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莫雄（前排右二）随广东政协代表团赴京期间，受到叶剑英元帅（前排正中）的亲切接见并合照留影。
敲掉门牙送情报
“铁桶计划”究竟如何送到层层包围中的中央苏区？除了《莫雄回忆录》中的记载，还有多个版本。
1996年7月，纪念项与年的文集《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即将出版，习仲勋同志欣然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他（项与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同样记载了这份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情报。关于送交情报的过程，书中的说法是：“并由项与年日夜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员连夜送往瑞金。”
在这三个版本的讲述者中，习仲勋同志对项与年最熟悉了解。1938年，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项与年任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两人结下了深厚革命友情。项与年后人撰写的怀念文章讲述这段历史时，更为详细地披露了其中惊心动魄的细节。
莫雄把“铁桶计划”完整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晚，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深知这份情报生死攸关，必须马上送交党中央，容不得一点闪失。三人商定，由项与年亲自运送情报。这是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人中，项与年有着最丰富的地下斗争和临敌处置经验。
项与年是福建省连城县人，老家与中央苏区相距不远。他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后进入中央特科三科工作。三科又名行动科，即为著名的特科“红队”、“打狗队”。项与年曾参与武装劫囚车营救彭湃，但那次行动因囚车提前经过而没能实施，彭湃不幸遇害。不过，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被“红队”惩处，项与年就是行动执行人之一。
三人连夜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这条路线与南昌至连城的路线有很大重合，给说着一口连城客家话的项与年提供了很恰当的掩护。
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带着情报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一身教书匠模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哨卡。他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
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项与年心急如焚。他深知自己怀揣的这份情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敌人的“铁桶”正越箍越紧，每耽搁一天，都可能失去最后的生机。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自己面门拍下。血流满面，4颗门牙混着血沫被吐了出来。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到达瑞金。
这份系着八万红军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由项与年亲手交到红军总政委、“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手中。
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
