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富国（右四）和战友手拉手，踏过中越边境一块清排完毕的雷场。杨 萌摄

杜富国负伤一个月后，扫雷军人继续奋战在南疆扫雷一线——

英雄，永远不会独自前行

■欧阳治民 姚劲杰 解放军报记者 钱晓虎

当军绿色的运兵车排成一个车队，有序行驶在街道上，54岁的村民盘金良会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岁月。那是1984年，还是民兵的他扛着担架上阵地，运送伤员。

清晨7点30分，两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救护车从南部战区陆军扫雷大队扫雷四队营区驶出，沿街摊贩和乡亲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挥手致意。这场景像极了当年。

这里是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与邻国仅一山之隔。那场战争已经过去近40年了，战争带来的创伤至今随处可见。在猛硐乡，总能看到失去双脚，或者小腿被截去的人。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约130万枚地雷遍布161个混乱雷场，它们隐匿在农田或山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雷性能已经极不稳定，一场大雨、一块碎石，都可能导致地雷爆炸。

战争遗留下来的雷患，让不少村寨成了“地雷村”。猛硐乡近2万余亩耕地因雷患而撂荒，影响着当地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制约着当地经济建设发展。

杜富国参加的中越边境第三次大规模扫雷任务，自2015年启动。参加此次扫雷行动的官兵主动请战，到边境扫雷。他们是清一色的90后，27岁的杜富国只是其中的一员。

“擦干眼泪，我会继续奋战”

从营区前往杜富国负伤的坝子雷场途中，道路外侧以及山崖上印有骷髅标志的石碑随处可见，“雷区，禁止入内”的醒目大字，让人不寒而栗。

山路绵延10余公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位于老山主峰之下的坝子雷场。

杜富国的战友、扫雷四队官兵正在一个斜坡上搜排地雷，扫雷器发出的“滴滴”警报声，此起彼伏。

一旦探测到金属，在退后10厘米的地方，插上小红旗，官兵们或蹲或趴，用探雷针沿着45度角轻轻测探。确定位置后，再用小刷子慢慢刷去浮土，直到一枚地雷浮现。整个作业过程，必须谨慎细致，官兵与死神近在咫尺。

今年22岁的中士窦希望，与杜富国感情要好。杜富国负伤后，他日夜守护在战友床前。坝子雷场清排任务重启后，他含泪惜别杜富国，继续参加排雷作业。

走下雷场，摘下防爆头盔，窦希望的头发已被汗水浸湿。提到战友杜富国，他沉默许久：“他是我兄弟，他不能参加的任务，我们会帮他完成。”

也许是内心的伤口还没愈合，窦希望不想再重复那惨烈的一幕。作业休息时间不长，他匆匆喝上几口水，再次走上雷场。

雷场外，一辆军用救护车照旧守在那里，车内的军医做出随时冲锋的姿势。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说：“真希望再也用不上它。”

10月11日，李华健和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一起抬着担架，将负伤的杜富国抬上救护车。杜富国以微弱的声音说：“能不能把我的鞋脱了。”那一刻，李华健的心一沉，“那时他可能就感觉不到双手，想知道脚怎么样了。”

亲眼目睹杜富国负伤，李华健心里难过。即使在一个多月后，他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李华健的家乡就在麻栗坡，曾两次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排雷的艰险，他比谁都清楚。2015年，部队第三次接受执行维和任务时，正赶上组建扫雷队。这一次，李华健选择了“扫家乡的雷”。

“黎巴嫩的雷场，地雷位置都有草图，用探雷器按图索骥，像拔萝卜一样，定点清除。与黎巴嫩相比，中越边境雷场更为复杂。这，考验着扫雷军人的技术和胆魄。”李华健说。

危急关头，杜富国用身体护住战友艾岩。此刻雷场上的艾岩，肩负着杜富国的嘱托：替我坚守下去，我等着你们凯旋。“没有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我。”艾岩说，“擦干眼泪，我会继续奋战。”

杜富国所在的五班班长刘贵涛，家在麻栗坡天保镇，从小在雷场旁长大，爷爷触雷离世，一家老小饱受雷患之苦。3年前，原本在边防连队服役的刘贵涛听到组建扫雷队的消息，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他一次次在家门口的雷场排雷，却很少回家探望：“雷患不除，何以为家？一定要让战争的伤害止于我辈。”

扫雷二队原教导员杜文凯出征雷场时，已达最高服役年限。为了参加扫雷，他请求超期服役。参加扫雷任务以来，他上雷场走在最前、撤下雷场走在最后，把危险留给自己，“我的军旅人生是从扫雷开始的，雷没排完，我不离开。”

英雄，永远不会独自前行。除了杜富国，还有更多官兵奋战在扫雷战场上。

“坝子雷场已彻底清排完毕，移交当地政府。”11月16日，坝子雷场验收完毕后，艾岩前往医院探望杜富国。得知战友凯旋的消息，病床上的杜富国，脸上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