面臨的錯綜复雜的財政經濟形勢有著密切的關系。■


  首先,將關金券的新定价确定為等于法幣20元,就是与當時市面流通中法幣大小券發生差价的狀況有著直接的關系。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時,規定1元以上的票面為本幣,1元以下者為輔幣,各類面額的法幣都應依其面額的大小而十足行使。然而抗戰爆發后不久,各地卻陸續發生商民拒用10元以上(50元、100元)大券,造成大面額鈔票無法依其面額行使的大小券差价現象。這种狀況的發生并非由于市面上流通的大券比例過高,抗戰初期大券的發行占全部券額二成左右,市面流通不成問題。可是,發行大券之初,國民政府為了防止資金外流,避免日偽吸收法幣套取外匯,曾規定在大券上加印重慶地名,限制其只能在大后方流通。另外,日偽在淪陷區拒用大券,高价收買小券,強行將法幣按照新舊版次選擇收受或折价行使,也造成小券不斷由大后方流向淪陷區。因此,大后方商人前往淪陷區進行貿易,為便利起見,往往先將大券運至接近淪陷區的地區,再換成小券運出,所以造成這些地區大券充斥、小券缺乏,而各銀行又因運輸及券料供給困難,未能充分供給小券。這些因素的合力就導致市場大、小券兌換發生貼水,行使發生差价這种特殊的戰時經濟現象。作為補救辦法,四聯總處一面規定允許大券自由流通,一面要求中中交農四行在接近淪陷區的地區,充分准備5元、10元券,無限制兌換大券。此外,財政部門還認為法幣流通中出現的大小券掉換困難,行使差价現象,是由于市面上中中交農四行發行之法幣,10元以上即為50、100元券兩种,缺乏适中面額幣券作為掉換行使的中介所造成,因此調劑大小鈔券的流通,消除大小券間存在的掉換差价,就需要再發行适中面額的幣券。顯然,關金券改按新定价發行,就是應此要求的一項具体措施。中央銀行也是通過在應發小額法幣部分內搭發關金券,從而將關金券分發各地。■


  誠然,對于法幣流通中發生的大小券行使差价現象,在調劑法幣大小券供給的同時,另按适當的比价發行一定數量的關金券作為補充,也不是不具有可行性。可是,我們知道關金券的面額并非是唯一,也有5元、10元等面額的鈔券,如若關金券的發行僅僅是以調劑法幣大小券為目的,則發行應以小面額鈔券為主。然而,中央銀行的鈔票印制報告中反映的情況卻并非如此,中央銀行1942年度向美鈔公司訂印的關金券總額(折合法幣數,下同)為33,000,000,000元,按面額計1元券4,590,000,000元、5元券9,360,000,000元、10元券19,050,000,000元三种面額,5元、10元券的總額遠遠超過了1元券,按如此比例發行關金券顯然与前述目的不符,更不用說以后陸續發行20元、50元、100元面額的鈔券了。可見,國民政府發行關金券這一有別于法幣的新貨幣,主要還是出于其他意圖。


  法幣改革后,法幣多為從國外訂印,即使國內印制,其印鈔用紙及油墨也是依賴進口。抗戰爆發后交通封鎖,鈔票運輸困難及各种印鈔原料的缺乏,造成了市場經常出現籌碼短缺的現象,政府曾先后多次調整印鈔訂單,通過增印和改印(將原本訂印的較小面額的鈔票改印為較大面額)等多种辦法增加鈔票的供給。但是,法幣流通中出現大小券行使差价的現象以及擔心引起匯价的下跌及物价的上漲,政府對于印發大券也采取了謹慎態度,在嚴加限制大券發行數額的同時,還注重大券的回籠,以确保減少大券的市面流通額。然而,隨著交通封鎖的日益惡化以及通貨膨脹的不斷加劇,鈔票印制成本越來越高,發行小券也越來越不經濟。另一方面,抗戰爆發以來,在稅收枯竭与軍政費用增大的雙重壓迫下,政府財政赤字日益龐大,為彌補財政赤字、維持各項開支,只有依靠不斷增發鈔票,而不斷增長的法幣發行額,導致物价不斷上漲,為便利交易又勢必要發行大鈔。■

  關金券的幣值是以黃金來計算的,不同于法幣通過与外匯聯系來定价。在法幣匯价不斷下跌,人民對其失去信心之際,發行宣稱以黃金為本位的關金券,并調高其含金量使其与美元等值,也是試圖增強人民對于本國貨幣信心的一种措施。但實際上,此時進入流通領域的關金券与黃金已經無法挂鉤了。表面上關金券幣值与黃金聯系,但財政部自1939年8月29日就公布了《取締收售金類辦法》,開始取締黃金交易,實施黃金國有,禁止任何團体机關、個人收購黃金,因此關金券并不能自由兌換成黃金,与黃金聯系只不過是一場文字游戲,而實際的發行情況卻是關金券1元等同于法幣20元進行流通,其實質乃是政府采取手段,變相發行大面額的法幣,并以此來掩飾巨額的通貨膨脹。關金券的發行額由1942年3月底新發行前的6,819,100元(折合法幣數,下同)猛增到1942年底的1,641,554,958元。此后,隨著關金券發行累計額的不斷增長,它占整個鈔券流通總額的比例也不斷提升。■

  另外,國民政府鑒于与日偽政權之間以法幣為中心的貨幣戰越演越烈,也迫切需要在法幣之外,再發行可以替代法幣進行流通的貨幣。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為了防止日偽利用法幣套匯,要在節省法幣行使的同時抵制偽鈔的流通,開始允許戰區省地方銀行發行1元券或輔幣券,但規定這些鈔券只能用于敵人控制區域及作戰區域,不得在后方發行。此后,國民政府為了防止法幣被敵偽利用套匯,緩解通貨膨脹、穩定物价,還考慮過發行以田賦收入為基金的軍用票。■
此外,淪陷區法幣的內流問題也給大后方的財政經濟造成很大的壓力。早在1940年初,四聯總處擬定的金融三年計划二十九年度實施計划案中就對此有所注意,“估計現在流通于游擊區之法幣,華北約3億元,華中約10億元,華南約2億元,共計15億元,占目前流通總額三分之一。吾人必須竭力設法使此項法幣繼續流通于游擊區內。其目的不僅在維系游擊區之人心,保持我方之金融勢力,而為避免后方通貨膨脹計,亦必須保持法幣原有之流通地區。勿使流回后方,予敵偽以濫發鈔券之机會,而促成后方之通貨膨脹。”但此時,日偽仍然在利用法幣套取外匯,而且大后方的通貨膨脹程度也不算嚴重,因此國民政府依然著力于防止法幣外流。直到1941年7、8月英美封存中日兩國資金,日偽因難以利用法幣套取外匯,加大了對法幣的打壓力度,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占租界,原存于上海的外匯市場內移,日偽也不再利用法幣套取外匯,轉而開始全面推行偽幣与排斥法幣,其目的就是清理留存于淪陷區的法幣流通市場,使得局困于大后方的國民政府無法運用法幣來收購淪陷區的物資,同時又以收存的法幣向大后方搶購物資,由此出現了淪陷區法幣大量轉向大后方流通的局面,對大后方形成了嚴峻的通貨膨脹壓力。國民政府抗戰以來所奉行的限制法幣外流以避免日偽套匯的貨幣政策也失去了其實施的意義。為避免淪陷區的法幣大量內流,影響大后方的法幣流通數量,加重大后方通貨膨脹的壓力,四聯總處也開始將限制大后方的法幣流往淪陷區的禁令秘密地改為限制淪陷區的法幣流往大后方。因此,另外發行有別于法幣的關金券用于大后方的流通,使得大后方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關金券流通區域,對于實現限制法幣內流,鼓勵法幣外流淪陷區搶購物資的目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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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金券在新發行之初一度被誤以為是幣制改革,造成市面物价波動,而且在接近淪陷區的各地也出現行使困難的狀況,甚至中國、交通、農民三銀行也紛紛將其收入的關金券向中央銀行調換法幣,并且由于關金券對于法幣只能折价行使,還滋生了以關金券兌換法幣而套匯牟利的投机現象,但是在財經部門的積极干預下,關金券很快就得以順利的流通各地,漸漸的不但在偏遠的邊疆地區暢通無阻,而且還跨越了國界流通至越南等地。■


  綜上所述,關金政策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為避免稅收損失而被迫實施的一項權宜之計,通過有效的運用了貨幣結算這一金融手段,從而在財政收入上獲得了良好的功效。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繼續堅持海關金單位的稅款征收制度,而且此時的海關金單位制度在發揮原有的穩定關稅的作用的同時,還起到了抵制日偽劫奪稅款的作用。此外,國民政府還積极的擴展關金券的用途,試圖通過更大范圍的金融活動來緩解嚴重的財政經濟危机。戰時的財政在稅收短絀、借款未成的情況下,財政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募集公債与發鈔,而在這兩項根本的財政手段中,國民政府都積极主動地運用了關金政策。關金公債的發行,雖然實際銷售情況并不理想,但無論后來關金債券被用作借款還是墊款的抵押,都便利了國民政府得到急需的現金用于各項財政開支。關金券改按新定价的發行,替代法幣執行流通手段的功能,實現了貨幣的多元化,一方面抵制了日偽利用法幣向大后方搶購物資的貨幣進攻,另一方面直接向國民政府提供了維持抗戰所需的大量現款,同時也減輕了實施通貨膨脹政策時對于增發法幣的依賴,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政府繼續執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空間。由此可見,抗戰時期關金政策的實施無論是對政府籌集資金維持自身的經濟抗戰能力、安定民心,還是用于對敵經濟、抵御日本侵略方面都起了不容否認的的積极作用。(龔輝文,軍事歷史研究供稿)



[ 發布時間:2005-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