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伦理学是从总体上、联系上、发展上全面把握整个军人道德现象的科学。自从这门科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创建以来，全军和全国理论界对它的肯定性的价值评价、学科定位和它的发展轨迹，已载入科学史册。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对军人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军人伦理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开辟了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面对时代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军人伦理学的研究应当与时俱进，从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上做出积极的、时代的、科学的伦理回应。

　　军人伦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军人伦理学作为一门原创性的交叉学科在中国蓬勃兴起，既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是由军人伦理学学科的性质和特殊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规定的。

　　（一）时代的学科“骄子”：军人伦理学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军人伦理学是军事领域的道德哲学，是实践的呼唤、科学的智慧和道德之光互动共融的时代结晶。

　　道德科学的蓬勃发展催生着军人伦理学。80年代中期，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我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内外环境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从而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1986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就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决议。而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科学的道德理论既是引导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础，又是精神文明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客观需求，把道德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推向了时代的前列。伦理学成为了时代的“显学”。在道德科学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伦理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也引发军事道德科学的变革，从而孕育了军人伦理学。

　　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推动着军人伦理学理论创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精神文明建设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军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官兵，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军人。要实现此目标，就必须立足于军队道德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伦理学的研究，以道德理论创新的优秀成果回应军队精神文明建设。

　　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军人伦理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我军是先进分子为主体的群体，在道德建设上历来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实践首先是在人民军队中获得集中体现，科学的道德观首先是在人民军队中获得普及，而后推广到全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道德建设日益与全社会的道德建设融为一体。因此，加强军人伦理学研究，创建我军特色的军人伦理学，是普及和发展先进道德文化，推进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军队院校的教学改革把创建军人伦理学的客观诉求变成了现实。加强军队道德建设，一方面提出了创建新生学科——军人伦理学的要求，另一方面提出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干部队伍即具有科学道德理论知识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干部队伍的要求。军校是科研和培养干部的基地，创建军人伦理学，开辟军人伦理学新讲台，是军校教育的责任。1986年，总政向院校理论工作者下达了实施“创建军人伦理学工程”的指示；次年，我国第一部《军人伦理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标志着军人伦理学新学科的诞生。与此同时，在总政宣传部和空军宣传部的指导下，开办了首届军人伦理学师资培训班，为陆、海、空各院校培养了80余名教师。从此，军人伦理学登上了全军院校的讲台，开辟了教学与科研的新领域。

　　（二）军人伦理学的学科特质

　　如何确定一门学科的性质，是关系到这门学科能否正确定位的重要学术问题，也是关系学科创新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军人伦理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实践科学。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理论伦理学、职业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军人伦理学的内在规定性，在本质上决定了它具有区别于其他任何伦理学的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职业性与广泛社会性的统一。毋庸置疑，军人伦理学是一门职业伦理学。但是在其性质上它又与一般职业伦理学有着显著区别。一般职业伦理学的显著特征是它的职业性，而军人伦理学，不仅具有职业性的特征，而且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特征。这是因为：其一，军人的职业价值最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军人的职业系于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安危祸福。军人伦理是为提升军人的职业价值服务的，亦即为实现和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军人伦理所具有的社会认同感最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其二，军人的职业岗位最具有广泛接轨于社会各职业层面的通联性。就职业分工来说，军队就是一个社会。社会上的三百六十行，几乎每一行都可以在军事职业中找到它的缩影，而且社会上有的“行”最初就是从军事职业中分化出来的。军地职业的接轨必然带来职业道德的接轨、渗透、借鉴和同步发展。其三，军事职业的主体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流动性。军人来自社会，最终绝大多数又回到社会上来。职业主体与社会的交互流动性越大，该职业伦理对社会的渗透、辐射效应就越强。主体的社会（公民）——军队（军人）——社会（公民）的流动和角色转换，有效地推进了军人伦理的社会化。

　　第二，阶级性与国家至上性的统一。任何军队都是阶级的、国家的军队，都隶属于一定阶级和国家。因此，任何时期、任何国度的军人伦理都体现了阶级意志和国家意志。鲜明的阶级性与国家至上性的统一，是军人伦理学区别于其他任何职业伦理学的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军人伦理学的阶级与国家属性主要表现在军人道德理论以什么阶级的思想体系作指导、军人道德原则规范所体现的阶级和国家的价值指向性以及军人道德实践的活动所服从和服务于利益主体的规定性。军人伦理的阶级与国家属性所体现的价值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道德实践活动中，也可能出现道德二律背反或两难选择，这是阶级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发生冲突、阶级的道德意志和道德真理性的冲突造成的。冲突不是对统一性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统一的破解，是使统一性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军人伦理的阶级性通常表现为一种党性，如我军伦理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念、道德要求等。西方有些国家的军人伦理在现象上好像不以政党的利益为导向，实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党性原则。因为国家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西方所谓轮流执政的各党并非是多阶级的政党，实质上只不过是同一个阶级的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而已。所以，在军人伦理的价值指向上，仍然体现了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统一性。

　　（三）当代中国军人伦理学的定位

　　当代中国军人伦理学（简称我军军人伦理学）不仅有别于一般职业伦理学，而且与一般军人伦理学相比较，又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正确定位我军军人伦理学，不仅是开展比较伦理学研究的需要，而且是提升它的时代价值、坚持正确理论和实践导向的需要。

　　第一，我军军人伦理学的学科定位。我军军人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的二级学科、哲学的三级学科，并载入了我国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史册。我军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和第一个伦理学硕士点都把此学科的研究规定为招生方向。我军的军人伦理学又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在我国军事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意义。从研究对象和任务上看，军人伦理学又是军队政治工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军人伦理学的研究，是使我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使之更科学化、系统化的一项重要工作。”[1]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学博士点的奠基方向之一也是以军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为主旨的。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从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规律和使命来看，加强军人伦理学学科建设，对于思想政治建设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二，我军军人伦理学的理论定位。我军的军人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完整化、体系化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人民军队中，并获得普遍实践形式。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的军人道德实践过程，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军人道德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体系的特殊形式；军人伦理学实质上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它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我军的军人伦理学不仅内涵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我军军人伦理学的实践定位。军人伦理学不仅是一门理论科学，更是一门实践科学。它不仅是在实践中产生、实践中发展的，而且只有付诸实践，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也才能真正地把军人伦理学变成一门科学。从实践意义上说，丰富多彩的军人道德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军人伦理学长篇之作。道德是在善与恶的对立中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从“把握世界”的意义上来说，军人伦理学就是一部扬善抑恶、知耻尚荣的道德实践学。我军军人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定位都揭示：它的实践空间比其它任何职业伦理学都广阔得多。它那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理论和要求，不只限于军事领域，对于其他职业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道德生活都具有普遍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导向意义。

　　中国特色的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

　　要使军人伦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有自身科学的体系建构。由于不同国情、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军队性质不同，军人伦理学的体系建构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军人伦理学体系。

　　（一）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基本依据

　　弄清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基本依据，是建构军人伦理学科学体系的逻辑前提。只有依据之真，才有实现体系建构之科学的可能。作者认为，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基本依据应该从军人道德结构的特殊性中去寻找。这是因为，军人伦理学是以军人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军人道德结构的特殊性决定军人伦理学体系的特殊性。因此，建构军人伦理学的体系，首先应当弄清军人道德结构的特殊性。

　　依据之一：军人道德现象结构的特殊性。军人道德现象是军人道德生活中的一切表现形式，是军人与军人、人民、集体、党和国家等方面道德关系的表现，主要包括道德意识现象、道德规范现象和道德活动现象三个基本层次。军人道德意识是指军人反映道德关系的心理过程和在道德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军人鲜明特征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理论等的总和。军人道德规范是指在军事生活中形成的规范和评价军人道德行为的一系列准则。军人道德活动现象是指军人活动中所有能够用善恶、荣辱、正义与非正义等来评价的军人个体和群体行为，以及培养军人道德品质的活动，包括军人的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道德选择、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军人道德现象（即形式）结构，是构建军人伦理学体系基本框架的重要依据。

　　依据之二：军人道德内涵结构的特殊性。军人道德内涵结构是军人道德本质的一种规定和存在，是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内在依据。军人道德的本质是由军队的性质规定的。因此，不同性质的军队有其不同的军人道德内涵结构，因而也有其不同内在结构的军人伦理学体系。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规定了军人道德的人民性、职业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的层次结构特征。因此，我军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必须考虑到军人的公民道德、与军人特殊使命相适应的军人职业道德、先进分子的道德三个伦理层面的理论、规范和实践内涵。关于军人道德内在结构的层次性，国内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其一，强调先进分子的道德层次，否认公民道德层次。认为我军是先进分子构成的群体，道德建设的层次必须定在先进性上。其二，强调广泛性道德层次，认为我军道德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道德水准，因而对先进分子道德层次持保留态度。其三，认为军人道德就是军人的职业道德，不能把它与公民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即共产主义道德混同在一起。这三种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

　　正确认识军人道德内涵层次的关键是对道德主体的正确定位。一是定好公民位，作为公民的军人，模范履行公民道德本身就是先进性要求的应有之义。二是定好军人位。强化军人职业道德意识；三是定好先进分子位，坚持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道德，不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它“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 毫无疑问，在以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斗争形式的中国，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道德必然首先在人民军队中获得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军的军人伦理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总之，“三个定位”的道德层次结构，就是以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为特征的军人道德体系结构。这一特征，是决定建构我军特色军人伦理学体系的内在根据。

　　（二）中国特色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维度及内容

　　军队道德建设实践需要是我军军人伦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根本出发点。军队道德建设的维度有三：即军人道德理论体系建设、军人道德规范体系建设、军人道德实践体系建设。军人道德建设的三个维度亦即是我军军人伦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基本维度。

　　维度之一：军人道德理论体系。我军军人道德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任务是探讨军人道德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阐明我军道德的继承性、开放性和先进性及其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首先，以军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即军人道德为逻辑起点，揭示军人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一般职业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系，通过比较弄清军人伦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期确立军人伦理学特有的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研究任务和方法。其次，研究军人道德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主要内容，从历史维度揭示一般军人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不同社会形态的军人道德结构，分析其糟粕与精华，为我军道德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第三，探讨军人道德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理论，从空间维度揭示军人道德发展的规律以及军人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第四，阐释我军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研究我军道德体系与先进分子道德体系即（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揭示我军道德理论即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中国化。第五，从我军道德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军人道德的认识，正确定位军人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揭示我军道德建设要走在全社会最前列的理论根据。以上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军人道德（逻辑起点）——纵向联系（历史继承性）——横向联系（社会开放性）——我军道德（本质规定性、先进性）。

　　维度之二：军人道德规范体系。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指导下，吸取传统军人道德精华、借鉴外国军队伦理建设的经验，建立适合我军性质和特点的军人道德规范体系，是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核心工程。军人道德规范体系是由军人道德根本原则、基本规范等一系列准则构成的，是军人在职业生活、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律令，也可以说是内化为军人道德自律的他律体系。军人道德根本原则是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因此，是建构道德规范体系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我军道德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是统帅其他道德规范的最高定律，其他道德规范如爱国主义、革命人道主义、尊干爱兵、拥政爱民、艰苦奋斗、爱军习武、坚守气节、文明礼貌以及军人的岗位道德准则、婚姻家庭道德要求和军人的战争观、义务观、气节观、荣辱观、幸福观等，都是在根本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本原则和一系列规范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道德规范体系的整体框架，揭示了道德规范体系的丰富内涵。

　　维度之三：军人道德实践体系。道德实践体系亦称为道德活动体系。军人道德实践是指军人活动中所有能够用道德范畴来评价军人（个体或群体）行为，以及培养军人道德品质、达到一定道德境界而进行的军人个人或群体活动。因此，军人的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道德选择、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活动，是构成军人道德实践体系的主要内容。建构军人道德实践体系，重在实践机制、可操作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军人道德实践体系是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归宿。军人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归根到底来自军人道德实践，并服务和服从于道德实践。因此，道德实践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求要在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指导下进行，而且要求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建构必须以道德实践为标准，用道德实践检验和修正。所以，按照军人理论学体系建构的整体思路，丰富和完善道德理论、道德规范体系，亦是建构军人道德实践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

　　总之，军队道德建设的理论维度、规范维度、实践维度是在互动中实现统一的。这一客观现实性，是军人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基础。军人伦理学体系的逻辑性、整体性、科学性必须建立在“三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以是否符合其“三个维度”的要求为基本标准。

　　新世纪军人伦理学学科发展展望

　　自从第一部我军特色的军人伦理学问世，军人伦理学的研究颇为军队和地方学术界所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的历史条件对军人伦理学的研究将提出什么新要求？学科建设将往何处发展？理论创新将会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研究方法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有利于把握学科的理论前沿，引导学科发展方向，对于推进军人伦理学学科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一）兼容与超越：破解军人伦理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新世纪的到来，把中国军人伦理带入了异军突起、创新发展的机遇期。要抓住机遇创新发展，解决好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之辨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紧迫。

　　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是直接影响军人伦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争议颇多、莫衷一是的难题。上个世纪90年代伊始，在北京召开的国内首届以军事伦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军队和地方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就是二者的关系问题。此难题至今尚未破解，被称之为军人伦理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有的学者认为，军人伦理学从属于军事伦理学，或者把军人伦理学称之为军事伦理学的分支。这是值得商榷的。军事伦理学以军事道德为研究对象，军人伦理学以军人道德为研究对象。张岱年先生指出：“军事道德即作战时应遵守的道德，军人道德即作为将帅和士卒应遵守的道德。”[2]前者可谓“用武”之德，后者可谓“从武”之德，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规定了学科的分属性。因此，不能把军人伦理学视为军事伦理学的附属，在体系建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应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但是，军人伦理学与军事伦理学在其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相互交叉兼容之处。首先，研究对象的交叉兼容。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虽然相对独立，但都与军事生活相联系，都是为完成一定的军事任务而产生和发展的。不过，军事道德生活全部存在于军事领域；而军人道德生活虽然主要存在于军事领域，但不只如此，它还存在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各领域中。这就是说，军事伦理学仅限于研究军事领域的道德现象，而军人伦理学不仅要观照军事领域，还要观照社会公共生活及婚姻家庭生活领域（即研究军人的社会公德和军人的婚姻家庭道德）。但是就两者对军事道德生活领域的观照来说，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军人道德体系中与军事生活相适应的军人职业道德（亦可称之为军人的军事道德——军人道德体系的核心层次）和军事道德体系中的军人道德（军事道德的核心层次）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军人伦理学称之为军事伦理学亦无不可。

　　其次，研究对象的主体交叉兼容。军人伦理学研究对象（即军人道德）的主体——“军人”是很明确的，但军事伦理学研究对象（即军事道德）的主体似乎被“军事”之“事”所淹没，往往使学者在研究军事伦理学时片面强调了“事”的伦理，而忽视人在“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研究思路有悖于“以人为本”的伦理本质，有把学科建设引向误区的可能。道德是人的一种实践精神，军事道德和军人道德也同样都是人的一种实践精神。毫无疑问，无论军人伦理学还是军事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主体都是人。见“事”不见人或重物轻人的军事伦理学，都是有悖于科学的。

　　当然，军事道德主体和军人道德主体在层次上并不是完全同一的。如军事决策伦理、核伦理、战争伦理、生化武器伦理等军事伦理的主体性多是表现在高层人物和决策集团中。但是，就实践主体的主要成分而言，仍然是军人。张岱年先生对军事道德（即“作战时应遵守的道德”）的界定，同样揭示了军事道德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军人。因为无论在何种战争样式的情况下，军人永远是参战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道德也就是军人道德；军事伦理学亦可称之为军人伦理学。

　　世界新军事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对军人道德生活的影响，以及我军道德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军队道德生活的实践，都要求我们：建设以军人道德为主体、兼容军事道德内涵的军人伦理学，是比较符合新世纪军情、国情的选择，也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军人伦理学研究从经验性走向科学理性的新超越。

　　（二）国防伦理：以军人伦理学为核心的新生学科群在崛起

　　在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之辨中，一个新的概念——“国防伦理”产生了。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同属国防领域的伦理学。国防伦理学即是研究国防领域全部道德现象的科学，这一概念的产生，不仅弭争了军事伦理与军人伦理、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之辨，而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上开拓了军人伦理学研究的新视域。以军人伦理学为核心的国防伦理学学科群将在新世纪崛起。

　　“国防伦理”这一概念始见于1996年5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拙文《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文中首次使用了“国防伦理”，并由此衍生出“国防伦理观”、“国防伦理关系”两个概念。1999年出版的拙著《中华武德通史》中多处使用了国防伦理概念。所谓武德即指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二者均属国防领域的道德现象。因而，国防伦理应当而且也可以涵盖军事伦理与军人伦理的全部内涵与外延。也许正是鉴于此，1999年5月3日《中国国防报》发表了晓理为《中华武德通史》写的题为《国防伦理教育的成功之作》的书评。文中又由“国防伦理”衍生了“国防伦理教育”、“国防伦理精神”、“国防伦理资源”等新概念。2002年南京政治学院把“国防伦理文化”正式规定为博士生的研究方向面向全国公开招生；并相继发表了多篇以国防伦理为主旨的论文。从研究趋向看，以军人伦理学为核心的国防伦理学学科群在迅速崛起，正向着规模化、体系化、社会化健康发展。

　　国防伦理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是它首先应当作为一个新生学科群向全社会展示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毋庸置疑，这个学科群必然是从军人伦理学学科基础上衍生的，并以军人伦理学为核心的。国防不只是军队的事，它是全民的防务。因此，国防伦理学学科建设也不只是军队的事，也不仅仅属于军事科学，应当把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重要课题，作为全民国防思想建设的重要工程，以“大学科、大战略”的整体观念来发展好、建设好。

　　把国防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群来建设，基本思路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加强国防伦理学学科的本体理论的研究。军人伦理学既是国防伦理学科群的核心，也是本体理论之本体，需要根据军人道德实践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新的分支学科。继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军人伦理学》、《军人职业道德》、《当代中国军事伦理学》、《军人价值论》、《军人伦理学新编》、《军人道德》、《军官伦理学》、《革命军人思想品德修养》、《军事伦理学研究》、《毛泽东与军队武德》、《军人德育研究》等著作。进入新世纪，已相继出版了《军人思想道德修养》、《当代军人伦理学》、《武德价值论》、《新时期军人道德品质培养论》等著作。武德人格、国防爱国主义、战争伦理、数字化与国防伦理精神、新军事革命对军人伦理观的影响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从整体上把国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尚待努力。

　　其二，加强国防伦理史的研究。目前这个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重要成果，如“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华武德通史》、《中华武德镜鉴》、《中华武德名论》和《中华兵林传统武德观览》、《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等，尚有《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历史研究》、《学术月刊》、《道德与文明》、《孙子学刊》等刊物发表的一系列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等。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局限在军事领域，对社会（国民）层面的国防伦理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可望在新世纪有新的突破。

　　其三，加强国防伦理学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上个世纪末曾出版了《飞行员道德修养》、《军队医务道德修养》等。新世纪伊始形成了并颁布全军实施的《军人道德规范》，相继出版了《军队道德建设》和《军人道德规范丛书》（8册）两部重要著作；新军事革命与军队道德建设、军人消费伦理等研究已初见成效。但是对军人道德心理建设、军事医学伦理、军队管理伦理、核伦理、生化武器伦理、国防经济伦理以及全民的国防伦理精神建设、“双拥”文化建设等还缺乏研究。其四，加强对外国的国防伦理文化研究。虽然发表了几篇关于外军的军事伦理、军人伦理方面的文章，但总体来看是比较薄弱的，很有加强的必要。

　　总之，以军人伦理学为核心的国防伦理学研究和学科群的建设，在新世纪是大有作为而且应当有所作为的。

　　（三）建设高品位军人伦理学人才高地

　　人才是治国治军之本，同样也是军人伦理学学科发展之本。继上世纪80年代全军军人伦理学师资培训班之后，全军院校特别是中、初级指挥院校都配备了军人伦理学学科的专职教师，有不少院校还成立了名称不一的军人伦理学教学组或教研室，一支有较高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学科建设队伍初现规模。但是，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对军人伦理学学科建设的新要求，还必须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努力塑造一支高品位的军人伦理学教学、研究和应用型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人力资源整合。要将现有队伍进行必要的整合，以形成合力，重点攻关重大课题和难题。多年来，总政对军人伦理学人才队伍建设和力量的整合很关心，建立了“军人伦理学协作区”，定期（一年一度）召开研讨会，交流教学和科研经验，研讨军人伦理学学科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明确主攻方向。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运用好这一条件。“协作区”一定要体现协作，同时还要加强“协作区”之间的联系，打破区与区不相往来的隔离状态。另外，仅依靠一年一度的区会还是不够的，要重视建立校与校及个人之间的学术联系，重视经常性、随机性的协作。此外，还要扩大同地方的学术交流，充分利用全社会的伦理文化资源发展自身。

　　其次，加强高层次伦理人才培养。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全军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学位点的“军人伦理学研究”方向开始面向全国招生，之后又有多所院校先后设点招生。至1995年全军第一个以中华武德文化、军人伦理学原理、军队道德建设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伦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创建；同时以军人伦理学为主旨的博士生研究方向列入了国防大学政治工作学首批博士生招生计划。新世纪诞生的全军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点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点，也都将军人伦理学的研究规定为招生方向。应该说，军人伦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已初具规模，并且培养了50余名博、硕士生，目前在读博、硕士生尚有40余名。但是，培养规模还需要在巩固中稳步发展，培养质量有待于更快提高。这是新世纪军人伦理学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再次，关键在转变观念。一是在生源素质上，要改变重“科班”轻跨学科、专业（所谓半路出家）的观念，尤其是对理工科技专业的生源，要给以充分重视。二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改变重教学研究型轻实践应用型的观念，把为部队输送优秀高层次复合型应用人才放在首位。三是在学术理念上，要克服经院式和媚俗式两种倾向，确立以理论创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最高学术标准的观念。其四，在知识结构上，要克服重通用伦理学科知识轻军队和国防特色的倾向，确立以是否符合军队和国防建设需要为最高业务素质考核标准的观念。

　　展望新世纪，一个以军人伦理为核心的国防伦理学学科群即将崛起，一支具有适应军队和国防伦理文化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将在新世纪放射出更加灿烂的道德光华。

　　注 释：

　　[1] 王联斌：《加强军人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1986年第3期
　　[2] 张岱年：《〈中华武德通史〉“序”》，《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 王联斌主编 ，《 军人伦理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王伟，夏伟东主编，《军人伦理学新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3] 军事伦理学研究编委会，《军事伦理学研究》，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
　　[4] 俞振山，《军官伦理学》，济南，黄河出版社，1996
　　[5] 总政宣传部，《军人思想道德修养》，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
　　[6] 王联斌，徐德清，王宏君主编，《军队道德建设》，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7] 顾智明著，《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
　　[8] 王联斌著，《中华武德通史》，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9] 王联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3（5）

　　（本文载《军事科学》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联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