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走向前台，从此有法可依
情报活动古已有之，早至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至CIA、克格勃、摩萨德等机构的存在，一部国家机器中，情报工作始终属于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国家情报法本身并非凭空出现，其缘起于我国1993年出台的旧版《国家安全法》。
情报问题研究者、华侨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黄日涵认为，旧版《国家安全法》主要侧重反间谍工作，而2014年中国领导人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明确了我国要构建集11种“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因此，2015年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法》被修订为一部涵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性法律。
而包括国家情报法草案和2014年已出台的《反间谍法》，则成为《国家安全法》框架下的细化补充，有关国家安全范畴的我国法律体系正在经历一个再修订、再完善、再提升的过程。事实上，有关国家情报法草案的讨论也是与《反间谍法》同时进行的。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表示：“（未来出台的国家情报法）将使得情报工作从无法可依变成有法可依，弥补过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缺少情报法的短板，这将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一步。”
具体关注国家情报法草案，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院长、《情报杂志》主编张薇认为，草案出台本身即是对国家情报工作重要意义的认可，“草案”的发布让多年来带着神秘色彩、处于隐蔽状态下的国家情报机构和国家情报工作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有法可依的行动，并受法律保护。
尽管对情报工作人员、信息、内容等的保密也同样是法律的要求，但作为相关体系建构的基础，立法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自然也不该在这些领域留下盲区。
当然，“草案”之所以谓之“草案”，在于抛砖引玉以供修改。学界也正就此展开大量讨论。如立足立法宗旨层面，刘跃进认为草案主要提及维护国家利益，而未涉及发展问题，但今天情报的价值已不仅是为国家安全提供参考咨询，有时对国家发展起到的作用更为基础，因此有必要在宗旨高度加入“发展”的概念。
刘跃进还举例说，草案中涉及“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国家安全机关”等表述也存在一定的模糊，也许可以斟酌调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下，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大概念，现行相应部门称谓可能也需要在逻辑、理论和法律上做到严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