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２９日電 題：別了，九洲体育館！——一個抗震救災標本的真實記錄

　　汶川大地震將記住一個特殊的日子：６月２９日。這一天，緊急接納４万多名受災群眾避難的綿陽市九洲体育館，送走了最后一批人。

　　大地震突襲四川，這里一度充當了傳說中的“諾亞方舟”。

　　５０天來，數万張災區群眾的面孔，或悲傷，或茫然，或痛苦，或期待，一直牽動全世界的神經，揪緊全國人民的心。

　　５０天來，上千名中外記者紛至沓來，与受災群眾一起体驗了痛苦、焦慮和期待，也見證了堅強、勇敢和關愛。

　　當作別九洲体育館的時候，人們深切感到，這里就是抗震救災最生動的縮影。最悲傷的和最幸運的在這里匯集，最痛苦的和最動人的在這里交織。

　　大災中扮演“諾亞方舟”

　　有誰會想到，一年前還有人批評九洲体育館是“寂寞的体育館”，質疑這座耗資億元的体育館經常“閑置”。如今在大地震中，它卻成了受災群眾緊急避難的“諾亞方舟”。

　　５月１２日下午２時２８分，汶川大地震暴發，災難突如其來。漫天而起的塵土，遮蔽了烈日和長空。恐慌的人群，從川西北各個方向涌出。揪心的哀號和撕心裂肺的呼喚，讓天地變色、草木悲吟……

　　惊魂甫定，北川縣城的王洪芬直奔北川職業中學尋找１６歲的儿子，但她找到的是儿子的尸体。那一夜，王洪芬与丈夫絕望地看著被夷為平地的死城北川，抱頭痛哭，徹夜未眠。

　　東方放白，救災部隊一邊搶險救人，一邊組織幸存者向綿陽轉移。此時，沿途不是塌方，就是巨石。摸爬一天之后，王洪芬記不清是怎么邊哭邊走到擂鼓鎮的，后來她擠上受災群眾攔下的汽車，１３日下午輾轉來到九洲体育館。此時這里已匯集上万名受災群眾。

　　“１３日，溫總理到九洲体育館看望受災群眾后，這里就成了黑暗中的燈塔。” 体育館指揮部副指揮長熊万貴說，“此后几天，２４小時不間斷有受災群眾聞訊赶來，他們來自川西北七八個重災縣。”

　　從５月１３日到１５日，綿陽市公交公司駕駛員王道清，每天三四趟往返于綿陽与北川、平武之間。“每次，我拉的救災部隊剛下車，受災群眾就搶上來，就像春運的火車一般。可還是有不少人擠不上車，只能走。”

　　５月１９日左右，九洲体育館的受災群眾達到了最高峰，超過４万人。學生都集中安置在內館，其他人住在場館的環型屋檐下和館外空地的數千頂帳篷里。有海外媒体稱，“這里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災民避難所”。

　　体育館指揮部新聞負責人王曉剛說：“我做了２０多年的新聞宣傳工作，接待的記者不及這里的十分之一。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朝日新聞……這些平時只在网上見到的媒体，現在都來到九洲体育館。”

　　据事后統計，國內外先后有５００多批、約２０００名媒体記者到九洲体育館采訪。

　　一時間，九洲体育館成為震區災民臨時安置的代名詞。

　　体育館內那些“村長”“保姆”們

　　６月２８日，可能因為听到陌生人的聲音，８個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對母親乳汁的吮吸，將小腦瓜轉向記者。母親楊薛剛剛在臨時浴室中洗完澡，長發還不時滴著水。

　　楊薛的家在傷亡最重的北川縣城。“地震第二天我就來過這里。可那時太擠、太亂、太臟了。” 為了孩子安全，她轉而去投奔親戚。６月２日，她又返回這里。“那時有秩序了，吃的、奶粉、尿不濕都有。我和娃子還被安排住進母嬰室。”

　　從混亂無序到井井有條，帶來這些變化的，是５月１３日緊急派往九洲体育館的３００多名机關干部和隨后到來的數千名志愿者。他們被受災群眾親切地稱為“臨時村長”“臨時社長”和“臨時保姆”。

　　“几万人突然擠在一起，開始的時候特別混亂。糞便到處都是，哭聲一片。”大地震第二天，４２歲的山西股民王建紅就賣掉手中所有股票，自購２０００元的藥品，攜妻擠上開往成都的列車，來到九洲体育館當志愿者。

　　在王建紅看來，讓受災群眾最難忍受的除了饑寒、臭气和孤獨，還有無邊無際的恐懼和擔憂。入夜，一雙雙悲傷難眠的淚眼，無神地望著天空。整座体育館像一葉扁舟，在風雨和余震中飄搖，空蕩蕩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

　　“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現了短暫的管理真空。”王曉剛坦言，“但５月月１３日綿陽市緊急派到九洲体育館的數百名干部很快穩住了陣腳。”

　　干部們將相當于１８個足球場大小的九洲体育館，迅速划分為４４個社區，每個社區由一個市直部門分工，一個部門管七八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各部門干部２４小時輪班當“社長”“村長”，責任區內受災群眾的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

　　大災之下，失去了電視、网絡等現代信息渠道，人們越發渴望及時了解党和政府的救災進度。綿陽市委宣傳部迅速在体育館架起廣播站。這期間，沒有一天停播。

　　電視來了！躺在体育館的王洪芬開始還以為自己在做夢。使勁睜開眼看，是真的，電視上溫總理在沙啞地說話。他說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

　　那种久違的溫暖是如此真切。王洪芬哭了。她說這輩子都沒覺得電視這么可愛，像風雨過后見到了彩虹。她覺得總理說話的節奏，就像自己心跳的節奏。

　　隨著中央領導到來的消息傳出，像王建紅一樣的志愿者很快從全國各地匯聚九洲体育館，為災民提供從物資裝卸、發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种志愿服務。“他們幫了政府和干部的大忙！”王曉剛真誠地說。

　　盡管處于當地共青團的統一管理下，這些志愿者仍然“幫派林立”：這里有以因特网為主要媒介的“希望九洲”心理團隊志愿者，有乘坐一輛列車來的“K88”小分隊，還有收編大部分“無幫派”人士的“完美春天”志愿隊。

　　５月１９日是全國哀悼日的第一天。這場集体默哀勾起了九洲体育館數万災民的悲情。１４時２８分到來時，嘈雜的体育館一下子寂靜下來。３分鐘哀畢時，体育館頓時傳來一片哭聲。

　　“什么都能垮，就是精神不能垮。”在体育館值勤的綿陽民警李奎說。

　　“尋親牆”定格悲情歷史

　　汶川大地震至今仍有失蹤人員1．7万多人。在万人失蹤的背后，是不絕于途的尋親隊伍。

　　綿陽九洲体育館國旗下方的灰色大理石牆，平時總會被擦得干干淨淨。但地震后，這里一直被各种尺寸和色彩的尋親紙條貼滿。人們說，那是災區隨處可見的“尋親牆”。

　　在這里，“遍插茱萸少一人”已屬幸運一類。很多家庭，都是損失兩三個人以上。

　　“王麗玲，女，6歲，地震不慎走失，請速与爸爸王明聯系。”……密密麻麻的紙條，或深或淺的留言，對一些人來說，是最后一封家書，是最后一絲希望；而對所有人來說，則是大災大難的歷史記錄，是一种讓我們淚水橫飛的悲情和感動。

　　在九洲体育館，來自河南的志愿者馮輝一直在拼命地工作。地震讓他相愛多年的女友成為上万名失蹤者中的一個，從此生死兩茫茫。听到四川地震的消息后，他沒有片刻的停留，拎起包就踏上了尋找女友的漫漫長路。

　　“在災區找親人很困難。”馮輝哽咽說，“我知道‘痛失吾愛’的切膚之痛，我必須做點什么。”十多天來，馮輝作為志愿者，每天在体育館拼命地搬物資、搞防疫，并极力為尋親者四處奔波。他說：“這樣能幫助別人，也能減輕我沉重的精神壓力。”

　　在体育館的一處志愿者救助站前，一位在地震中失明的孩子的母親，拒絕了大家的善意資助，她一邊流淚一邊說：“我不要你們的錢，只想一家人能夠團聚。你們要是真心幫忙，就幫著找找孩子的爸爸吧，孩子眼看不見了，不要再讓他爸爸看不到孩子。”

　　“最害怕看到那些失望的眼神，心像針扎一樣痛！”志愿者馮輝說。

　　臨時設立的体育館廣播站不斷播發著尋親短信。王曉剛說，５０天來播發了５万多條。

　　成百上千人尋到親人后，在廣播站下的廣場空地相擁而泣。但更多尋親的人只能悵然若失。

　　我們有理由記住九洲体育館的“尋親牆”，因為它是一座“紀念碑”。它用最簡單的碑文，銘刻了人類愛和被愛的情感。它也用最殘忍的方式，告訴我們“責任”兩個字的重量。這責任，就是愛，就是守望，就是堅持。

　　复課學生發出“愛的吶喊”

　　“我要愛！”

　　當你听到這嘹亮的聲音在九洲体育館內回蕩時，你可能很難想象這震徹心扉的吶喊，來自再也無法找到父母的一些北川學生。

　　５月１８日，在体育館災民救助點，近千名學生默默凝听。“你們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体育館的几万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在一起……讓我們手牽著手站起來，大聲喊：我們在一起……” 中科院心理學專家這樣告訴孩子們。

　　“大家一定要記住，‘５·１２’地震的‘５·１２’，說的就是‘我要愛’！”專家祝卓宏高聲說。“其實我們是幸運的，還能選擇未來的路，這場災難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愛，愛父母，愛老師，愛同學，愛自己。”

　　祝卓宏讓孩子們大聲地跟著自己念“我要愛！”而孩子們的回應异常地響亮。

　　在“愛”的力量感召下，体育館附近的九洲帳篷學校短短２４小時建起。兩個白色的大帳篷由澳門捐贈，每個可以容納１５０人同時上課；而藍色的小帳篷是澳大利亞捐贈的。

　　學校每名學生都發了書包、作業本、圓珠筆等學習用具，這些物品全部是由好心人士捐贈的。而負責授課的２０余名老師來自綿陽中學和綿陽外國語學校。

　　九洲帳篷學校自５月１９日開課以來，最多時接收災區學生２０００多人，隨著受災群眾陸續返鄉，很多災區孩子也隨家長回鄉或轉學就讀。

　　九洲体育館內添置了一些運動器械，一直都有學生和小孩在蕩秋千，玩滑梯，孩子們跑來跑去，開心地鬧著，看起來正走出地震的陰影。一個美國記者看到兩個孩子在打鬧玩耍，在報道中寫道：“他們肯定能吃飽飯，否則沒這個閑心。”

　　５月２３日上午，九洲帳篷學校完成使命，在上完最后一課后，學生們轉到其他學校就讀。

　　至今，學生們都記得老師在帳篷學校第一堂課給留的特殊作業。老師說：“這份作業不要你們寫，只要你們牢牢地記住八個字：將幸運轉變成幸福。”

　　別了，九洲体育館！

　　當６月２８日記者再次來到九洲体育館時，這里只剩下不足１５００名受災群眾。已适應喧鬧的志愿者王建紅，似乎有點不習慣此刻的安靜。“我舍不得离開這里，我要做最后一名志愿者！”

　　５０天來，自稱“江湖性格”的他在這里交了很多朋友：這里的頂頭上司——工會的賈副主席；消毒點上來自東北、廣西的志愿者小兄弟；還有已熟識的災民們。

　　當年過半百的災民何大媽情真意切地對他說“有了你們，九洲就是我們的賓館”時，這個山西漢子哭了。

　　盡管到綿陽后，因為勞累他雙腿一直紅腫，從不生病的妻子中了暑，但夫妻倆都認為“來得值”。“這是我們一輩子干得最好的事儿。”說這話時，王建紅激動地揚了揚手。

　　其實，王建紅不舍的是一种大災有大愛的情感。他知道：人們終究要离開這里重建家園。

　　撤离和分流是從５月１９日開始的。“到那一天，九洲体育館已接納避難群眾近５万人，達到了极限，几乎無法管理，必須果斷采取轉移安置措施！”王曉剛說，更嚴重的是，周邊受災縣市還一直有人源源不斷地涌入，這樣根本不可持續。

　　５月１９日晚１１時，北川縣駐九洲体育館負責人、縣紀委書記文剛開始傳達撤离指令。

　　５月２４日，九洲体育館一天內就撤走６０輛大巴的受災群眾，大約有３２００人。

　　王曉剛說，受災群眾撤离体育館是有組織的。比如返鄉的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必須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安置點；二是按規定給予返鄉補助，發放彩條布等救災物資。三是自愿原則。開始走的大都是有生產自救能力的青壯年。

　　一家企業贊助的綿陽市高新區永久安置點投入使用后，十几輛公交車列隊把九洲体育館的受災群眾送過去。

　　被轉移過來的北川人王清艷，盡管感覺條件比体育館那邊好多了，卻坐臥不安：她牽挂著還在九洲体育館做志愿者的儿子。在這場大地震中，丈夫失蹤，女儿受傷，她一直和儿子相依為命。天色漸晚，她執意要到安置點路口等候儿子歸來。

　　６月２９日下午，滿載最后一批受災群眾的車輛徐徐駛出九洲体育館，馳向安縣安置點。回首這座５０天來承載他們悲歡离合的避難所，許多人再次潸然淚下。

　　撤离不僅僅是結束，更是一种開始。歷經大地震洗禮后，還有什么能擋住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的腳步呢？

　　別了，九洲体育館！作為汶川大地震的見證者，歷史將銘記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