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是一个朝着真理奔跑的战士，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太需要像他这样的战士了。这是我和方永刚相识、相处多年感受最深的一点。
我和永刚都是辽西建平人，他家是萝卜沟乡水泉村的，因那个村姓方的多，所以也叫方家水泉。我念小学和初中就在离他家十多里的马场乡，高中的时候我们又先后在一个学校学习，所以永刚说我俩是喝一个山里的水长大的。但我真正了解他，还是在1998年，我到齐齐哈尔担任后勤分部政委工作之后。我多次请他讲课，也常和他交流，与他这种同乡、校友的关系，就发展成一种良师益友的感情。我俩之间脾气秉性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说，都是A型血，都是左撇子，都是大嗓门。但我更佩服他的勤奋和博学，他的顽强和执着，他工作的忘我和激情，还有他超常的记忆力和讲课的感染力。他这么年轻却取得那么多理论成果，我真是望尘莫及。记得在去年10月底，他打电话时提到肚子不大舒服，我劝他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为此还给210医院的王晓波院长打了个电话。11月3日，他在210医院体检时，我也在大连，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已经体检完回家了。听说没啥大事，我也就没太在意。下午他给我手机发短信息，想晚上单独和我聚一聚，我因工作排不开，也没有聚上。过了几天，大约在11月7、8号，永刚的妻子回天燕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方永刚的病确诊了，是结肠癌。大哥，救救他的命吧。”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特别难受。在迅速安排给永刚治病的同时，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地思考和自责当中。永刚这些年给我们联勤部队讲了那么多课，为什么我没有主动让他检查一下身体？这几年多次去过大连，为什么没有到他家看一看？永刚体检那天发信息说要聚一聚，为什么我就没有答应他？现在永刚都病成这样了，心里头陡升惋惜和愧疚之感。他这么年轻、这么有才，这么优秀，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也要帮帮他。特别是军委胡主席对永刚的治疗和宣传做出重要批示之后，又引发了我对永刚这个人的进一步思考。
一、永刚是一个感恩情怀很重的人，他在知恩图报中走上了追随党的创新理论的道路
永刚从小生活的那个小山村，自然条件是很差的。有一次他说，咱们家那个地方过去有句顺口溜：两山加一沟，河水常断流；重工业是砸石头，轻工业是做豆腐。他家是兄妹七个，可以想象那时生活的艰苦。再加上永刚家庭成分的历史包袱，所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应该说是既有学习快乐的回忆，也有心酸痛楚的记忆。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他考入了建平县重点高中，1981年考入了复旦大学，1985年参军成为海军一名政治教员，再后来进入国防大学深造为军事学博士。他从这些年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通过与永刚的多次交谈，我对他的成长历程有了全面了解，对他知恩图报的奋斗历程有了深刻认识。他是从很低的人生起点上起步的，每当有一点发展,他都对党充满了感激；他虽然是从农村走到了城市，但始终以大众的情结分析问题；他是复旦大学学历史的，习惯用历史的眼光观察世界；他毕业后一直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结合中，使他对党的创新理论有越来越深刻的感悟。永刚多次和我说过，他从小就对毛主席、共产党怀着一种感恩之心，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国家独立得解放，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大学时代，他对理论产生浓厚兴趣最初也源于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深切的体验，继而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也使他的教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完成了一些重大研究课题，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2003年“非典”期间，当听到胡主席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时，他半夜给教研室主任打电话，说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并且要求把这个观点在第二天的课堂上讲给学生听。当看到科学发展观受到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普遍欢迎，他特别的欢欣鼓舞。
从他的心路历程当中，我觉得，永刚对党对社会的认识有一个由感恩到感悟的过程；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有一个由深思到深刻的过程；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有一个带着任务宣讲到带着感情宣传的过程。也可以说，永刚这20多年的成长是与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相伴的，与党的创新理论走向成熟相伴的，他是新时期、新理论培育出的先进典型。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他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种知恩、感恩和报恩的情结。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忠心地拥护党、一心一意跟着党，这种渗透在骨髓里的感恩情怀，是他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原动力，也是他坚定人生选择，创造辉煌业绩、书写绚丽人生的力量源泉。感恩的情结，如果说最初还是一种朴素感情，那么随着对党的认识的不断加深，这种感恩之心就逐步升华为强烈的报恩之举。他的人生历程，就是在感恩中朝着真理奔跑，在报恩中为着真理奉献的奋斗历程。
二、永刚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他在博学细研中理解和掌握党的创新理论
2002年我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时，接到了永刚的电话，他说要到国防大学攻读军事学博士。我请他吃饭时，跟他开玩笑说，你的知识够渊博的了，当老师带我都足够用了，还考啥博士。他跟我讲，要当个好教员，没有文化知识底蕴，根本弄不透理论、更讲不好理论。我也是从事过多年的理论教育工作，也深感把课讲好不容易，把每一堂课都讲好更不容易。而他的课之所以讲得生动、能打动听众，很重要的原因是知识面宽、信息量大、联系实际紧、与现实贴得近。这与他平时的刻苦是分不开的。在大学四年里，他不仅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毛泽东四卷，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84本小说，广泛涉猎了中国哲学史、东西方思想史以及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这使他理论视野非常开阔。永刚虽说是院校培养出来的博士，但他不仅坚持向书本学、向同行学，更注重向实践学、向群众学。记得那是2001年10月份，他到齐齐哈尔给我们分部官兵授课。课前他先要到机关找干部了解大家的思想反映和接受能力，晚上他又和我交流对讲课所涉及问题的看法，直到深夜。然后他又上网了解最新的时事要闻和理论动态。第二天，在课堂上他都是用部队最近发生的事实去阐释理论，干部战士非常爱听，而且一开始就鼓励大家敢于对他的讲课提问题，课后还找政治部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听取大家对他讲课的反映。
这些年来，他正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从内容与体系的把握中，从中外各种文化的比较中，真正融会贯通地掌握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时俱进地跟上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步伐。永刚能够用自己的学识之舟通向理论，用自己的知识之窗诠释理论，用自己的敏锐之眼解读理论，用自己的方式方法讲解理论，这就使党的创新理论融化为自己的灵魂和血肉，转化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升华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力量。
三、永刚是一个贴近大众口味的人，他在通俗简明中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永刚的显著特点不仅在于他对真理的坚定信仰中，而且在于他对真理的真情普及上。这些年,他在超额完成学校教学和研究任务的同时，挤出时间，走入座座军营，走向广阔的社会，到处倾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光我们沈阳军区联勤部队听他讲课，就有十几个课题，百余个团以上单位，160多个场次，几万听众。在与永刚的多次交谈中，我感悟到，如何抓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武装群众的工作，是永刚多年身体力行研究探索的问题。他讲，从本质上说，党的创新理论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所当然会受到人民群众接受和欢迎。但这并不等于理论完全可以靠群众自发地掌握，必须有好的领导示范、好的教员去传播，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他感到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理论转化问题，说白了就是怎样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群众心中，变成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特别是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国内腐朽思想文化的不良影响，也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带来的负面效应，还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都给理论向实践转化带来了难度。这既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难题所在，更是责任所在。使命就是生命，责任高于一切。为此，他把抓好理论的传播和转化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为了把理论讲透彻，让群众听明白，他注重用真挚的态度，通俗的语言，科学的立场，灵活的方法来讲解，努力把难懂的问题变成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使不同层次的听众都能享受到雅俗共赏的“精神快餐”。
我们联勤部的同志说他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科普专家”、“平民教授”、“大众学者”。我感到，他讲课的效果可以用“五个效应”来概括：一是一气呵成的“评书”效应。有一次我问永刚，你怎么讲课不用稿，就像说评书一样。他说，小时候没有多少书看，就特别爱听广播里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等说评书，参军后也把这种说评书的风格带到了讲课中。永刚讲课从不拖泥带水、从不照本宣科、从不断章取义，不管是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不管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局势，不管是社会改革还是军事变革，他都能像讲评书一样，环环相扣、前后贯通，给大家留下了意犹未尽的感觉。二是潺潺涌动的“泉水”效应。人们常讲，要想给别人一杯水，首先自己得有一桶水。永刚讲课给人的感觉不仅水量大，而且水质好，是来自生活的源头活水、是听众所需要的新鲜之水、健康之水。他给大家讲的形势是最新的，讲的知识是最前沿的，讲的道理是最容易懂的，讲的事例是离听众最近的，听了以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三是激情迸发的“炉火”效应。数九寒冬，过去的东北农村每家都生火盆，让人在寒冷的冬天主动靠近、感受温暖。听过永刚讲课的人都说，他讲的每一堂课都充满激情。他一站到讲台上就精神，一见到学员、听众就兴奋，就像刚刚点燃的炉火越烧越旺。他不仅用理论武装人，用道理说服人，用知识启迪人，更为可贵的是用激情感染人，用人格魅力征服人。有的人参加教育好走神，但听他讲课都能听得入神。四是能放能收的“风筝”效应。永刚知识面宽，讲课方法活，不仅能放得开而且能收得住。有时为了把一个道理讲清楚，他经常运用大量鲜活的事例，但不管怎么讲都是为了理论观点服务，对听众负责。一些教员讲课怕学生提问题，给自己出难题。可永刚不但不怕，而且喜欢这种互动方式。他就像一个放风筝的艺人，随着风向变化随时调整角度，随着风力大小适时调整高度，随心所欲，收放自如。五是众口可调的“厨师”效应。在给部队讲课时，面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文化层次的听众群体，他能围绕他们关心的话题讲，运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讲，能让文化程度高的人听出新意，让文化水平低的人听出兴趣，能让每个人都听出滋味、有所收获。刚开始，他给部队讲课时，我们也担心过讲课的效果，但从官兵全神贯注听讲的神态中，从官兵不断记笔记的动作中，从官兵一遍遍热烈的掌声中，感受到了这种众口可调的“厨师”效应。
四、永刚是一个意志特别顽强的人，他在乐观和忘我中践行着党的创新理论
我觉得，永刚既是个平常人，也是个非常不平常的人。说他平常，因为他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有平常人的生活追求；说他不平常，因为他经历了许多平常人没有经历过的磨难，创造了平常人难以创造的奇迹。永刚是在两个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是从小艰苦的生活环境，一个是艰苦的学习环境，正是这两个艰苦环境培养了他不屈不挠、拼搏向上的精神。上了大学，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科学理论武装又使他信念和意志变得无比坚定，应该说这是当代青年非常宝贵的一种品格。我了解到永刚曾先后4次住院，每次都乐观面对，特别是1997年5月那次车祸，当时脖子差一点就断了，永刚说他住院108天，医院实际记载是109天。医生用钻在他的脑袋上钻了两个眼，下了两个钩，吊了16磅的秤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永刚在头和脖子都被拧了螺丝的情况下，读了43本书，完成了30万字的《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专著。更难得的是，永刚这次结肠癌住院也能够坦然面对。他这种乐观精神不是现在才有的，更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他经历多次磨难形成的，是他内在品质的外在反映。
回顾永刚的成长和奋斗历程，可以说他是在加班加点中耗费心血，是在日夜操劳中透支健康，是在无私奉献中谱写精彩人生。记得2001年，联勤部组织“三个代表”宣讲团下部队巡回宣讲。当时永刚虽然是比较年轻的教员，但却担任着四人宣讲团中最重的任务。在半个月时间里，他走了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锦州、大连等七个城市，讲了八场。在我们40分部机关讲课时，当时我在分部当政委，由于他讲的非常好，官兵积极性非常高，他又主动为我们增加了两场，内容是《“911”后的国际局势走向和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政策分析》。讲完课后赶到哈尔滨时，他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当时211医院及时为他做了口腔吸入，建议他休息不要再讲了，但下午他又继续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辅导报告。他说，我有时也感到身体不适，但这种不适已完全被一种喜悦冲淡了。去年11月初，永刚住院检查发现得了癌症，据专家讲他的病至少在半年前就应该有感觉。可他带着病痛仍坚守在教学岗位第一线，仍奔走在传播创新理论的征程中，仍沉浸在理论教学和传播理论给他带来的快乐中。他身上表现的这种不辱使命、尽心尽力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给人们思想带来激荡的情况下，需要培育这种精神；在推进新军事变革、加速军队建设转型的形势下，需要提倡这种精神；在集中精力谋打赢、履行军队新使命的背景下，也需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
永刚课讲得好，根本在于党的创新理论好，也在于他自己做得好、自身形象好。有一回周围的同志问我，大家为什么都喜欢方教授，我说，方永刚的形象是至少有信仰、知识和人品这三根柱子支撑着的。应该说，他学的透彻，说的深刻；信的坚定，爱的自觉；讲的明白，做的实在。这正是当前许多人所缺少的，也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所在。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觉永刚很“真”、很简单、很本色、很坦率，既有一付“热心肠”，也是一个“直筒子”。他不仅真情传播理论，而且真实地表现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有一次，永刚的爱人回天燕对我说：“大哥，永刚这个人啊，他从来不怕别人给他找麻烦。但反过来，他也从来不怕给别人找麻烦。”事实上也真是这样，为了解答大家的问题，他从来不怕别人麻烦自己；为了把一个问题搞清楚，他也从来不怕麻烦别人。永刚的优秀品格启示我们，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贯彻，真学是基础、真信是关键、真做是根本。群众不但听你讲得怎么样，更看你做得怎么样。只有把真理力量、人格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表里如一、知行统一，群众才能真正信服，才能使理论在实践中焕发出巨大威力。
总之，通过和永刚的接触和了解，我认为他具有感恩图报的人生态度、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激情似火的人格魅力和意志如钢的优秀品格。他是英雄海军的优秀人才，是联勤部队的良师益友，是人民军队的时代先锋。他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坚定信仰党的创新理论的优秀战士、通俗解读党的创新理论的军旅博士、忘我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无畏勇士、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的忠诚卫士。
永刚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真希望永刚早日康复，重返他挚爱的教学岗位，继续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