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在辽宁工作时的项与年。
1936年，莫雄弃守毕节，配合红军长征。图为国民党军上司议处莫雄的电报。
提前长征
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其实并不是得到这份情报才产生的。
蒋介石实施的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9月就开始了。国民党军步步紧逼，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在得到“铁桶计划”的情报之前，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已经让中央意识到了危险。
早在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在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据李德所著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记载，1934年5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个观点。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决定报共产国际批准。随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备领导战略转移。但在当时，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没有执行，红军仍在同国民党军鏖战。同年8月，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开始。
李德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8月计划，预定红军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但是，如果红军的突围时间真的按照原计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那么蒋介石发动的最后总攻很可能就不是“扑个空”了。
莫雄和项与年提供的“铁桶计划”情报，在最关键的时间节点送到了中央手中。情报的决定性作用，是促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这样描述：“看到这份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敌军将合围成功，红军很难脱身。”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及机关直属队共约8万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即便是尚未完全实现的“铁桶”合围，也让红军的突围付出了惨烈代价。
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12月1日红军浴血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
突破四道封锁线，红军跳出了“铁桶”，但是危险仍未离开，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被蒋介石看破，一路围追堵截，试图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随后强渡乌江，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如果“铁桶计划”的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等到蒋介石完成全部部署，那么长征能不能开始、红军能不能突围，可能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蒋介石的“铁桶”再结实，也终究成了一只“漏桶”。在这只“铁桶”上凿出最大窟窿的莫雄，很明白自己此举是押上了身家性命。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庆幸：“幸而他们（项与年等）干得都很漂亮，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可能连蒋介石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铁桶计划”功亏一篑是因为提前泄密，他也没有怀疑到莫雄头上。不过，红军长征开始将近半年后，1935年春的一天，蒋介石的一纸电令还是把莫雄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份电令让莫雄马上乘飞机前往贵阳，没有说出任何因由。莫雄心里没底，找刘哑佛商量对策。刘哑佛考虑少顷，给莫雄分析道：“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只要吩咐你到省城开会，在那里就能抓你，用不着叫你去贵阳。莫大哥尽管放心去。”
莫雄依言飞到贵阳。果然，蒋介石毫不知情，调莫雄到贵阳是给他派了个新差事——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相对而言，还算有所“提拔”，手下的人马升级为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
莫雄到毕节上任，把赣北第四区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带了过去，其中包括刘哑佛、卢志英等中共地下党员。
在毕节，莫雄又遇到了长征途中的红军，他也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与共产党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