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翠芬教授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在新中国刚诞生之际，她同爱人周廷冲院士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忠心，不怕艰苦，冲破各种险阻投向祖国，献身新中国的建设。半个多世纪以来，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我校医学院的前身之一，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便是她（他）们回到祖国的第一站。

　　艰苦的学业、远大的志向

　　黄翠芬教授１９２１年生。曾随同父亲侨居美国，后来回原籍广东台山。在家庭兄妹众多，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坚持学业，１９４０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时逢日寇入侵，在抗战过程中，她又几经辗转周折，闯过重重困难和险阻，顽强地按期修满学分，１９４４年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在陪都重庆的中央卫生院工作。她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日寇铁蹄蹂躏，百姓流离失所，国民党政府腐败堕落，激励着她立志救国。当时霍乱流行，横尸街头，惨不忍睹，她萌发了救死扶伤与细菌疫病战斗的意志，开始放弃心爱的化学，从事传染病与流行病的研究。１９４８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１９５０年获得细菌学硕士学位。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来，她与爱人周廷冲教授发自肺腑的高兴，抱着一颗“解放祖国未流血，建设祖国要多流汗”的决心，立志奔向百废待兴的祖国。

　　冲破险阻，奔向祖国

　　凡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知道，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知识界也面临着道路选择的严峻考验。有的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奔逃而去，有的急忙跑向国外，有的坚持留在国内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更有旅居国外者闻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想方设法返回祖国。黄翠芬夫妇即属于后者。她（他）们闻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巴不得插双翅，立刻飞向渴望已久的祖国。

　　可时值中美关系异常紧张，朝鲜战争即将爆发，美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麦卡锡主义”的反共逆流，他们深知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回国，将为新中国的建设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增加新中国的活力和国际影响，因此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加强了对中国学者的监视，有的被扣留、有的被软禁。中国学者专家的回国冒有很大的风险。当她（他）们提出办理出境签证时，即遭种种的无理刁难。好心的亲友劝她（他）们暂时留下来以后再办。她（他）们想：“来到异国他乡，不就是为祖国寻找一把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采集一颗现代文明的火种吗？怎么能因为遭遇困厄便改变初衷呢？”恶意的刁难和好意的劝阻，均未能改变黄翠芬夫妇回归祖国的意志和决心。最后终于选择了出高价乘货船“偷渡”的方式，并把剩余的仅有积蓄全部购买成仪器设备，作为给祖国带回的一点见面礼。

　　开始她（他）们躲在密不透风的船舱里，惊悸不安，直到驶进公海才能上甲板呼吸点自由空气。就这样在太平洋上漂泊了５６天。经过惊恐、孤寂、凄苦、难熬的５６天，终于靠近了天津大沽口海岸，当她（他）们远远看到了巡洋舰艇上飘着的五星红旗，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终于踏上了魂牵梦绕的祖国土地。华东军区卫生部宫乃泉部长（兼院长）早已派比她（他）们先期回国、已任教务长的外科专家计苏华教授在此恭候。他（她）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回祖国工作的第一站

　　山东省济南市的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是她（他）们回国工作的第一站。由于济南解放较早，华东白求恩医学院１９４８年迁入济南。解放战争仍在继续迅速进展。学校在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适应当时解放战争的需要，边建校边教学。她（他）们回国后立刻改变在国外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换上粗布衣衫，住进简陋的房间，吃着粗粮淡饭，开始挑起建校和教学的双重重担。

　　黄教授首先负责微生物教研室的建立，组织班子和筹划设备的同时，投入教学。由于战争的急需，专业和班次很多，学员的来源和水平参差不齐，又无现成的教材，备课和讲课都特别费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她逐步把讲稿编成讲义，后经华东医务生活社的支持协助，编出了正式教材，发行全国通用，为学校的发展和全国的医学教育做出了贡献；黄教授还把所得的稿酬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

　　随着情况的好转，为了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黄教授又逐步带领大家开展科学研究，首先进行了“革兰氏染色法的原理”研究，发表于医务生活杂志。接着又进行“山东乙型脑炎流行病学调查”，该文被全国第一次乙型脑炎研讨会入选，并进行了大会报告。从此带动和促进了全教研室工作人员对科学研究探索的兴趣，在黄翠芬教授带领下，全教研室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为我校医学微生物学学科的教学、建设及人才梯队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调离我校后，黄翠芬还时时关心着我校微生物学科的发展，经常接受我校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并回到学校来主持研究生答辩。

　　当年黄翠芬教授带领大家建立的微生物学教研室，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病原生物学研究所，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致瘤病毒、肝炎和包膜病毒、抗感染免疫与细胞因子、寄生虫基因技术以及抗寄生虫免疫学等的主要研究方向，科研水平居国内同类研究的前列。１９８１年获得我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被确定为病原生物学博士点，２０００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特别是近５年来发展迅速，主持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合作项目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项，省部级重大攻关项目共５项，编写高等医药院校本科、七年制和研究生教材７部，２０余项科研教学成果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已形成了一支以高学历中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仪器设备先进，图书资料和信息网络系统完善，科研经费充足。饮水思源，这一切皆起始于黄翠芬教授带领大家奠定的基础。

　　调进军医科学院，挑起更大的重担

　　由于国家的需要，１９５４年黄翠芬教授调往军事医学科学院。该院亦属初建，一切有待发展，同样需要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由于单位和任务的特殊，研究成果不能公开，论文不能发表，著作不能公开出版。当时面临美国随时可能发动的生物战和来势凶猛的大规模流行病，她主要从事微生物毒素的毒理机制及流行病综合防治的研究。在她主持下，采用国际最新的生物技术，成功的解决了众多难题，获得国家国防工委多项奖励，并于１９８７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基因工程在国际上刚刚兴起之际，年近花甲的黄教授接受了筹建我军第一个生物工程研究所的任务。为此，她又回到阔别３１年的美国，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分子遗传研究室开始紧张地学习和工作，回国时把亲友筹集赠送的近１万美元的仪器设备，捐给新筹建的实验室。她及时将分子遗传学引入微生物的综合防治研究，成立了分子遗传研究中心，打开了微生物医药防治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分子生物学方法及基因工程手段全面引入传统的军事医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防治流行病方面，黄教授主持完成“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等两种基因工程项目，以其技术先进、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明显，１９９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她还主持了国家“８６３”课题人类细菌性腹泻（痢疾、大肠干菌、霍乱）基因工程疫苗等的研究，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九十年代末期，全面参与到肿瘤分子机制和综合防治的研究，并承担了“９７３”等国家和军队的重大课题。

　　渡过困扰，意志更坚

　　“文革”中许多专家学者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和帽子，遭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她和周廷冲教授也不例外。周教授屡遭批斗，关进“牛棚”，后又“发配”到边远的贺兰山“干校”去牧羊和养猪。黄教授虽然未遭批斗、蹲“牛棚”和进“干校”，但同样是改造对象，被调到其它地方，干着又脏又累难以承受的劳力活。年幼的孩子们，或留北京，或插队农村，或随父亲去了贺兰山。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被分散的支离破碎，一家六口，天各一方。有一次黄教授去西北出差，顺便到贺兰山看望了周教授和孩子。周教授居住在一间低矮的土屋，火炕占去大半，炕上堆满了杂物，其中两只粗瓷大碗格外引人注目。周教授又瘦又黑，胡须满脸，头发蓬乱，手上裂了许多血口。黄教授禁不住流出了辛酸的眼泪。

　　这段难熬的日子令人不堪回首。尽管如此，她（他）们依然坚信党、始终不忘祖国，她（他）们从未有因回祖国而后悔，献身祖国科技建设事业的决心未曾动摇。她（他）们更担心的是祖国的命运。黄教授牢牢地记住１９６２年在鲜艳党旗下的入党誓言，与党同呼吸共命运，把一切献给党！为了党的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相信乌云总会散去，光明终会到来。

　　１９９６年正当黄翠芬教授代表课题组捧回该年度军队系统唯一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大喜日子里，与她志同道合、共同奋斗的老伴周廷冲院士突然去世。她长时间沉浸在痛苦中。领导曾劝她到外地或国外休息一段时期，也有人劝她移居美国安度晚年，她都一一谢绝。她想虽然失去了亲爱的丈夫，但是还有最亲的祖国母亲，她还要鞠躬尽瘁，继续奋斗。

　　弯腰做人桥，直腰做人梯，甘当铺路石子

　　黄教授从回国任教开始，除常规认真教学，传知识于学员外，培养过许多年轻的教师，带过许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她对学生总是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积极帮助，坚持身教重于言教，使他（她）们不仅学到知识和技能，也学会如何做人。

　　黄教授曾说：“人生是短暂的，事业是无穷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她认为科研事业，尤其是尖端科学技术，必须有雄厚的高层次后续力量，才能使自己追求的事业永不枯竭，永远兴旺发达。因此，她善于为年轻人寻找向上发展的空间，将他（她）们推上科研第一线，自己做人梯和桥梁，甘当铺路石子，期望他（她）们超过自己。

　　１９７８年为筹建全军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和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实验室，她曾不辞劳苦地各处奔跑，著名专家钱学森深受感动，支持她派出２０多位年轻人到国内８个有关的先进实验室去学习。她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和关系，先后将几十位优秀的年轻人送出国外深造，更希望他（她）们学成后回国建功立业，把血汗滴在祖国的土地上，把成果贡献给祖国，有些人现已获得各种成就奖。曾有年轻人问她当年为什么要回国时，她干脆地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硕果累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黄教授一心为了祖国，并无追求名利之意。可是在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动中。除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外，还在容许的范围内，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编著学术专著３部；教材２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４项。此外，还获得解放军一级英雄奖章及军事医学科学院伯乐奖，多次立一、二、三等功，并被授予国家级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总后勤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标兵等光荣称号。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签署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再一次指出：“黄翠芬同志是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带头人，她怀着报国之志，返回祖国后，无论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困难面前，还是在十年内乱身处逆境之中，始终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坚信不疑。她发奋学习现代技术，努力开拓新的领域……”号召“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科研战线上的同志，都要向黄翠芬同志学习。”１９９６年又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并被授予全军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在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归侨侨眷大会上又光荣当选为全国侨界“十杰”，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如今这位８３岁高龄的著名老科学家，依然风雨无阻地带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着频繁的学术和信息交流，密切关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她面带祥和微笑地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实现了当年回国的初衷报效祖国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